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指出，知人既难，察人必慎。正确的考察可以准确地评价一个人，从而对使用这个人的风险进行评估，并使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古今智者无不慎重选择察人之法，并从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让我们再回到清朝康熙末年，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都想继承皇位的诸皇子中最善于察人和用人的还是当时的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现在看来，胤禛能在角逐中赢得胜利，有其缘由。他的精明、务实而又严格的政治观点和作风，会取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康熙也未尝不因此而欣赏他，看中他，此其一。其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他的父皇，使政敌不以他为意，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他从而轻巧地取得了成功。其三，最重要的是，胤禛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候用上了力。步军统领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约有二万名官兵，掌管京城内九门钥匙，有他帮助，顺利地控制了京城的治安和局势，使反对派不能发动事变。允禵驻兵之所，基本上就是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年的治所西安，是内地通往西北前线的必经之处，容易控制允禵与内地的联系。因此，年羹尧起到了震慑允禵、稳定西北局势的作用。胤禛的奴才戴铎获知主子龙飞九五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立即向巡抚蔡瑛建议向新皇帝上书，劝其节哀，又提出优待八旗，从西边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军心。可见胤禛党人从各方面维护他们的新政权。有了朝内外的一批骨干和拥护者，胤禛顺顺当当地坐上了龙椅。

　　仅以雍正十分喜爱的田文镜为例，就可以知道，田文镜得获异宠，在于其老成练达，忠心耿耿。不但精于刑名、钱谷、治河、防盗，而且此心唯知有君，始获异眷，雍正四年十二月上谕中曾盛赞田文镜：

　　……及为巡抚后，三年以来，整顿河工，堤岸坚固，河泛安澜，年岁丰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契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

　　这虽仅指在豫任职一小段时期，但此后直至他病故的六年间，依然不变，不妨视为是雍正对田文镜的“盖棺定论”。如果进一步探究，田文镜获得雍正宠幸的原因大概有以下数点：

　　1．反对年羹尧、隆科多

　　雍正初年的人事，多少会牵涉到年羹尧与隆科多。年、隆得势时，鸡犬升天，下台时则大受株连。相反，昔日忤年、隆的多获平反，田文镜便是其中的一个，雍正二年十二月谕旨中透露：

　　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舅舅隆科多亦曾奏过。此皆轻信浮言，未得其实。

　　据说，年羹尧失宠时田文镜奉命调查年羹尧寄存的财物行踪，详细禀报，深得雍正欢心。所以，年羹尧、隆科多倒台之后，雍正只能依靠田文镜等与年、隆不和的大臣之力。

　　2．孤立无援

　　在朝野中，田文镜常常处于孤立之势，反受欣赏。以雍正个人的性情，认为众所称道者，可能柔善沽名，未必可靠，如雍正七年，曾对福建按察使孙国玺说：

　　“每遇与汝共事之同寅、上司人等，偶一言及，未有不称道汝者。朕少涉疑，料汝必由俯仰浮沉，取悦干誉之所致。今果然矣，朕深为之寒心。”

　　相反，受众人围攻，雍正认为这肯定是田文镜做人独立不附所致，曾自道：“朕当年即是孤臣，并无恃援。”对于此等孤臣必尽力保护，当广东巡抚杨文乾受通省同僚倾陷时，雍正极力承担，痛斥众人。田文镜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雍正说：

　　杨文乾不过同省四人合力排陷，如田文镜内外合力排陷岂止四人……但田文镜实能争气，全朕之公明二字……

　　从黄振国案起，田文镜为同朝大臣李绂、谢济世等围攻，雍正以为科举党比，力排众人。而此前，田文镜不得欢于年羹尧、隆科多，又曾受大吏张廷玉、朱轼等阻挠。树敌越众，越受信任，这也是田文镜获宠的原因。

