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我們接講章實齋文史通義。上一堂講到章實齋所講的「六經皆史」，章實齋認為講學問不是一種空言，都要明道經世的；即是諸子百家也跟著前人這個大傳統來。他遂在六經中特地提出易、春秋，說：

　　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

　　天道、人事兩頭並重，而章實齋所更加重視的，則實在人事方面。章實齋主張六經都是講的人事，六經中講人事更重要的，應該第一部是尙書，第二部是春秋。而文史通義裏分述諸經，卻單單沒有一篇專講春秋的。這不能不說是章實齋文史通義裹一個大缺點。關於這一層，我在一篇孔子與春秋的文章裏面提到。此文收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今天不再詳講。

　　今天我且把他有關於尙書的話略講一下。他說：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

　　章實齋文史通義所最有價値的地方，正在他能從一個學術之整體方面來講一切學術。他講史學、文學，他的著眼點都能在整個學術的一體中講起，這是他第一點長處。第二點，章實齋論學術，定要講到學術之「流變」。所以他說，三代以上之史與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而又求其同異之故。他說：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

　　他把史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叫做「記注」，另一部分叫做「撰述」。「記注」亦就是如我們今天所說的史料，只有人把經過的一切事實記載下來便是。若論「撰述」，則是一種著作，根據一切史料的記注來發揮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一種專家之學。此兩項絕不同。若照我們當前人意見，則記注便是撰述，兩者間更無分別了。他只說，三代以上記載歷史有一定的成法，而所寫的歷史書，則並無一定的名稱。如書與春秋名便不同，但各是一種撰述。而且六經皆史，有詩、有易、有禮，也是無定名而更不同。到了三代以下，便成為「撰述有定名」，如史記、漢書、二十四史，皆所謂「史」，便有了一個定名了；然而各項材料記注則失掉了一個一定的方法。這一層，我們也可說是章實齋講古今史學變遷一個極大的見解。他認為，如何把一切史料保存下來，該有一個一定的方案，而後來沒有了。至於根攄這些保存下來的一切史料而來寫歷史，這就不該有一定的體裁，主要該是各有一套專家之學；而後來則反而人人相因，都變成了好像有一個定規了。

　　他這一講法，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到了我們今天，已不懂得史學有「著作」，成為一個史學家，必該寫歷史。此一層，現在我們不懂了，更亦是不會了。歷史有兩種。一是著作，要寫一部歷史，應有作者自己一種「學」在裏面，所以成為專家之業。而另一方面，則在把事情記下來。這層更重要，而我們今天也不懂。古人已經有的，如歷朝來的國史館，專在記載當時歷史，在方法上已經是不很嚴格，然而到底是有；到我們今天，民國六十年來的史料，似乎沒有按年好好記下。既不注重記載，又不注重撰著，卻專要來「考史」。這應是學的西方人。

　　因西方人本先沒有歷史，遠從希臘、羅馬一路下來，到中古時期，悠長年代中，並沒有眞像樣的歷史。到了現代的西方人，才要來寫歷史，但材料在那裏呢？他們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裏找，那裏找，還要鑑別眞偽，考訂異同。如諸位讀英國人寫的羅馬衰亡史，羅馬帝國究是怎麼般衰亡了，不得不經詳細考查。但若要寫一部西漢衰亡史，便不同，因道些歷史都存在那裹。既有材料，又有組織，不煩我們再來寫。苟非你有特別見解，特別發現，則不易來寫一部西漢衰亡史或唐代衰亡史。而在西方則不然。西方人開始有像樣的史學，這是現代的事。而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則什麼都要學西方，西方人注重考據史料，我們也得來考據。我請問，司馬遷寫史記，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班固寫漢書，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他們都曾看見了很多史料。他們所看見的史料，不可能全在他們書裏找到。他們看見了一百份材料，只寫下了十份、二十份。今天我們要在這十份、二十份材料裹來考他們的錯誤，也並非不可考。歷代以來，考辨工夫也曾用過不少。但總是史學的小節目，並不是大綱領所在。而我們今天則偏要來提倡「疑古」。所以我們今天來講歷史，則只能講上古史，講沒有歷史以前的歷史。因為如此，我們纔可以學西洋方法來疑、來考。若是已經有了歷史書以後的歷史，我們也來用這方法，便會覺得無可下手。結果只有把司馬遷、班固所寫這兩百幾十年的漢代史，都不理會，不留心去讀全史；卻只在裹邊找一個小題目，尋出一些小錯誤，說：這裏班固講錯了，司馬遷講錯了。當知這事也並不容易，而且從前人已講得很多，如二十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之類。他們並不曾作長篇大文章，只一條條寫下便得。而現在我們又是要寫長篇大論，這就更不易了。總之，是我們治史的基本道路走錯了。

