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原子弹”的大门豁然被推开，无论这是凶险无比的雷区，还是草木皆枯的荒漠，他都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地第一个踏入了！从拾人牙慧到自主创新，以学习和配合为主要任务的他，转瞬间必须挑起天大的担子。巨大的舞台，因苏联专家的忽然撤走而无比空旷，现在，是将空旷彻底变成荒野，还是从此演绎崭新的传奇？一大批英雄几乎是一夜之间赫然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凝视着的这块空地上！而他，是其中的龙头！没有犹豫，无须思考，他等的就是这一天！

　　1986年5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邓稼先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这是他一生“仕途”的顶峰了。位列副部级领导，他可以“安心”地在301医院南楼养病了。

　　临终之前的这次重要任命，是对邓稼先历史功绩和领导水平的充分肯定。

　　很显然，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安慰”。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邓稼先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对见惯了大场面的他来说，对洞悉了生与死的他来说，对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他来说，老杜之“富贵于我如浮云”是一种毫不矫情的写照。

　　画外音：

　　我这一生似乎跟“大场面”结上了缘。那第一朵、第二朵、第三朵乃至一共15朵雄奇的蘑菇云，世上有多少人能距离如此之近？

　　但是，好像这并不能算做真正的大场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的确惊天动地，的确大家都哭天抹泪，每个人都像极了玩儿到疯狂的孩子，但看到的第一瞬间，我居然感觉到的是亲切！真的，就是亲切，就像我多年失散的一个亲戚，今天忽然在我家门口敲门一样，就是这样。于是，它在我心里最终只定格成一幅画面，当然是世上最完美无暇的一幅画。

　　氢弹爆炸算是大场面吗？虽然，你们早晚有一天都会知道，氢弹的制作跟原子弹相比，那不是量级递增的关系，那是又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地，原子弹只是氢弹的一个“扳机”！更何况，不比原子弹还多少汲取了苏联“老大哥”的一些资料，咱们的氢弹完全是纯粹的自有产权！而之间只有两年零七个月的时光，难道不够让人自豪吗？但是，有了6年琢磨原子弹研制的强大力量和丰富经验，在我的记忆中，氢弹爆炸无非是开了一朵更大更炫目的蘑菇云，有着更粗壮的尘柱，有着更厚重的菌顶而已。结果还是我预料到的，在它爆炸之前，我的脑子里已看到了它的璀璨，它的惊人，所以，我激动，我狂吼，我瘫软，但那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场面，跟原子弹爆炸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它同样出现了上万次，是的，说白了，第二朵蘑菇云几乎就长在了我的脑子里。

　　你说对了，我心目中的大场面，当然也不是1984年在竖井中成功爆炸的二代核武器，尽管你们对此都模糊得多，尽管二代核武器的战术威力是原子弹和氢弹所无法比拟的，但你读我的诗就能知道，这一切已经水到渠成了：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

　　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用尽20年的气力，无论制造出多么惊人的声响，你都不会激动得发疯的，只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意料之中了。

　　画外音：

　　对我来说，当那冲天一飞的大火球映入我眼帘时，我窒息了，不由自主地倒在戈壁滩上的砂石地上，当时我的脑海里没有喜悦，只有一个词，我们“成功”了。当时罗布泊上所有的人，反应应该都是一样的，喜悦，那是在“成功”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不光是我躺倒在地上，他们也都躺倒在了地上，我们的脚都拼命地、胡乱地蹬着，在戈壁滩上蹬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坑，很多人把鞋都蹬掉了，穿着袜子还在那蹬着，眼泪已经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模糊了我们的心，这首先是委屈的泪水、愤懑的泪水，接着是自强不息的泪水，是无比骄傲的泪水，最后涌出的泪水才是喜悦的泪水。袜子蹬掉了，蹬漏了，一双双光着的脚丫子还在蹬着，常规的鼓掌和欢呼是不够劲儿的，只有这种疯狂的举动，才能让我们在渺无人烟的戈壁大漠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发泄着我们那一刻极其复杂的情绪和情感！