　　3．治尚严刻

　　雍正之世，为政严刻，旧史以为田文镜谨遵圣旨，诸事尚严，因而得宠。但雍正时期治理朝政尚严，而田文镜施政风格苛刻，虽是事实，甚至连雍正也觉得过度，一再劝阻：

　　徐徐尽力为之，朕自有照鉴。

　　朕不虑汝不及，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

　　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

　　这样一个对朝政如此严格之人，当然很得雍正欢心，所以，雍正用人是有他独特的标准的。

　　雍正是如何任用这些支持他的人的我们暂且不说，但就雍正对这些人才的了解和笼络就可知雍正确实是察人、知人的高手。

　　其实，古代帝王察人之法是一个完善的系列，它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其一，观察鉴别法。如何观察一个人？我国著名思想家孟子曾提出了对人才的几种观察方法。其一，孝悌观察法。“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为仁义哉？”即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长辈，恪守先王礼法道义，用以培养后代学者，此为仁义之士。其二，好善观察法。“好善优于天下……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谗谄而谀之人至矣。”即喜欢听取善言，必将占据优势于天下，四海之人必将千里而来告之以善言；如果不喜欢听取善言，则谗谀小人必将蜂拥而至。其三，爱物观察法。“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君子应爱惜万物，有了这种品性，就能由物及人，亲亲而仁民，将国家治理好。其四，观目观察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吒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瘐哉？”观察一个人最好是观察一个人的眼睛。眼睛藏不住人的邪恶。心地正直，则眼睛明亮无邪；心地不正，则眼睛黯然失色。孟子的察人思想虽然带有浓重的封建礼教色彩，但其细致入微的察人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般来说，对人的观察认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描述阶段，通过初步接触观察，即能描述观察对象的外貌特征、兴趣爱好以及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工作情况等。二是预测阶段，即进一步了解观察对象的思想感情、思维特征、性格特点、为人处世的态度等。这个阶段不但能准确描述一个人，而且能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三是解释阶段，即进一步对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成因、行为的动机及心理基础等了解与认识。在这个阶段不但能预测一个人的行为，而且能解释其行为的动机以及性格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观察一个人，必须正确掌握观察的深度，尤其是对一个未知的“生人”，更不可盲目下结论，而应如孟子所说，通过若干方面的认真考察，才能获得准确的了解。

　　其二，设事考察法。即在对考察对象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安排考察对象完成某些任务或从事某些事务，以检验其才德，加深对其认识。对于这种方法的重要作用，韩非曾做过精辟的论述。韩非曰：“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治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藏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藏获不疑驽良。”即单看锻造刀剑用的锡和冶铸时的颜色，就是铸剑的能手区治也不能决定这剑的好坏；如在水中能砍鹄和雁，在陆上能斩断马足，就是一般人也不会怀疑这剑是锋利还是钝拙了。拨开马口，看看牙齿，端详马的外表形状，就是伯乐也不能决定马的优劣；让马套上车辆拉着车奔跑，直看到它跑到终点，那么就是一般人也不会怀疑这马的优劣。

　　设事考察法，在我国用人史上早有记载。《吕氏春秋卷三·论人》中提出的“八观六验”中的“六验”的具体考核方法，即是设事考察法的具体化。“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春秋战国时，赵国国王赵简子也曾经为选择王位继承人用过此法。赵简子写了一篇训词，并将训词分别写在两块竹简上，叫两个儿子各执一块，并要熟记训词内容。三年以后，赵简子将大儿子伯鲁叫到身边，要他背诵训词，可伯鲁一个字也背不出来；叫他把竹简拿出来看一看，伯鲁说早就丢失了。赵王心虽不乐，但并未面斥。接着赵简子又把二儿子无恤叫来，叫他背诵训词，无恤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后问他竹简在哪里，无恤立即从袖中取出，并恭恭敬敬地奉呈赵王。赵简子心虽高兴，但并未面奖。通过这次考验，赵简子了解了两个儿子的做事态度，认为老二能严守父训，听从教导，做事认真，勤谨有礼，便确立无恤为他的继承人。

　　设事考察法，根据不同的考察对象可以设置不同的考察内容，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设置不同的考察内容。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即对于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情考验他，却可以让君子接受重大任务来接受考验；而对于小人，不可以让他接受重大任务，却可以用小事情考验他。孔子侈谈“君子”、“小人”，固然有其狭隘性，但就其不同考察对象安排不同的考验内容却不失其高明之处。

　　当然，就实践考察这一点来讲，不一定都得采用“设事”的方法，也可采用“因事”考察的方法，即通过日常各人从事的各项工作以及各人所处不同环境观察其态度、品质和能力。这方面，清朝林则徐曾经总结出“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饿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的宝贵经验。唐朝魏征也在其名篇《论御臣之术》中给予了精辟的总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林、魏所提出的这些精辟总结加上雍正皇帝的那些亲身实践，正是“因事”考察人才的成功经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