　　我們要懂得如何收集史料，如何保存，如何編輯，先要懂得章氏所說的「記注」成法。有了記注，纔可憑以「撰述」。這都是有關為當代寫新史的事。現在我們研究史學，則多來翻古史。我們現在既重在學外國，外國人也看重檔案，我們近來也漸知看重檔案了。但多少年來，檔案發表了不少，但我們不能根據檔案來寫文章；又是只寫小文章，還是在考據小節目；沒有人來寫大文章，寫一部史書，這才是「撰述」。撰述須有獨家之見。同樣材料，我用著，你再用，可以各不同。如班固寫了漢書，荀悅還來寫漢紀，司馬光還來寫資治通鑑裹的漢紀，杜佑、馬端臨還來寫通典、文獻通考有關兩漢時代之各項制度。此因章實齋之所謂「記注」，乃屬官方的。而中國人看重史學，一向記載下來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裹那裏，正所謂「記注無成法」。由此編造成正史以後，還有各種野史、雜史。記注既多，撰述也多。則不僅撰述，即是記注，也都寓有各家的特殊情趣、特殊目標在内。而在我們這時代，則全把撰述當作記注看，全把前人已成史書當作一堆材料看。若使章氏生在今代，更不知當作何感想了。

　　二

　　章實齋又說：

　　記注藏往，似智。撰述知來，擬神。藏往欲其賅備無遣，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這是說，「記注」是把已經過去的事情善為保藏起來，這個僅似乎我們人的「智」。「撰述」則是要我們因過去而知未來，把過去成為我們一個教訓，這樣興，這樣亡，這樣治，這樣亂，我們要在歷史裹知得將來；這個擬於我們人的「神」。「智」僅是把從前的藏在腦子裏。「神」是把我的知識前窺將來。如司馬遷史記寫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好像把此下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展演都給他預先看到了，那不是神乎其神嗎？必如此，纔眞當得為「一家之言」。當知此等處，正見司馬遷不僅在記述過去，更不啻如在預測將來了。收羅過去一切，保存下來，這是一個「體」，有其一定的客觀標準，並有一定的規矩。凡是以往事都要收羅，所以「其德為方」，它是一個沒有變化的。待我們用此材料來抉擇，那許多有用，那許多無用，有用者取，無用者去，這就看各人的眼光。這是一種主觀的，因於人而不同，更亦因於時代而不同，這是可以變動的，所以說「其德為圓」。一個圓的東西放在此地，它可以變動不常。一個方的東西放在這裏，則是安安頓頓放在這裹了。

　　我們把他的話，用我們今天的意見來講，則我們一部二十四史，也可當它是「藏往」。以前中國人的歷史，大體都在裏面了。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要想知道明天，我們該再來把過去歷史作研究。研究所得，輕重取捨不同，我們自可把舊史新寫，不斷來寫新歷史，對歷史有新撰述。至於所根據的，則只是以前的舊材料。所以歷史可以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在國史大綱的序裏就講到。今天我們要來寫新歷史，因為時代新了，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不同，但我們仍得要照舊歷史來開發我們的新智慧。

