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我的母亲，我就这样说：她是一个永远快乐的人。

　　十来年前她患病，很重，放疗化疗输液输血什么都经过，之所以没挨刀，只是因为据医生说，她那时的病，已进入到一个不能开刀的什么期了。她在肿瘤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刚发现病情时，她哭了一大场，悲戚戚地跟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一大圈电话，通报自己得了恶疾并作告别，但一进入病房，发现同病同患者竟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为他们治疗的医护人员很是尽心尽力足可信任，她也就很快释然，恢复了快乐心态，成了那一个层面里最配合治疗的模范病人。我每次去看她，不是见她在愉快地跟病友闲聊，就是听她有滋有味地叙述医院里给她作的种种治疗过程，不但俨然成了个通晓医术的专家，而且还对医护人员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年之后，她竟就逐渐康复。按中国习俗，我们在她七十九虚岁那年，为她举行了一次号称八十大寿的生日庆宴。在宴席上，她神清气爽，面色红润地频频站起，接受大家对她的举杯祝贺，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起码要年轻十岁。

　　在我看来，她的康复，除了医治得当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快乐心态以及在快乐心态基础上长年坚持的体育锻炼。

　　她向来好动，不喜静。病前她是上海滩进入新时期之后最早的一批老年迪斯科积极分子。那时候她已年近七十，可还是每天清晨到江西路九江路交界口的一个名叫“小花园”的地方去蹦跳。跟她在一起的有许多老阿姨。她们有一个很专业的老师，是从很专业的岗位上退下来的，自编自导地教她们一些像是擦玻璃和拖地板之类的迪斯科动作。我曾去看过几次。几十个穿得花花绿绿的阿姨们组成一个大方阵，齐刷刷地扭、跺脚，移动过来，像是大兵压境似的，蔚为壮观。我家老母是这个方阵中忠实的一员。

　　后来她得病住院，很抗得起那些在杀灭病害的同时又极为摧残人体的种种治疗措施，没有像别人那样，因为治病而垮倒于副作用，医生说，这与她良好的身体资质有关。

　　病愈出院之后，我老母从来也没有中辍过她的锻炼。

　　当然，迪斯科是不去跳的了。她是个很会审时度势的人，明白这相对激烈的项目已于她不宜。况且，她乔迁新居，住人了高层，而那片地方的体育爱好者，好像不太欣赏西式迪斯科而更钟情于传统民族特色的太极、元极、木兰、香功之类。她于是就加入了每日清晨操练于茵茵绿草地上的“元极”大队。一练就是数年。我听她说，这“元极”是一种集武功与舞蹈于一体的软体操，幅度虽不大，牵动的肢体却是全方位的。一组“元极”下来。即便是冬日，全身也会微微出汗。我曾问她会不会太累人了，她却说，不累一累还能叫锻炼？此话令我这个怕累而向来躲避锻炼的女儿，只好汗颜而闭嘴。

　　老母的锻炼并不局限于这“元极”。她每天都在她的卧室里坚持二十分钟的“搁腿”。她的“搁腿”之术很简单，也就是将一条腿搁高而已，有时候搁**，有时候搁椅上，另一条腿则笔直地兀立于地。因为这个常做不懈的“搁腿”，她腿部的韧带很松：弯下腰去，两掌竟可以触地！我也曾试过搁搁我的腿，一试，却发现难度很大：两条腿同时伸直于我最多只能坚持三两分钟，然后便是左腿直了右腿曲了，右腿直了左腿弯——顾此失彼，奇形怪状地显丑了。老母七八十岁的人还能这么“金鸡独立”，实在让我佩服。

　　除此之外，她还一日不爽地做着某一种“气功”。做这“气功”时她播放一盒录音磁带。那音带组合了十数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民族乐曲，很是好听的。与乐曲同时传出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发出“肝脏，正常！”“肛门，提上！”等等指令。虽然我这个没有悟性不得感应的人每每聆听这一音带时总是免不了毛骨悚然，从内心深处涌出怀疑和滑稽感，但是，我只要回过头去看一看我的老母，看着她含着微笑、合着那音乐的节拍，在摇头、摆手、弯腰、下蹲，甚至极有节奏地绕着家室厅堂里的那张餐桌小跑转圈，我就不能不敛神屏气，肃然起敬——我并不想恭维这一大喊着提上肛门的“气功”，我只是对我老母带着快乐的心态，因地制宜，借他山之石为己所用的精神，产生了由衷的叹服和认同。

