美国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员工因为薪水问题准备进行罢工，公司里的几个部门打算一同罢工休业，给公司的管理者施加压力，逼迫对方同意员工提出来的加薪条件。可是在罢工开始的那一天，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活动，原因很简单，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明白一个道理，当更多的司机参加罢工活动时，道路上的出租车就会减少，那么没有参加罢工的司机就可以拉到更多的顾客。部分出租车司机意识到当自己采取背叛同伴的策略，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时，对他们来说，与其花费大量成本（时间、精力、放弃生意）来罢工，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多拉几个客人来得实惠，何况罢工也不一定会让出租车公司屈服，到时候可能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而另外，为了诱导部分司机“叛变”，出租车公司很早就设定了一种机制，即当市场上的用车需求量增加，且明显超出了出租车司机所能承受的数量时，就会启动“浮动定价”，每公里的收费会上升，公司分给司机的提成也会增加，这对那些不参加罢工的司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实，对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是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罪犯被分别囚禁在不同的监狱里进行审讯，两个人之间无法进行交流，因此根本没有可能串通，更不清楚对方的具体想法，因此在审讯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坦白罪行”和“拒不承认罪行”。如果两个人都坦白的话，他们都将获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不承认罪行，由于证据不充分，他们将各自获刑1年；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承认，那么坦白的人将当庭释放，拒不承认的那一个人将获刑10年。

　　每一个罪犯都会意识到如果两个人都不承认罪行，那么由于证据不充分，两个人最多在监狱中待上1年。可是在不清楚彼此的想法时，每一个罪犯都会担心当自己不承认罪行的时候，对方会直接选择坦白，这样一来对方就可以被释放，而自己将会获刑10年。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两个人基本上都会选择坦白。

　　囚徒困境在经济学中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许多经济学现象本身就存在囚徒困境，比如管理者在处理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或者下达一个容易被反对的任务时，可能会利用员工之间的信息不通畅进行分化管理，从而让员工处于一种彼此防备的状态，这样反而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管理团队。企业之间在进行价格战的时候，往往也会产生类似的博弈，在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的时候，由于担心其他企业会率先降价，企业往往会通过先降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销量。

　　比如市场上有几个商家都在出售榴梿，为了确保大家的效益最大化，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商谈稳定价格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更大限度地提升效益。可是在缺乏沟通且担心稳定价格会影响销量（对市场需求不够了解）的前提下，商家往往会对自己的营收情况进行分析：如果大家都不降价，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效益；如果大家都在降价，那么效益就会减少，但是由于销量会增加一些，收益缩水不大；如果一方坚持原有价格，其他商家则偷偷降价，那么其他商家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稳定价格的商人将会遭受重大损失。在不确定其他商人会不会进行降价的情况下，各个商家肯定会选择降价策略，因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囚徒困境实际上是理性人做出的一个效益并非最高的决策，参与博弈的人虽然都在想方设法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至少他们做出决策时最先考虑的一定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都主张追求以个人利益为先，可是在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恰恰容易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这个时候，参与博弈的各方反而会陷入困境。

　　这是社会机制下的一个常态，人们通常都会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损人不利己的决策。许多人会单纯地认为这是一个信息沟通不畅引起的“事故”，但假设所有的商家事前都进行了沟通，商定所有的榴梿都不能降价，那么就一定不会出现背叛者吗？不一定。每一个商家都是理性人，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同样会产生“降价就会带来销量”的想法，因为这其中涉及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有的商家手里的榴梿很多，卖不掉的话就会烂掉，其他量少的商家自然可以保持价格稳定，但是自己存货那么多，一旦打不开销路就会错失挣钱的机会，因此必须适当降价。又或者有的商家平时缺少市场和客户，品牌也不够响亮，用同等价位卖榴梿，销量上肯定会吃亏，这个时候，他觉得保持高价位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虽然信息沟通可以有效打破囚徒困境，但那只是在理论层面的行为而已，现实生活中的情况通常要更加复杂一些。也许所有的商家需要成立一个商会，并约法三章，也许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规定：谁偷偷降价的话，就要罚款处理。但是商家是否愿意签订类似的规章制度呢？其他在条文之外的商家是否会趁机打乱市场部署呢？一切都是未知数。

　　无论如何，对于任何参与博弈的人来说，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更应该了解和分析他人的处境，然后做出最佳的选择，谨防陷入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