　　我去年在成功大學曾講了四次，合成一書，名史學導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諸位先做一個時代的人。諸位已不是春秋時代的人了，也不是漢武帝時代的人了，諸位是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特別是民國開創以來的人了。諸位今天又是在臺灣，在這裏經歷了千辛萬苦。明天世局怎樣？誰也不知。我們學史學者的任務，正要「藏往」而後可以「知來」。我知道這杯茶可以喝，因我曾喝過。若我從來沒有見過這茶杯，從來沒有喝過茶，又怎能知這杯茶可以喝？治史學的責任就在這上。所以先要關心國家、關心民族、關心此國家民族以往的治亂興亡，你才能來研究歷史。若諸位只關心四年拿張文憑，這怎能來研究史學呢？諸位應知這是個根本問題。從古以來，科舉制度早有了，不是從今天起。現在是洋八股、洋科舉，其實還不是大同小異？漢朝就有選舉。若專是預備考試、找出路，這不是做學問，也沒有做成學問的。我不是要借章實齋話來教訓諸位，諸位讀書當具有這樣的眼光，不要說這是隋代人的話，時代已過去。諸位要做學問，讀舊書，當能覺得它句句話配合上現代，這纔有價値。治史學更如此。倘使照諸位想法，讀書只有一個價値，就是在寫博士論文時，這些材料用得到。在這種觀念下，諸位聽我講一年，最多長一些知識，不會成學問。要做學問，須要做活的學問，要能在死材料裏發出活的眼光、活的知識來。

　　三

　　章實齋又說：

　　遷書體圓而用神，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而用智，得官禮之意。

　　「體圓用神」，算得是一種撰述的標準。他說史記可算是得尙書之意。班固書，「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此處所謂「官禮」，並不是指周官或周禮那一部書。我上一堂講史釋篇，在每一個衙門裏，有一個專掌檔案的書記官；此一個官所保留的一切檔案，就是所謂「官禮」。章氏說班固的書，其實只是得到古代一官保留一批檔案的成法。此下的史學，學漢書的多，學史記的少。因漢書易學，史記難學。史記成一家言，而班孟堅漢書則僅是遵循著一套格式而寫成。現在另有一問題。章氏說司馬遷的書「得尙書之遺」這句話。我曾為諸位講尙書，又講春秋，再講史記。在我之意，則認為史記乃是接著春秋而來。這層我已詳細講過。但章氏又怎認為史記是跟著尙書而來呢？這裏乃是實齋和我看法不同，所以說法也不同。前人總說「史記法疏，漢書法密」，實齋正在欣賞史記之法疏，所以說史記近尙書。但實齋並未能對孔子春秋特有發揮，又未能於尙書成書經過有一番考訂。此是實齋立說之缺點。

　　諸位當知，學問要一部書一部書研究，不能專從一條一條的材料來講。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葉沖上開水始成。若把茶葉一片一片分開，單獨泡，便不能泡出茶味來。諸位做學問，只懂「分」，不懂「合」。諸位說：這是科學方法之分析。其賣那有這回事。科學方法，有分也有合。研究生物學和研究化學，那是分了。生物學裏面有植物學，有動物學，又是分了。但說化學，說生物學，說植物動物學，不都是合而言之嗎？知分不知合，便不會有科學。而且史學與自然科學不也是有分的嗎？諸位又如何定要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史學呢？諸位若要儘羡慕科學方法，要懂科學方法，先該自己去學科學，不要只聽人家隨便講；只是時髦，不即是眞理。

　　又如說「成一家之言」，要能創造。其實大家這樣講，你也跟著這樣講，怎麼是「一家之言」呢？做學問必要遵循科學方法，這是時代之言。學史學必要考據材料，這也是時代之言。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後面在那裏閧。今天我們的學術界，遂成了一閧之市。我們眞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閧之市。關著門，獨自尋求，別有會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創造。縱不說是科學方法，也是做學問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愛熱鬧是不成的。其實做學問也不覺寂寞，如從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馬遷，乃至章實齋，尙友古人，轉益多師，更何寂寞之有？

　　我在上面直從黃梨洲、全謝山而講到章實齋，這就是學術流變。這裏有一傳統，又有一創新。傳統不是儘要你守舊。眞能承接傳統，自然會有創新。中華民國的學術界，創了六十年來，大家要創，高呼打倒傳統，便成一無所有，創了一個空。我同諸位講了一年「中國史學名著」，今天等於講到最後一課，其實就是講一個傳統。要能在傳統中求創新，則待諸位自己努力。諸位若一意抹殺傳統，來求創新，則我一年所講，全成了廢話。