　　快乐心态的基础是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母亲一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在磨难中还能保持住一定的快乐心态，应该说是她能够挺过磨难的原因之一。她幼时丧父，与我外祖母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外祖母是个文盲，生活无着落时到工厂做工，学龄前的我母亲就只能在工厂门外的垃圾堆旁等候，一整天，手里拿着一点充作午饭的干粮，哪里有如今的幼儿园孩子哭着赖着不愿去上学的幸福。外婆说，幼时的母亲总是笑眯眯的，将她放在工厂门口，她自己会找别的孩子们玩，等着妈妈放工出来。外婆还说，直到有一次她出厂门，见到我母亲因为饿急了，正在啃咬着一截从垃圾堆里捡拾来的甘蔗头，她才下决心再嫁了，以求女儿的基本的温饱和安定。外婆的那段婚姻没维持多久，但却造就了我母亲读到初中的文化。我母亲快乐地生活和学习，一直到她十六岁时走上社会，乌鸦反哺可以赡养自己的娘。她的文化给了她一辈子的生活技能：她做过护士、文书、教师，一度当过职业中学的教导主任，所以在我们所居住的弄堂里，人们都是尊称她为“富老师”的，一直到她老。

　　拥有快乐心态的她也就拥有着良好的性格。她好静，练就一笔好字。我见过她写的一页小楷，与书店里卖的字帖几无二致。听我外祖母说过，小时她练字，手握毛笔埋头于案可以两三个钟头，从来也没见她厌倦过。我想起我和我儿子对待练字的态度了。我们都是将这项中国人应备的基本功视作苦役的。于是我们就像过了长江的土豆因退化而愈种愈小，写出的字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到了换笔使用电脑的今天，采用了各式先进输入法后，我们的字更是每况愈下，有时甚至到了想不起来这字该怎么写的地步。当然，写不出好字来并不能反证我们都没了好心态，可是想想我的妈，在只能勉强度日且无有书法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却能自学成才地写出那规范工整的准小楷字帖，那能不与她良好的心态有关吗？

　　好静的她于是就能够做得一手好女红。我们现在说起“女红”这二字，能懂得其内容包括能将这个“红”字念准了的人，好像是不多了。姑娘少妇甚或大姨姥姥们都到时装店或是“ShoppingMall”去逛，找现成的，能有几个用自己的手做几针女红来装扮自己或是自己的家？偶尔听到见到做女红的，我们都得尊称她们为“工艺大师”，还为她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在我外婆我妈她们那个年代，女子不会女红活，就是如今的大学生不识电脑输入法了。我妈精通数种女红。她会用五彩丝线绣出一对在水里凫着的鸳鸯，活灵灵地，然后拿绣着它们的布做成枕套，床于是就艳丽而生动；她自己会裁剪缝纫，我们姐弟四个的衣裤，有许多都是她自己制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困难时期，买布要凭票，每人一年的份额也就只够做个小裤头罢，我妈却很天才地觅得两个装面粉的布袋，居然在染染剪剪缝缝后，以手工给我做了一条包紧屁股的小裤脚长裤。我穿了这时髦的瘦腿裤去华东师大报到，因为它的特别的合身和摩登，成了我大学五年的最爱，一直穿到两个膝盖都打了补钉还不舍得扔掉，用以与男朋友会面时的打扮。她最拿手的手工活是织毛线。从她那儿我懂得了“平针”和“上下针”的区别，还听到看到了一种叫“阿尔巴尼亚针”的，于是知道了毛线的织法是如此地变化无穷。她可以将毛线的两个断头放在膝盖上前后搓一搓，变魔术一般连接起来，几乎看不出拼接而且照样可以韧韧地用以编织。竹针和绒线在她的手指间舞动，让别人看得眼花缭乱，她却可以不看着手中的活一边编织一边看书读报，盲打。

