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指经济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力为发展目标，努力追赶的过程。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学术研究早就开始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指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词，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汉语里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还就“中国现代化”问题为题展开过讨论，那时已经较为全面地论及中国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什么道路、现代化与政治统一的关系、现代化的资金与人才问题、现代化中的“工化”与“农化”的关系、现代化中的文化建设等等。但是在学术上建立“现代化”的研究框架，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过程，则是20世纪60年代才起步的。

　　我国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作过认真研究。他指出，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工业化**阶段形成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架构。战后西方出现的这一社会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美国社会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衰败了，18-19世纪形成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只有美国充分享受了战争的胜利果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美国学者纷纷著述，大吹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现代世界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体系。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氛围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思潮，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美国学者认为：“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这是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基本的社会背景。

　　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国际背景是，战后东西方尖锐对峙，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形成了长期“冷战”的局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些国家朝什么方向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战后整个世界在重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形态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投入了大量研究力量，美国政府从“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发展”和“现代化”这样的课题研究，推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首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这缘于美国为了争取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提出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为了把这些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自然必须加强对接受美援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研究。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可见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是直接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罗斯托（W.W.Rostow）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声称其经济成长理论“这个思想体系要作为一种观察近代史的方法，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而且要代替马克思主义”。他在书中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经济规模，把所有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发动（起飞）创造前提条件”、“发动（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序列。他把牛顿以前的整个世界都称为“传统社会”，这个传统社会包括中国的各个朝代、中东和地中海的文明，以及中古欧洲世界。他以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国际样板，认为一国经济“起飞”以后，就会进入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美国将会“在世界许多地区帮助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可见，这些研究结论是伴随着“冷战”思维的。这样，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逐渐形成起来。与此相应，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现代化过程展开研究。美国政治学者注意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展开研究。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收集了亚洲、中东、非洲、拉美地区大约60个国家的现代化统计指数，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程度进行排队，作为测量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方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布莱克出版《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以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作为现代化模式，把现代化进程分为几个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阶层权力的巩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变，社会的整合。这派学者研究现代化，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现代化为重点，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研究，60年代主要集中在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少数国家。在美国和日本都掀起过“日本现代化”讨论热。这种讨论热也有它的政治倾向。应该说，讨论日本现代化问题，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理由，同时也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需要，它是需要以日本作为现代化模式，影响新兴的独立国家向非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左翼激进主义思潮抬头，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群众行动激烈起来，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思潮受到挑战和批判。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指摘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是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舆论工具。从学术上说，“传统和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学者在批判现代化理论时流行一种“依附论”。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落后与低度开发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前资本主义结构，而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是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的。由于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经济增长的无限发展的乐观估计上，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经济增长伴随着许多新的问题，其增长也不是无限的，而且为人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困境。

　　经过70年代的批判后，现代化理论在80年代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反共意识形态得到批判。其次，批判者认识到不仅要批判，而且需要对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学术探讨。在西方，涉及现代化的学术流派还在发展。从社会学衍生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要以“现代化”概念来研究近期社会变迁的过程。按照这种观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被认为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或者是西方工业文明向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这个研究领域被称为“发展社会学”。它着重研究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从经济学衍生出来各种经济发展理论，从政治学衍生出各政治学理论。依附性理论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时又发展出“依附性发展”、“边缘资本主义”等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探讨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模式，这对于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惟一标准的研究框架是一种突破。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广泛采用了“现代化”概念，进行了各种相关学科的讨论，看法不尽一致。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延伸开来，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高科技、电子化、数字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核心，是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人）在高新科技能力指导下的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也以现代化作为动力，致力于工业化目标，把它作为改变国家面貌和提高国际地位的战略措施。学术界广泛接受这种观点：用“工业化”来概指现代社会改变国家面貌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工业化社会虽有各种模式，但有大致相同的特点：城市化、机械化、自动化与专业化、电子化、数字化与网络化、非生物能源的广泛应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和阶层分化复杂等等。

　　也有另一种见解，把现代化作为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人类在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和知识增长方面的急剧变化，它更重视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派理论还特别提出“现代性”（modernity）和“传统”（tradition）两个概念，来对现代化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传统代表前工业社会的特征，现代性代表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特征包括如下方面：（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

　　广义地说，现代化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狭义地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地历史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还要指出，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化，实际上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还缺少专门、深入的学术研究与阐述。但是必须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和追求的现代化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但它是在既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影响下，不同类型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目标，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现代化最大目标的实现，就可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通过革命，取得国家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大量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力、科技能力和管理经验，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般来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较多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赢得现代化的时间，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快得多。鉴于此，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拒绝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要借鉴这种理论，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结合我们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研究我们自己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动力和阻力、经验与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如何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系统研究还刚刚开始，很不深入，很不全面，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有人认为，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说中国的现代化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了，这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或者开端，这同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等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打了几年仗的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是什么国家、位于何方，照样歌舞升平。林则徐、魏源他们虽然增加了对英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了解，编著了介绍西方国家地理政情的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但一来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二来他们的著作和对策长期无人问津，不为社会所重视。《海国图志》传到日本，日本士人大为欢迎，反复翻印，比在中国的命运好多了。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虽勉强可以成说，但不是很准确。