　　現在再試講尚書。我講尙書，說它是記言體。尚書最先開始是周公以後的西周書，那是當時有關朝廷的許多訓誥戒命，都是記言的。那一層後來劉知幾史通是講正了。但章實齋是講錯了。章實齋卻來駁劉知幾，說尙書不專是記言。但劉知幾說，堯典、禹貢這許多篇，都是「為體不純」。我則徑認為這許多篇只是晚周偽書。最開始的尙書，應是周公以下的西周書，所以尙書最先是記言的。其實記言、記事也沒有大分別。記事之中可以夾著記言，記言之中也必夾著記事。但也仍可說有分別。尙書主要是在記言，這個我在一開始便講了。章實齋認為尙書是記事的，春秋是編年的，而史記則是傳人的。紀傳體以人為主。章實齋的意思，似乎認為歷史更應以事為主。以事命篇，則其法鬆動。以年、以人，則其法拘擬。史記雖是紀傳體，以人為主，而尙鬆動，不如漢書漸成拘擬，故說史記是跟著尙書來。他又講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他說：

　　「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能網羅櫽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尚書之遣也。

　　可見他論史書，在三體中，特重記事一體。記事體只就一事之本末為文，有一件事就作為一篇文。似乎實齋認為分年、分人則有一定格式，故稱之為「常格」。而分事則有一去取抉擇，那件事要寫，那件事不要寫，此處可表現出史家之獨見。論其文字，則比紀傳體為省。如寫赤壁之戰，從紀傳體寫，又要寫曹操，又要寫周瑜，寫諸葛亮，寫很多人，文便煩了。若編年體，一件事又得連亙多年，今年有、明年有、後年還有，牽連下去，不易驟得其事之始終。故實齋說記事一體，「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照他意思，紀事本末一體是史法中最好的了。史記雖得尙書之遺，而究是以紀傳為體，故終不如紀事本末。但說到袁樞的紀事本末那部書，實齋則並不讚許；他說：

　　袁氏初無其意，其學亦未足與此。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

　　他是說袁樞並沒有像他講的那段意思，也並沒有與此相稱的一套學問。袁樞的學問不到此程度，也不到此境界，可是其書體裁則有可取。故要人即其成法，加以神明變化，以重回到古史之原上去。我在前面也曾批評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或許有些處可與章實齋意思相同，只章實齋函括地說「袁樞初無其意」，又說「其學亦未足與此」。諸位當知，這兩句話裏包藏著甚多深義。可見讀書不易，即讀兩百年左右以前書，如章實齋文史通義之類已不易，更不論更遠更大的書，不該輕心忽略看過，也就不言可知了。

　　章實齋論史書，主要在提倡紀事本末體。那時是在前淸嘉慶年間。後來西方學問逐漸傳來，他們的歷史卻就是紀事本末體；所以清末一輩學人，大家更推尊章實齋。民初學人也沿著推重章氏。可是實不懂得章氏為學之眞。如梁任公、胡適之，沒有得要領。這是很可惜的事。

　　四

　　再說從前劉知幾講史學要有三本領：一曰「才」，二曰「學」，三曰「識」。此三項賨是一項更難過一項。若使沒有史才，就不該去研究史學。才是天生的，有了才，再加以學，在學問中始長出見識來。故才、學、識三者，應是依次遞進的。近代學人中，我認為梁任公有史才。看他寫的幾部書，如中國六大政治家中的王荆公，他書中意見我並不贊成，可是寫法極好。又如他寫歐洲戰役史論，寫淸代學術槪論，都見得任公寫書有史才。可惜是學不足。專論任公史學是不够的，他一輩子太忙，沒有眞用功做學問。至於他的史識，我們且不多講。章實齋則在劉知幾三項以外，又提出一項為「史德」。

　　他說：

　　德者，著書之心術。

　　這在一人寫書的内心上。我為諸位一路講史學名著，也常常講到各家寫書的心術方面，此即他們「德」的方面。司馬遷、班固之大不同，也可說是在他們著書的心術上便有不同。關於這層，且再聽章實齋講法。他說：

　　欲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蛊其天而不益以人。

　　這「天人之際」四字，是司馬遷史記裏所提出。章實齋也來講天人之際，而他所講並不與司馬遷相同。何者為「天」，何者為「人」，何者始為「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裏又有甚深大義。平淺說之，寫史應一本原來事實，不要把作書者人的成份添進去。拿現在話來講，只是要客觀地把事實眞相寫出，這即是「天」了。但不要把自己「人」的方面加進去，這事極不容易。司馬遷寫史記，自負能「成一家之言」，我們看重他也在此。但成為一家之言，是否即加進了人呢？這層就値得諸位細為辨認，細加思考。