　　是的，不是这些爆炸，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无论是大气层爆炸还是地下核爆炸，无论是平洞试验，还是竖井试验。这些惊心动魄的核爆炸，我参加了二十多次！虽然，跟外国做试验的次数比，我们的试验太少太少，但对我来说，这个数字不算少了。有15次，还是我签的字，还是我在现场负责。但这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各个都是满弓上的箭头，只管射出去就是了。我们穿过风穿过雨，这一生在不停地穿行，箭头呼啸，将空气一次次地撕裂；锈了，我们自己互相擦；折了，我们自己互相接，我们就是一根根箭，射出去，射出去！

　　然后，终于我钝了，钝成今天这一副模样！

　　我没老，我只是很累。有些事情你是躲不过去的，因为我是邓稼先。所以你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才是大场面。像今天，现在，就在我的床边，就是一种大场面。这才是大场面啊！

　　我要说，这的确是大场面，甚至是大得不能再大的大场面，尽管现在还无人欢庆，你别诧异，你早晚会懂，它为什么比22年前举国欢呼的场面还要大。

　　此一时，彼一时也。

　　场面大不在于漂亮，更不在于人多，在于重要。

　　28年，把一个壮硕的青年变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邓稼先见惯了普通人艳羡不已的“大场面”，并且第15次成为这种难得一见的大场面的现场指挥，但在他的回忆中，此生最大的场面还不是这些绚丽的图画！

　　画外音：

　　真的，你们觉得太震撼了，但我刚才说了，我们只是箭头，当那张巨弓拉满时，你们才会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大场面！

　　1953年1月15日，一张巨弓发出了铮铮的跳音，举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伟大进程开始了！

　　这一天，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日后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正式向国家提出了划时代的建议：建设我们国家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1954年10月，新中国在广西钟山县红花镇第一次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此石后来被命名为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第一块铀矿石被摆在领导面前，中国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一天成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这一天也正巧是钱三强两年前提出划时代建议的日子。毛主席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5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委会副主席聂荣臻和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组成3人小组，负责指导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工作。钱学森成为原子能业务第一领导人、首席科学家。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8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儒帅聂荣臻出任副总理并主管科技工作。在其具体主持下，集中了钱学森、钱三强等全国六百余名科技专家，研究并编制了对中国经济、国防现代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十二年规划”。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与发展，喷气技术，石油和铀矿等能源开发，三大技术推动了中国各项现代科技的研制与生产。规划委员会的成立是里程碑式的，中国核事业由此真正兴起！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宋任穷上将任首任部长。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10月16日，国防科委成立，聂荣臻成为首任主任。

　　多年以前，少年邓稼先因为一怒之下撕毁了纸做的日本膏药旗，被迫远走重庆，在江津国立九中插班读高三，那时他是多么爱自己的家庭，但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而迅速滋生出来的复国之志，终于盖住了不在一个层级上的天伦之盼，恰如他临走时对弟弟邓槜先说的，“我现在没有眼泪，我只有一颗复仇的心！”

　　邓槜先最崇拜的人除了父亲邓以蛰，就是哥哥了，他牢牢记住的，还有自己小时候，大6岁的哥哥时常向他说的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一句话，“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邓稼先不喜欢用各种漂亮口号来装扮自己，他轻易不表态，等经过思考后有了明确的抉择，他说到的就一定做到！

　　现在，时候终于到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邓稼先已等待了21年。谁也不知道，这个“一时”将是多长时间，连钱三强都不知道，甚至连周总理和毛主席都不一定很清楚。邓稼先只知道，回国后自己养精蓄锐已经8年，兴奋点已到了临界状态，恰如一桶充满了电荷的引爆器，一个火花就能瞬间将现场燃爆！

　　1958年，期待已久的火花终于来了，它彻底扭转了邓稼先的命运，更彻底扭转了新中国的命运。

　　大多数人一听到“1958年”，脑海中第一个蹦出的一定是“大跃进”。作为当年“三面红旗”中的一面，大跃进不仅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符号，几乎也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印象”。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大抵是感慨万千。没有经历过的，则多数人无法理解。