　　有些人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1919年以前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向，1919年后这种趋向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不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化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近代中国前80年现代化（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后30年，无产阶级居于主角，现代化（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这个说法较之上说有了分析。如说准确，也不尽然。拿前80年来说，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强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者把这个时期兴起的自强运动称为“洋务运动”），虽然从西方引进了一些军用和民用工业技术，发展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机器工业，还引进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但那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的自救运动，主角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有咸丰皇帝的弟弟奕,在地方的有督抚大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维持行将崩溃的清王朝。拿后30年来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在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当然没有条件实施工业化计划，因此从现代化角度，还不好说无产阶级是主角。虽然可以说斗争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但斗争手段主要是武装斗争，是革命战争。这种斗争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它本身还不是现代化。那个时期的当权者国民党政府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主角，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做过一些工作，这无须否认，但他们的努力主要不在这方面，他们为了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把主要精力用在消灭异己上；而且自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占领了东北，继续进犯华北，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坚持了八年之久，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工业化计划，因而也谈不上是现代化的主角。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有几种意见值得重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的畸形的、屡遭挫折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现代化。它局限在资本主义的外围、边缘，形象地说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为了区别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同的现代化，把前者叫做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把1949年前近代中国的失败的现代化与1949年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加以区别，是有眼光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必要的；不做这种区别，一概用现代化的框架加以研究，正是忽视了发展中的事物的本质区别。当然，“早期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还需要斟酌。至少它可使人与西欧的早期现代化产生联想，而这两者在现代化的起因、推动力和发展道路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被动的、时断时续的、缺乏推动力的不成功的现代化。

　　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所以被延误，是由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四条线索。这四条线索是：（1）王朝自身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及半殖民地化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所以，对近代中国大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不是按简单的“挑战（冲击）——回应”模式或“传统——现代”模式运动，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欧洲内源性现代化，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形式和道路具有特殊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中国现代化的特定形式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一个流向；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才艰难地逐步上升为诸流向中一个带有主导性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化才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

　　以上两种观点，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有帮助的。

　　以下简单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学术界一般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从现代化理论看，中国是半边缘化或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是后发晚生型。后发晚生型现代化必定是政府主导，这样的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或者将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自强新政”兴起时，正值咸丰时期，中经同治、光绪两朝（19世纪60-90年代）。这个王朝是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封建王朝，丝毫没有资产阶级的气息，而且中央政府未曾提倡、主导“自强新政”，提倡新政的是几个大臣。最高当局（慈禧太后）驾驭在洋务派和反对洋务派的顽固派之间，掌握官场动向。企业都掌握在官僚手里，对民间办企业不是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全力支持和倡导，而是加以限制、阻挠。那时采取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是有别于东西各国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官”在企业中的辖制作用。民间企业在官僚和帝国主义压制下的成长，是极其艰难的。中国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在1898年的戊戌维新中微弱地反映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通过光绪皇帝的变法诏旨得到表现。形式上，政府的这个最高当政者意在变法，可惜好景不长，只有103天，就被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打了下去，连皇帝也被关押起来。政治上帝党太软弱，反映了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太软弱这个历史事实。

　　现代化进程第一次正式被政府所主导，是在1901年开启的“新政”中。这次距离戊戌维新不过两年，但这两年却令人有隔世之感。经过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干预下，慈禧太后一伙虽勉强保住了政权，但深刻地感受到了变法的压力，财政窘迫也使政府有切肤之痛，于是宣布实行新政。慈禧太后批判康有为说：我不是不想实行变法，是不能让“康逆”一党实行变法。这样，戊戌维新时期的变法法令大部分得到恢复，而且有了发展。1903年在政府内设置商部（此后改为农工商部），总管农、工、路、矿诸政，随后公布一系列提倡、奖励工商实业的条例、法令，诸如《商律》《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矿务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著作权律》等，推动了工商实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军事、教育方面的新政步伐也很大，政治改革虽很艰难，也在启动。这个时期的清政府颇有一番推动现代化的样子。清政府推动现代化的这种主动精神如果提前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可能与日本明治维新媲美；这种主动精神如果提前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清政府的被动局面也可能稍有改善。由于中国近代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影响，革命派对于这个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变成“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经不能等待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由清政府主导的难产的、失败的现代化。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第一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准备有计划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虽只存在了3个月，但它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法令。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为工商实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一些工商实业界的代表性人物还担任了政府部长之类职务。孙中山说过：“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1912年，在上海组成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上，他很兴奋地提出：“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中华民国的成立，给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工业化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一直到袁世凯上台以后，工商企业的发展还呈上升趋势。1915年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内抵制日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减少对华资本和商品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争战不仅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而且战争需要筹措、消耗军费，使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受阻。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国民党政权巩固以后，在30年代曾经着手发展国民经济。据统计，1936年，中国工矿业固定资产为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产11.7亿元，国有资产仅为2亿元。直到1937年，南京政府还没有一个由国家投资来完成的、对国计民生有重大作用的大型建设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微弱的经济却由外国资本控制着。1936年，在整个产业资本总量中，华资资本只占21.6%,外国资本却占78.4%。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中国现代化的可悲写照。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很快转入战时体制，东南沿海一带企业纷纷内迁西南各地，要想保住原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了。

　　我们看到，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是屡遭挫折的、扭曲的、失败的、屡次失去发展机遇的。现代工业只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若干城市，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几，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屡遭挫折，难以获得发展机遇，是因为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时的国际背景和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如何避免或减轻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反抗外敌入侵，而是改革国家政治，使国家民主化，走上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当反帝反封建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所谓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主张只能退让到次要地位。

　　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且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地位，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中国是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经验影响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的。中国真正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实是在1949年以后开启的。1949年前的一百多年，在外国侵略频繁、起义和革命不断、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绵延不绝的大环境下，现代化事业只是在其间歇期间有些微的发展。按照现代化理论，那不过是为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的起步准备前提条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