　　今天我們講史學，更多是加進了人，如說中國二千年是帝王專制，中國二千年是封建，又說中國文化全要不得。實際則一應史書從未過目，全不理會，不問其天，全是我們自己的私人觀點加進去。今天提到章實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兩句話，豈不使我們慚愧。章實齋所寫，只是不到兩百年前的文章，而實不易讀，不易暸解；如何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此要諸位自去體會。可見讀書不容易。其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也就是一種「史德」。退言之，亦是一種「史識」。若果無識，又如何來辨「天人之際」呢？

　　五

　　他又說：

　　史所载事者，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

　　這裏又從史學轉進到文學。諸位要學歷史，首先宜注重文學。文學通了，才能寫書。現在只講科學方法，不通文，不通書，只取一堆材料來做分析考據工夫，認為這便是科學方法了；然而史學則不就如此而止。如此風氣，眞將使「學絕道喪」。學問斷了，大道喪失了，那裹再來有人。不知到那一時，眞出一位大師，又有很多承學的人，才能興學興道。講史學，不僅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而更又講到要文章，這又是章賨齋之深見。所以章實齋著書，取名文史通義。而我覺得他講文章，有些處比講史更好。此刻再把他的文學史眼光來講。

　　在文史通義裏，有很多極好的見解。如他說：

　　文所以動人者氣，所以入人者情。

　　這是說，我們寫文章要有兩要項：要有「氣」，文章才能動人；要有「情」，文章才能跑入人家心裏去感動他。今天我們多寫白話文，字句不熟練，不易有氣，僅供看，不供讀，文章何以動人？並且是沒有情感。所謂的新文學，縱多情感，但那些只是不足動人的情感，一遍看完便罷。所以我們今天有了新文學，但沒有出一個新文學家。成了家，可以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傳下去。此刻的我們，則只是不斷地在推陳出新，很少能傳五十年。實齋又說：

　　氣貴於平，情貴於正。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

　　文章不能無氣，然氣要平。氣從情來，情則貴於正。「氣勝而情偏」，正如今天的文學，以嬉笑怒駡、尖酸刻薄為能事，魯迅則奉為一代之宗匠。但是氣過了分，情不歸正，其流風餘韻，尙可影響全社會。這那裹是能「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所為！論文到這種地方，很難講，有一番很深的人心修養問題在内。或許諸位會認為這是宋明理學家講法，但我問：那裹有眞是一位史學家，而於理學上面的精要處，一點也不知道，不領略的？章氏論文，正見他的學養深處。

　　六

　　再說，章氏對史學，看重紀事本末體；他對於以前的史學家中間，又特別看重鄭樵。文史通義裹，特別有一篇申鄭，他說：

　　鄭氏所振在宏綱，末學吹求則在末節。

　　從來批評鄭樵的，其實也都批評在末節上。我上面講鄭樵通志，下了很多批評，也不能說不是批評在末節上。至於大綱方面，鄭樵確有他的特長。又說：

　　史遷绝學，春秋以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蘢百家者，唯創例發凡，卓見绝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如此推重司馬遷，說他能「創例發凡，卓見絕識」，為孔子春秋以後一人，而以與鄭樵相提並論。章氏又說：

　　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有志乎求義。

　　他說史家著述自遷、固以下，只知兩事。一是歷史上的事情，一是他敍述事情的文章。惟鄭樵還懂得求史學之「義」。他在申鄭篇後，又有一篇答客問。當時人對他提出鄭樵感到很特別，所以他在答客問篇裹有一段話說：

　　守先待後之故事，筆削獨斷之專家，功用足以相資，流別不能相混。

　　此說在史家中，一種是「守先待後之故事」，一種是「筆削獨斷之專家」。這兩種功用足以相資，都有用，可以互相為用，而「流別不能相混」，不能把專家之獨斷也和一些故事混合看了，不加分別。有些人只能網羅故事加以排比，此固是史；但治史更貴有能筆削獨斷之專家。章氏又說：