　　“大跃进”算不算一场闹剧？但能够肯定的是，大多数人在一开始时是热情高涨的，否则也不会出现几乎成为普遍现象的偷拿自家锅出来“大炼钢铁”的感人情景，炽热的爱国之情几乎要让旁观者窒息。但我们完全可以深层次地想一想，为什么理想主义的光芒，那么快就被现实的冷雨给浇灭了呢？为什么小高炉里炼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废渣？人才的极度残缺一旦加上理想主义的高度爆棚，非理性必然泛滥于广袤而贫瘠的大地，其结果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我们在28年后终于看到，另一群人也同样开始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但他们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他们居然成功了！

　　这当然是指原子弹制造大军。

　　全国人民都以为亲身参与到了史上最大的大场面而无限疯狂时，一个真正的大场面，正隐形而强力地越滚越大！

　　这其间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刨根问底，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人才才是决定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而智慧再乘以那个年代特有的非凡热情，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其实也应感叹时运奇佳——当然，我们无比庆幸，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还没有到来。除了经济困顿，科学的春天其实在这时已催发出花团锦簇！

　　当然，既然是“大跃进”，那么在科学家的身上，也多少产生了影响，甚至这种影响还跨越了国界，让老外深深地感染了一回。1958年7月，苏联专家在中国各地参观考察时来到九院力学所，“三大菩萨”之一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向他们介绍研究所的计划时，大跃进的激进思想不由自主地冒了头，表述得略微超前了些，向他询问的苏联专家之一的加夫里诺夫不以为然地笑了。

　　当时的国内，“大跃进”对科研人员的影响还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无限制飞跃，受昂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1958年由邓稼先从各大学的毕业生中挑选来的“28星宿”们，都没有写过毕业论文，都没有进行过毕业考试，即使他们各个来自最正规的名牌大学。这并非因为原子弹研制给予了他们特殊的优惠，当时，他们在毕业之前都已经参与到各地搞轰轰烈烈的“科研大跃进”中来，到毕业时就直接分配工作了！

　　这正是后来邓稼先对这些相对来说最优秀但基础还不太扎实的大学生们进行魔鬼式培训的最大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这些大学生的求学之路有多么艰辛，这一批大学生进校正是1954年，而1955年开始了肃反，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偌大的校园能否安放得了一张安静的书桌？

　　但当时，人们对高层的这些大刀阔斧式的变革行为，更多地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一切“除旧迎新”的初衷都是正确的，新中国的步子迈得大了些，在很多领域看来副作用更强烈，但在某些领域，比如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大跃进”却促成了中国的早日独立！

　　1958年，奉命出征的邓稼先知道，即使自己埋头奋战1万年，即使上面有聂荣臻副总理、张爱萍上将、宋任穷部长包括李觉所长在内的开明领导，但单凭一己之力，也还是研制不出原子弹的。

　　按上级指示，他精心在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后来以“28星宿”闻名华夏的28名大学生。

　　这28人，是他连日来穿梭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等各著名高校，一张档案一张档案细查，一篇笔记一篇笔记考量，一个一个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原子弹制造队伍最原始阵容的组成！

　　这已经算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了！1957年6月，当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李觉少将脱下军装被任命为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核武器局局长时，对原子弹一无所知的李觉硬着头皮来找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报到，问宋部长：“咱们这个研究所现在有多少人？”

　　宋任穷道：“一个人。”

　　李觉一愣，就见宋任穷用手指着他道：“就是你！”

　　新中国刚成立的1949年，全中国搞核工业的科技人员加一起不足十个人。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一年后，也勉强聚集了不到30个人，1955年1月15日，在这个新中国核工业的创建日，当中央做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荒！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批敢于挑大梁的人横空出世！

　　邓稼先，时年34岁；朱光亚，时年34岁，周光召，时年32岁，欧阳宇，时年31岁……这些中国核工业的栋梁之臣，在1958年进入核工业部时都如此的年轻！1960年，全国从事核工业的10万大军中，25岁以下的人占比68%，25～35岁的人占比25.5%。

　　今天，“年轻就是资本”的励志口号漫天飞舞，但在学识和经验极其重要的科学领域，一点资料都没有，一点设备都没有，真正的一穷二白，我们拥有的还真的只有年轻——这个唯一可以信赖的资本！