　　回忆起我母亲编织毛线时的形象，一幕让我终身难忘的情景重又浮现到了眼前。还是那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六十年代初。额定的粮食供应和匮乏之至的副食品，让农村出现了饥荒，让虽然有着最基本保障的城里的人也到了食不果腹的边缘。对于我们这样拥有着四个七至十七岁的生长发育期孩子，也就是拥有着四个无底洞般的胃的家庭，一日里的三餐，实在是当家人揪心难度的关。我至今记得那稀得可以照脸的粥。那粥将我的胃撑大撑大再撑大，让读着高三的我，终日里处在半饿不饿之间，每到下课后的中午，我都是三步并作两步地扑回家中，一步两三个台阶地上到三楼，为的就是能够快快地喝到那两大碗的稀粥。那年头出了不少节粮发明家，比如如何能让同样数量的米“发”出不同量的饭来；如何才能“瓜菜代”，即以不是粮的东西代替粮的功能等等。我记得我妈经过多次实践后，也发明出了一种在不增加米量而增加水量的前提下，将稀饭烧得不那么清水寡汤——那就是先将米烧成饭，然后再二次加工，将那饭熬成粥。据妈说，这样的烧法，虽然费点煤，但由于饭粒在二次加工后能涨化得更充分，所以喝起来会更“稠”一些。于是，我家里专门备着一个大大的“淘箩”，用以盛放那还需作第二次加工的米饭。米饭是干干的、硬硬的，一坨坨的，白亮白亮地闪着诱人的光。我那天中午跑回家中，进入外间，就在桌上看见了它。我的胃里所有的馋虫刹那间全部蠕动了起来。房内没有人。明知这是全家的饭，可是我无法抑制住偷食的欲望。我抓起了一大块饭团，塞进我拼命张大的嘴。我快乐地吞着咽着噎着。可是几乎是同时，我看见了坐在里屋房内的妈。我家是二居室。里屋套在外屋内。母亲正坐在房内的床边织着毛线。她在等着我回来。可是我嘴里含着饭团。我感到了我母亲的目光。是的，她看见了我，看见了我正在偷食。可是，母亲的目光只是像一闪而过的电，她很快就收回，很快就低头，很快就作出了正在专心致志地干着活儿的姿态。她向她的女儿、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传递出了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不知道的信息。她给这个女儿原谅和安慰。她让这个已经长大的女儿维持住了应该具有的自尊。

　　许多年后，我曾问过我母亲，是不是记得你的女儿曾经偷过米饭，而且是在最不应该偷食的年代。她却只是笑，说道记不起来了。或许她真的是记不起了。可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这一幕，不能忘却她的目光、她的低头、她专心致志地编织着的姿态——那种专心，在具有“盲打”技能的她，其实是根本用不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宽容和呵护。

　　母亲的性格中还有活泼灵动的一面。她会多种乐器，比如二胡吹笛什么的，口琴吹得尤好。丈夫当年与我谈恋爱，母亲一听说他还会拉个二胡，马上让他试一曲，很有点面试的意思。后来熟了，在某个周末，还搞过一个小小家庭音乐会，中西合璧的，我吹笛，妈吹口琴，毛脚女婿拉二胡，我兄弟们则敲的敲唱的唱，乐曲当然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一类的主旋律，全家快乐得可以。母亲到步入老年后成为老年迪斯科的爱好者，有着她性格爱好的基础。甚至，在“卡拉OK”风靡一时时，我老母也会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参与其乐的基本要领。她从来不走音走调。她节奏感旋律感都强，按着字幕的拉动吐字，一旦超前或是滞后了会自动调整，每每令她的先锋前沿的孙辈们吃惊不已。一直到她去世前不久，在我家的客厅里，她还和着一曲“潇洒走一回”的曲子，翩翩起舞，跳的是迪斯科的节奏——只是需要我在她的身后护驾了，有好几次，她险乎倾倒于地，我得拦腰将她抱住了。我大弟摄下了那场面。母亲快乐的面容和舞姿，已成为我们永远的纪念。

　　母亲不是伟人，不是英雄，无甚可资留存的业绩。可是她坚韧、善良、大度、乐观，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惧贵凌弱，不屈膝逢迎，境遇好时不仗势欺人，挫折艰难时不自暴自弃，这种种品格，以她的遗传因子浸润到了我们的骨肉之中。我和我的兄弟们、子孙们所做的一切，如果说对社会有益，都源于我母亲对我们的养育和她那良好品格和性格的熏陶。我感谢上苍赐予我一个永远快乐的好母亲。

　　2007年6月8日母亲逝世三周年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