　　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

　　所謂「比次」者，把許多材料排比在一起；這也近於「記注」。能有獨斷能筆削，此則成專家，此則近「撰述」。「考索」則是考據。普通說來，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尙考索之功，此乃就其性之所近而各有其成就。他說：

　　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

　　鄭樵在通志裏就有很多錯誤，我也在上面指出了一些。而通志這部書，「足以明獨斷之學」，這是在宏綱處有貢獻。所以他又說：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

　　章實齋很看不起文獻通考，而很看重通志。但他說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這話似乎對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太看輕了。他又有一條說：

　　整辑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這也把史學看成太狹義。史纂、史考究也該是史學。只不該只知纂輯搜討，而不知有專家之獨斷，更是在史學之深處。但就今日學風言，則章氏之說實足發人深省。

　　七

　　文史通義之外，章氏又有校讎通義，即是根據鄭樵通志二十略裏的校讎略而取名。章氏把鄭樵的校讎略回溯到前面劉向、劉歆的七略，即是漢書藝文志之原本，而提出他所謂：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這八個字來。這裏我們可以說是章氏文史通義裏最大的貢獻所在。我們要從全體學術中來辨別章明，如這是經學，這是史學，這是子學等。又要考鏡源流，每一項學問，其開始怎樣，後來怎樣。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字，我們今天要來講求學術史，都該從此下工夫。如要講史學，便要在全部學術大體中來懂得史學，要從三千年的史學演變裏來懂得史學究是什麼一回事。這就是章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當然不止史學如此，別的學術亦然。如要研究文學，也該懂得文學在整個學術裏的地位，又要懂得文學從頭到尾的演變。他又有兩句話說：

　　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

　　凡做學問，都要明家法。清代經學家都講家法，章氏亦講家法。經學家、史學家，各有家法。史學裏邊，這一家那一家，又有家法。家法不明，著作就會一天一天差下去。「部次」是說編書，如這本書編在那一類，那本書編在那一類。這亦是「辨章學術」。若部次不精，學術也會日散。這些話，都是討論到整個學術一番極重要的話。我們要在整個學術，即學術之整體裏面，來講各種學術。每一種學術裏，又該從頭到尾在其演變中分出各家之相異來。

　　今天我所提出特別講的，因為我是在「史學名著」這一課裏講，所以提出了以上這幾點。章實齋在他當時及其身後，並不曾特別得人重視。近代學人大家都很看重他，但也僅是震於其名，而並沒有去深究其實。四川有一位劉咸炘，他著書幾十種，可惜他沒有跑出四川省一步，年龄大槪和我差不多。他每寫一書，幾乎都送我一部，但我和他不相識。抗戰時期，我到認識了他的父親，而他則早已過世了。他死或許還不到四十歲。他是近代能欣賞章實齋而來講求史學的。可惜他無師友講論，又是年壽太短，不到四十就死。若使他到今天還在的話，定可有更大的成就。現在我手邊沒有他書，儻諸位有便，見到他書，應仔細翻看。

　　八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以外，很用力寫地方志。一部分也算是他的職業。他沒有做大官，到處修地方志，藉以為生。他說：「有一代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至於地方志，在他認為這是一地之史。一省、一府、一縣、一鄕、一邑，都該有史。在這方面，他和戴東原意見不同。戴東原注重考據，考論地理沿革。章實齋注重在寫史，寫每一個地方的歷史。如我們現在在臺灣，能寫一部臺灣通志，這應即是一部臺灣的歷史。地理沿革、地名變遷，這只是其中之一部分。關於這一問題，將來諸位有興趣，要研究中國志書，這裏也有大研究。

　　但現在情況又不同了。地方志應該不斷地增寫改寫，而今天則少人注意，反而在舊的地方志裏去找材料，做考攄。只此「考據」二字，怕要害盡了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只看重材料，只在舊書裹邊去找，但沒有能創新。更壞的是要在舊材料褢找錯處。找到一點錯處，別人不知，給我發現了，便自謂了不得。但這怎能成學問？實也不須學，不須問，只肯埋頭找便得。存心不良，動機不正，這樣只是喪德，壞了自己心術。