　　显然，跟动用了包括14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60万人才，才得以竣工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相比，中国的力量不是薄弱，而是相当薄弱！

　　如果美国是一张厚厚的胶合板，中国的研制队伍此时就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纸，用来包灯影牛肉还差不多，用来造原子弹，在西方人眼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28星宿，只是原子弹制造队伍中工程师的原始阵容。

　　祖国，再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拥有六亿人民的泱泱大国有没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能够承担起在准和平时期替代铁血军人的沉重使命？

　　该是英雄辈出的时候了！

　　在著名的“二钱先生”——钱三强和钱学森等人的运筹下，十路诸侯扬鞭纵马，八方风雨齐聚京师！

　　从江苏常熟，来了大名鼎鼎的王淦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的时候，一位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苏联专家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

　　王淦昌是谁？在苏联专家援建中国的时候，德国柏林大学博士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在全世界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震惊世界。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王淦昌成为中国人自己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从吉林长春，来了核反应堆专家彭桓武。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并称为“清华四杰”的彭桓武，是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奥本海默是他的同门师兄。拿了两个英国大学博士头衔回国的彭桓武，在中国第一次开设起量子力学课，并培养了如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日后名震华夏的人物。薛定谔曾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经伯恩推荐来给自己当助手的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透彻。他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伯恩，薛定谔，爱因斯坦，这三位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从山东荣成，来了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时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郭永怀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同门师弟。1956年他突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为此将自己十几年苦心孤诣写出来的手稿付之一炬(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不会允许他带科研成果回去的)，妻子李佩非常心疼，当场哭了起来，郭永怀却笑道：“有什么可哭的呢？东西都在我脑袋里啊！”

　　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邓稼先非常清楚，光有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突破是不够的，要将一次次极端危险的试验做成；光有成功的爆炸还不成，还要有原子弹的武器化；光有原子弹的武器化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导弹，将原子弹发射到我们选定的任一既定目标！钱三强无疑是胸怀全局的绝对帅才，这三个大师级人物的到来令邓稼先欣喜若狂，他紧紧地拥抱他们，和彭桓武拥抱的时候则尤为激动——这是他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时的长辈，邓稼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担任了副研究员，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彭桓武的学术思想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使邓稼先受益终身。

　　此时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这三个人，早已名满天下，但从此，他们同邓稼先一样，一齐在国际科学界集体消失。普通老百姓估计对此毫无察觉，但日后的美国情报局正是从这些反常现象的蛛丝马迹中，一点点判断出中国正秘密进入核研制时代！

　　这三个人，就是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中闻名遐迩的“三大菩萨”。用“三大菩萨”来顶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洋和尚不念经，本地和尚必须现身，责无旁贷。而在本地和尚中，这三个人如果不来，那么谁还有资格来呢——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两位：彭桓武和王淦昌。而郭永怀日后将成为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三大项目——核弹、导弹、卫星研制的传奇式人物！

　　“三大菩萨”堪称九院的镇院之宝，但光靠这三个人肯定是不够的，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理论上，理论和实践是同一事物，实践中，二者则全然不同”。事实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动用的人力物力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科学家的设想，工程师的蓝图，能工巧匠的产品，这三者缺一不可，并且，在这三条线上聚集的全是名副其实的精英：科学家，几乎都有留洋的经历，学位几乎都是博士；工程师，都是著名大学的毕业生，都是著名大厂的主心骨，经千挑万选而得；技师，则一定是从全国选拔而来的最厉害的制造高手，能在头发上雕龙画凤，能在米粒中走马撑船。这也正是1992年青海221基地解散，其员工被安置到全国其他企业，个个儿都是所到厂“最牛工匠”的根本原因。

　　所有的人，都在为这颗宝贝原子弹添柴蓄水来了，而无疑邓稼先就是那个点火的人！

　　中国研制核武器是极端秘密的，隐姓埋名倒还在其次，背井离乡的滋味却非一般人所能忍受，而能数十年如一日保守住秘密，做到如周恩来总理那样“我对我老婆都没说过”，政治上的预审也是非常严格的。

