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家自诩人类导师，一本正经地教育民众，却始终没明白教什么。除了追名逐利，他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年轻时代的十年之中，我拥有一些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如果有机会我会详细讲述。

　　那时我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虽然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努力寻找为善之道，却得不到任何帮助。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当我把隐藏在心底深处的这个愿望表露出来时，得到的却是世人的蔑视和讥笑。而每当我沉湎于可憎的情欲，总能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我的贪图虚荣、追名逐利、渔猎财色、骄傲自满、性格暴躁、挟私报复……一切行径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我渐渐地变得像成年人，同时感觉世人只有赞同而没有反对。

　　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非常善良，比任何人都纯洁，但总希望我去找一个有夫之妇，并与她发生暧昧关系。她经常对我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再没有比和体面的女人**更好的办法了。”她还鼓励我去做一名副官，甚至是皇帝的副官。在她看来，我最大的幸福是与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以便得到更多的农奴。

　　回首过去的岁月，记忆里充满惶恐、厌恶和揪心的痛苦。战争中[23岁的托尔斯泰同哥哥一起参与俄罗斯入侵高加索的战役。托尔斯泰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同时对拼命抵抗的高加索土著居民感到可惜。他反对暴力，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将高加索并入俄罗斯。这是他“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起源。]我残忍地杀戮，下套引诱对手决斗，而后杀死他。在赌博中输掉钱财，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对其残酷处罚。我荒**无耻、偷鸡摸狗、谎话连篇、信口雌黄、私通旁族、酗酒无度、凶残暴戾、草菅人命……所有罪行我一样都没落下，却因此受到人们的夸奖。无论过去，甚至现在，我的同龄人都一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虚度了十年。

　　十年里，出于对虚荣和金钱的追求，我开始了写作。我的作品写的都是生活里发生的事，但为了获得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而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出来。就是这样。我把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的背后，一次又一次殚精竭虑地写作，并且乐此不疲。

　　最终，我达到了目的，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战争结束后，我27岁，来到彼得堡，开始和作家们有了来往[托尔斯泰27岁时认识了丘特切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彼得堡文学界人士。但他反对对他们的盲目崇拜，也反对作家们自诩为人民导师。]。他们很快把我当成自己人，努力地讨好我、取悦我，给我极大的荣誉。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认清所处的环境，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很快被“作家圈子”同化了，过去为改善自己而做出的努力白白浪费了。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持。

　　生活越来越美好，有思想的作家们要积极参与并引领生活。身边的作家们信奉这样的处世之道。自诩有思想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教化人类。那么问题来了，“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化什么呢？”别担心，自然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清楚，咱们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潜移默化实现的。

　　我被人们冠以“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我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作为艺术家、诗人，我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却不知道教的是什么。这不妨碍人们因此给我金钱，让我拥有锦衣玉食、豪宅美女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时间久了，世人都认为：只要我教的，就是好的。

　　对诗歌意义和生命发展的认同，也是作家信仰的一种，我一度沦为它狂热的信徒。作为信徒能获得很多好处，我也乐享其成。长期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年、两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对这种信仰产生了怀疑，并且开始检视它是否正确。

　　首先我发现，信徒之间暗藏矛盾。有一部分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为人师表，传授的知识都是生活必需，其他人教的都不对；另一部分人则反驳，说他们才拥有真才实学，其他人教的是邪门歪道。他们相互争论、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他们彼此欺骗，弄虚作假。还有一撮人，貌似作壁上观，不关心谁是谁非，其实巴不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此种种，让我不得不去怀疑信仰的真实性。

　　在怀疑信仰真实性的同时，我开始认真地观察那些创作者，最终确信，几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们，都是一群没有良知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品格低下的坏人，比我过去在寻欢作乐或是当兵时见到的人还要坏得多。但是他们自信满满，自我感觉良好，除非真正高尚的人或无知者才能做到这样。我开始讨厌这类人，同时也讨厌自己——因为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就是用来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欺骗，并且否认了它，但我还是接受了“老师、艺术家、诗人”这些人们赋予的头衔。虽然不知道教什么，但我依旧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诗人，是艺术家，能教任何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这些人身上传染了一种高傲和疯狂的自信，这种自信还与日俱增，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笃信教化人类是自己的使命，虽然依然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回想起那时的自己和那些人（那样的人现在已成千上万）的心境，我觉得有些愧疚、恐惧甚至很可笑，感觉就像身处疯人院。

　　那时候，我们坚信文学是全人类的福音，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演讲、写作和发表的速度和数量。成千上万的我们一边相互否认、谩骂，一边写作和出版，一边教育别人。我们没有察觉，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对“善”与“恶”这两个生活中最简单问题的解答，也不清楚从哪里入手。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谦虚地倾听，只顾七嘴八舌地吵嚷；有时也会迁就和夸奖，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迁就和夸奖；很多时候争吵升级，彼此大声喊叫，试图在嗓门儿上压过他人，就像疯人院的疯子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无数的作品，邮局则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广而告之。我们努力地教化他人，还总是觉得教化的时间太短，教授的内容也太少，感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因此大为光火。

　　不可思议，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们隐藏了一个初衷，那就是尽可能多获得名利。为了追名逐利，我们将一切抛诸脑后，拼命地创作书稿、写专栏。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目的，但为了工作能够持续，以及确保我们的重要地位，还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撑。于是，我们编造这样的理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是发展的进步的。所有的发展进步都需要文化的传播来完成，而文化传播的好坏反映在书籍、报纸的发行量上。我们通过著述和发表获得稿酬，赢得尊重，成为世上最最有用、最最好的人。

　　如果我们都没有反对意见的话，这个理论应该很有帮助。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个人想法是这样，另一个人却截然相反，所以迫使我们反省这观点是否正确。然而，人们支付稿酬，同伴给予夸奖，导致我们坚定自信。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的言谈举止其实与精神病院的病人没什么差别，然而当时我只对此产生了一丝模糊的怀疑。像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精神病，除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