　　諸位若能退一步想，不要做一個史學家，也不要做任何一種學者，讀書教書只當是我本分職業。守先待後，尋求一些我自己想要尋求的，講一些我懂得會講的。如此般，也可為將來學術界培養元氣。不要儘想表現，標新立異，著作成名，還要發高論，推翻舊傳，再來領導我們後面一輩人再走錯路。如此更錯下去，如何是了！我老實說，諸位已是由人引導走了錯路。到今天，諸位研究史學，只要能照著前人步伐，能謹守，能好學，慢慢兒自會有興趣，能漸多知；這樣就是成就。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們若能學孔子，豈不很够？從前章實齋怎麼講，黃梨洲怎麼講，如此逐步向前，我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豈不早已走上了一條正路？

　　諸位不要認為我又是離開了正題來講空話。我們這個時代實是這樣。諸位總不要認為今天我們已超出了前人，我們既懂得科學方法，又有新思想，前人那能及得我？這種只是自我陶醉。每一個時代，短短幾十年、一百年，自會過去。難道我們這一時代便是登峯造極，再不有變嗎？時代變，學風又怎會不變？我此一年所講的這許多人，這幾部書，希望諸位能慢慢兒仔細研尋。講史學，這幾部書總該能從頭用功一下，自見大道。特別我希望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專限在史學上。史學並不能獨立成為史學。其他學問都一樣，都不能獨立自成一套。學問與學問間，都有其相通互足處。諸位該懂得從「通學」中來成「專家」。從來專家都從通學中來。諸位只回想我一年所講，自知其中道理。

　　九

　　我此一年的史學名著課程，到此將告一結束，下面不再講。其實也更無合標準的史學名著可講。

　　我將依照章實齋文史通義，從學術全體的大流變下來，一談此下的史學。

　　說到中國學術全體，自當以儒學為主幹，為中心。史學從經學中衍出，亦即是從儒學中衍出。

　　儒學應有兩大主幹：一為治平學。一為心性學。心性是「内聖」之學，治平是「外王」之學。

　　兩漢經學主要在治平之學上，關於心性之學方面，不免差些。即是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一段，老、釋之學迭起並盛，他們都偏講心性方面，而治平之學則仍沿漢儒路子。故自東漢以下史學大盛，正為儒學未盡衰絕之證。

　　宋、元、明三代理學興起，在講心性學方面已超過老、釋。因老、釋離治平而講心性，終不如理學家即治平之道而談心性之更為圓滿，更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學，亦特見隆興。

　　至於清儒，在晚明遺老如顧亭林考史，王船山論史，黃梨洲寫史，皆極卓越。但後來史學衰而經學盛，乾嘉時代自稱其經學為膜學。其實漢儒經學，用心在治平實事上；乾嘉經學，用心在訓詁考據上，遠不相侔。所以論儒學，當以清代乾嘉以下為最衰。因其既不講心性，又不講治平，而只在故紙堆中做考據工夫。又抱很深的門戶見解，貢獻少過了損傷。其時的史學，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

　　咸以下諸儒，因受章實齋影響，卻轉過頭來講經世實用；但仍走錯了路，來專講公羊春秋，仍在故紙堆中立門戶。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眞是一派胡言。既非經學，亦非史學。既非心性義理，又無當於治平實蹟。即論考據，亦是偽襲考據之貌，無當考據之實。乾嘉以來之考據學，至此也復掃地以盡。

　　民初以來之學術界，則大抵沿習晚淸，以今文學家末流氣燄，而借乾嘉時代之考據訓詁為掩護。其距離儒學大統更遠。而猖狂妄言則較康氏更甚。

　　今天諸位要有志研治中國史學，至少應跳出自清代道咸以下直至目前，這一番遞變遞下的學風，而游神放眼於章實齋以前。又當約略瞭解儒學之大體，於「心性」、「治平」兩面都知用心，庶可於將來史學前途開展出光明。任重道遠，我此一年所講，一面是為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為諸位打氣添油。雖是粗枝大葉，但我自信，將來中國史學重光，與我此一年所講，決不至大相河漢。

　　[1]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2]編者按：西周書文體辨一文現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3]編者按：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已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

　　[4]編者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一文已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5]编者按：研朱餘瀋中各文分別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七）（八），未獨立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