　　如此挑来捡去，能够政治上合格、业务上过硬、心理上坚强、思想上单纯的人能有多少？毫不夸张地说，被邓稼先选中的28星宿中，每个人都堪称当年中国的国宝级“储备干部”！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竺家亨、朱建士，以及接替邓稼先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

　　但当时，他们还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名气比“三大菩萨”包括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都小得多，或者说毫无名气。也正因为此，他们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那犹如迟迟没有回响的深井的事业，这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你若随机搞个“五虎将是谁”的调查问卷，满大街的中国老百姓都会告诉你五个字，“关、张、赵、马、黄”。他甚至可以给你神采飞扬地讲起“桃园三结义”“喝断长坂坡”等著名段子；如果答题人主要是影视追星族，他们同样会告诉你五个字，“苗、刘、黄、梁、汤”，他甚至会强迫你听这五个香港艺人的八卦故事，比如谁是同性恋等等。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里，也有“五虎将”！有趣的是，居然还分成“老虎”和“小虎”两组。而无论是老虎还是小虎，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

　　先说“老五虎”。

　　程开甲：1918年生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1960年任九所副所长，分管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两大块工作。在国内，他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温度和压力，解决了研制中关键问题之一的起爆冲击聚焦设计。他是著名的核试验“司令”，主要负责新疆核试验基地的爆炸试验与测试。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朱光亚：1924年生人。著名核物理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新中国“两弹”事业主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了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陈能宽：1923年生人。著名爆轰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学博士。对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物理、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黄祖洽：1924年生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55年至1956年在前苏联实习期间，在重水堆的理论计算中曾纠正苏方原设计中有关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一鸣惊人。中国核反应堆工程和核武器设计的奠基者。1965年任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主要负责状态方程、中子输运、中子引爆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

　　另一虎当然是邓稼先。“老五虎”各自承担了原子弹制造中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已经声名鹊起，甚至已名震天下！

　　再说“小五虎”。

　　于敏：1926年生人。著名核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创的思路，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也是获奖者中极为罕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

　　周光召：1929年生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生毕业。在国际上最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数学方法，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任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参加领导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胡仁宇：1931年生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6年赴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8年回国后历任九院研究室副主任、实验部副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核物理实验、核试验诊断、等离子体物理、加速器、反应堆物理、惯性约束聚变和核安全研究，领导筹建了多个核物理实验室，在聚合爆轰热核反应研究、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等方面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胡思得：1936年生人。著名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九院，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副院长、院长等职。从事多项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突破原子弹阶段、氢弹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以及核试验的近区物理测试中，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创造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建士：1936年生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著名流体力学、爆炸力学专家。长期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及检验核武器爆炸性能的试验结果分析工作，参加了第一代核武器的改进和小型化工作，为小型初级中子点火的理论工作奠定了基础。在第二代核武器研制中，参与的核武器初级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使我国核武器的物理设计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画外音：

　　初生之犊不惧虎，何况是初生之虎？但不管是“老虎”还是“小虎”，没有一个人是白给的！真的，所有的人都是高手。我记得当时需要一本适应中国国情的《电工原理》，但是没有现成的啊，得临时编写，一个惊人的事实震撼了我，让我永生都难以忘怀：引爆系统专家俞大光用几乎完全是默写的方式，一气呵成，包括烦琐复杂的数学推导！每名进来的人都让我大开眼界，深深折服。

　　我彻底弄清楚了一件事：一个人即使他再厉害，如果不能融入一个强大的集体中，也必将一事无成。君子讲求“和合”二字，有“和”才有“合”，有“合”才有“和”，这个伟大的团队，这个建国以来空前绝后的国家队，其时时散发出来的君子之风与强悍之劲，时常让我在暗夜里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即使一个普通的人来此工作，也必然会被激发起强烈的使命感与无穷无尽的斗志。

　　这是一直身处核武器研制团队中的邓稼先，数十年来最大的心得，并且，他完全做到了终生受教、终生受益、终生秉持、终生传扬！

　　钱三强最后被冠以“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不凡头衔是名副其实的，围绕原子弹制造，所有相关领域的国内最好的科学家都来了！

　　很多往事都像混杂在一起的线条一样，当时感觉混乱，事后才有时间一一捋清。一边是著名科学家，一边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大腕自然各有各的脾气，大学生则一开始都很拘谨，尤其因为刚进所时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大腕相处时就更加紧张。黄祖洽就是个大脾气的主儿。曾经有个大学生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冷下脸来，用手指着这个大学生的脸说：

　　“这样的问题你还来问我？你要是我儿子我一巴掌把你扇一边去！”

　　无独有偶，黄祖洽这一点脾气倒很像钱学森。钱学森对智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颇有些小瞧之意。在美国任教时，他是教授中几乎最不受待见的，跟学术能力无关，而是他对学生太苛刻。他出的卷子，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达不到20分。

　　但邓稼先能将这两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这来自于他性格中平和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五大优秀品质与其说重装披挂在了他的身上，不如说深深浸入了他的骨子里；与其说他一点一滴地继承了中国人文精神中最重要的传统美德，不如说他更好地进行了发扬光大。他像揉面一样，比例精当地、耐心地将面和油揉到一起，甚至将油和水都能揉到一起，当然，事实上邓稼先压根儿不会做饭，在青藏高原做试验的时候，邓稼先曾经颇为神秘地对当时的助手**说过，“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大发现！”

　　**急忙竖耳来听，却听到这样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原来下面条需要水开了以后！”

　　九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极其和谐的团队，邓稼先作为理论设计负责人，穿针引线的功夫相当了得，在他不停地调和下，这支当时中国含金量最高的队伍迅速磨合成功，像一台超强马力的大机器，艰难但却雄壮地运转起来。

　　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很显然，邓稼先既是发动机，更是润滑剂，弄得大家都在私下里说，现在的科研环境简直比科学院都好！

　　搞任何建设，首要的就是先搭好班子。宋任穷选了李觉任局长，钱三强选了邓稼先任理论部主任，是原子弹能够成功的两大保障，堪称绝选！宋任穷选中李觉，是看中了他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的英雄气概，而钱三强选中邓稼先，除了邓稼先的硬件指标全部符合遴选标准外，他看得更准的一点是，邓稼先是执行命令最坚决、最彻底的人！

　　当我们今天重温往事，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跟李觉上将的“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相比，邓稼先虽然是文弱书生，但却浑身散发着“哪里有可能牺牲就往哪里去”的大无畏精神！一个军人，一个科学家，在中国原子弹这个由军人和科学家担纲的伟大建设中成为两只脚，两只步调一致、落地有声的脚！

　　当团长的时候，李觉曾经亲自将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而在1971年的氢弹试验中，投射出现故障，连续三次都没有投下来，飞机只好带着氢弹返回机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飞机着陆时，邓稼先如历次一样，冲在最前面。

　　如果说宋任穷看中李觉，除了他的拼命精神，更有他“官兵一致”的出色表现，那么钱三强挑选来的邓稼先，日后除了他的牺牲精神让人洒泪长天外，其上下打成一片的革命大家庭氛围，让人由衷地向往！

　　事实上，邓稼先能够成为核物理研究院第一个被召来的高级研究人员，并成为技术领头人，许鹿希在邓稼先去世后的第三年，曾经在电话中问候，当年主要负责招兵买马的钱三强——正是这名极具慧眼的伯乐，三次点将邓稼先，将邓稼先最终推到历史最高点。二人的三次合作，为中国核物理的发展打开了无限江山：

　　第一次，建国之初。邓稼先刚从国外归来，在创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时，钱三强将邓稼先召到麾下。

　　第二次，1954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术秘书后，很快点名启用邓稼先做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

　　第三次，就是众所周知的1958年。钱三强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邓稼先二话没说，临危受命！

　　事情已过去30年，但钱三强表达得非常清楚：“按‘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的合作模式，邓稼先是最符合的人选，品德和党性不必说，他是首屈一指能够让国家信得过的人；同时，他是学核物理专业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年龄完全符合要求；名气不算大，脾气更不算大，这是我们同苏联专家能够友好合作的前提；他会英文，了解海外情况，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俄文还非常好！”

　　入围条件极其苛刻，但邓稼先完全符合，仿佛这个九所理论部主任的位置，就是为他量身定做。而当时邓稼先的心里，除了光荣感，压力才是最沉甸甸的“随赠品”！

　　没错，当时仅仅是调来二机部工作都必须要符合周总理提出的著名的“三高原则”：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种种审核比入党苛刻得多，上查祖宗三代绝对不是夸张，不仅需要“根正苗红”，且必须“又红又专”！当年让很多学子望而生畏的赴苏留学已经审查得相当严苛，人称“小米筛子加细箩”，但同入选二机部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何况是在二机部的核心机构里担任核心？有时想一想，邓稼先都觉得不很真实！当他冷静下来后，组织对自己的极端信任，成为邓稼先日后干起工作来根本不顾劳累和性命的巨大推手！

　　画外音：

　　我对1960年之前的前苏联政府和前苏联专家表示感谢，但我更对我们自己的专家表示感谢，这就是我永远的态度，我跟谁都敢这么说。最要命的是，中国当时的人才太匮乏了。比如研制核武器必须要用到的电子显微镜，当时几乎没多少人会用，最后，还是张劲夫做了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的工作，才把他的夫人李林——李四光的女儿弄到九所来，靠这位从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才女，解决了这个问题。

　　又是一名海归。

　　张劲夫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在组建原子弹研制机构过程中，中科院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毕竟是自家人，只要是国家需要，一切都只是一句话！多少年后，世人只知道是钱三强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邓稼先召来的，但没人知道，1958年宋任穷刚担任二机部——也就是核工业部部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张劲夫，向他要人，要科学家。张劲夫立即推荐了中科院当时最拔尖的一个年轻人：

　　他每天步行上班，少言寡语，总是将书本放到背包里背着走，他品质非常好。

　　他就是邓稼先。

　　对邓稼先来说，“加速推进”成为他日后直至终生的原则性鞭策，第一当然来自形势的逼人，“大跃进”和随后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国力减弱，让人更加忧心忡忡，而美苏的实力则在持续增长，那是美国发展的黄金时代，苏联在重工业上则同样取得重大进展，此消彼长，暂不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新中国能否坚强地站稳脚跟都成了大问题。作为195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邓稼先坚定地认为新中国所走的道路绝对没有错误，出现的问题只是偶然，只是在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上再遇到这些天灾人祸！这是对中国人的考验，对新政权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科学家的考验。现在，他们只是在应考罢了！

　　第二，则是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以及身处这个伟大团队的无与伦比的压力感。人人都那么优秀和拔尖儿，你这个“龙头”该如何做，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对中苏高层关系破裂的内幕，邓稼先当然有所耳闻，他知道事情的导火索是赫鲁晓夫于1959年7月末到8月初来到北京，跟毛主席谈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请求，但被毛主席断然拒绝了。

　　这件事对邓稼先刺激非常大，当年种种亡国之屈辱、夹着尾巴做人的衰景一齐涌上心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道理很实在，但毛主席的硬气更让他折服。而反过来，赫鲁晓夫提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要求，明摆着的就是欺负中国。

　　画外音：

　　希希，国家与我个人的屈辱遭遇，一次次让我坚定了初衷，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把这件事全部做好才能放手。这一生估计都不能全部完成，所以，我必须尽心尽力地干好才是。我其实能够想象得到毛主席在听到赫鲁晓夫请求时的内心一定也非常郁闷，我更能想到当全体中国人听到这件事时候的激愤。

　　他和他的团队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使一穷二白，即使满目苍凉，也要赤手空拳将原子弹制出来，这个念头，不是在苏联专家反目撤退后才有的，在他从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返程时，已深深扎下了根。

　　画外音：

　　我饱经沧桑的祖国，在你举目无亲的时刻，在你孤单无助的时刻，我们都在！你的孩子们都在！

　　1958年8月18日，是中国原子弹建设事业伟大征程的历史爆破点，但当时一切都显得格外平静。邓稼先站在已义不容辞担任了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的办公桌前，面对这位中国著名的专家型领导亲切而庄严的询问，他的回答坚定而自然：“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