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求学三年之后，1970年，三毛终于回到了台北。

　　靠在德国拿到的德文教师资格证书，她接下了母校文化学院德文系的教职，同时在实践家专和政工干校教书。这时，三毛没有回家居住。文化学院给她提供了宿舍，虽然是一间并不宽敞的普通教职工宿舍，但是，对在国外过惯朴素生活的三毛来说已经足够。

　　台北虽然是自己的家乡，但是，没有方向感的三毛还是常常迷路，不过，还是有几个去处是闭着眼也能走到的。一个便是阳明山上自己的小小蜗居，还有就是父母亲的家，再有的，就是明星咖啡馆。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咖啡馆，它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孕育了台湾十多位文学名家：周梦蝶、陈映真、黄春明、陈若曦、隐地、季季、罗门、王祯和等。这些如非文学爱好者便不能识全的名字，对三毛来说，亲切得如同多年未见的好友。而这个位于台北闹市区西门町武昌街的咖啡馆，在她离开台湾前，已是熟地。

　　明星咖啡馆的外观很不起眼，它的前身开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台北的它，其实是白俄老东家渡海而来的乡愁——曾担任俄国沙皇侍卫军团长的乔治·艾斯尼，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带着一团人逃到哈尔滨，三年后转往上海，而后又辗转来到了台北，与刚从建国中学毕业的青年简锦锥一见如故，与他合作在台北重开霞飞路上的“Astoria（明星）咖啡馆”。起初在四十年代它做为台湾第一家有欧洲风味面包的面包店而闻名，面包店开业一年后，二楼的咖啡馆才开始营业。因为所做的炭烤面包、俄罗斯软糖等十分地道，使长期留俄的蒋经国和俄籍妻子蒋方良也常来此处就餐。长此以往，明星渐渐成了上流社会，明星，文人的据点。在台湾物资缺乏的年代，却能在这里喝到用透明玻璃虹吸式咖啡壶煮的咖啡。人们都想到明星咖啡馆小坐，因为，那里的手煮咖啡，“代表一个当下，一个回忆”。

　　十年后，号称“孤独国国王”的诗人周梦蝶在门口骑楼下摆了120公分长，30公分深的个小书摊，卖些当时被禁的鲁迅作品之类的书籍以及自己创作的诗。他一袭长袍，一卷在手，驻守明星咖啡屋下21年。这21年里，不但卖书，还时不时与购书者一起到楼上咖啡馆里聊些文学艺术的事情，使明星咖啡馆作为文人雅士聚会地方的名声又传了出去。很多作家把明星当成了自的书房兼客厅，甚至连杂志都在那里孕育，编排。

　　这所墙壁上有白俄罗斯画作，拱型窗棂上有西式风格窗帘垂挂，摆放着数十行红木方型火车座与五张圆型桌椅的咖啡馆，慢慢变成台北的文化地标。在台湾文学史上，明星咖啡馆是首见的文学的沙龙，更号称台湾文坛“永远的沙龙”。

　　“茶在沉思，咖啡在默想，文学在高谈，艺术在阔论，时间在笔下奔驰，空间在稿纸上展开??”台湾诗人罗门为明星咖啡馆这样写；“台北总变得很厉害，但总有些地方，有些事物，令人追思、回味。”白先勇为明星咖啡馆这样写??

　　三毛太熟悉这家咖啡馆的特别之处，那时她与梁光明也常在这里约会，对穷学生们来说，这里实在是好地方——咖啡馆老板深谙待客之道又尊敬艺术家们，客人只点一杯五、六元的咖啡就可以在咖啡馆里消磨掉一整天。

　　她回来后，第一次去明星咖啡馆时，一眼就看到正在打坐的周梦蝶。看到他，仿佛这三年只是闭眼的一次沉睡。她没有打扰他，在他书摊上留了一个纸条：我是陈平，离开了三年，又回来了。

　　周梦蝶后来到二楼去找她，他也还记得她，一个清秀活泼的女孩。

　　她那时，在家人和朋友看来，简直是美极了，常穿蓝色与白色，这两个安静的颜色，被她那些从西班牙搜罗来的首饰们点缀得活泼明艳，无论走到哪里，都飞快地成为众人的焦点。周梦蝶与她很快地成为了朋友，她几次邀请他到家里去玩——父母亲的家。她愿意与亲近艺术的人做伴，因穿着破袜子而不好意思脱鞋进房的诗人，在她看来是纯真又至性情的人。

　　陈若曦与常与她见面。她看到三毛的变化时连声夸赞她。两人一起喝着咖啡，聊着这三年的事情。陈若曦忽然犹自笑了一笑：“你有没有看过我给《现化文学》写的一篇叫《乔琪》的文章？”

　　她一问，三毛仿佛有些印象，她问陈若曦，是不是讲一个会画画的女孩自杀的故事。

　　陈若曦掩着口笑：“那你看的时候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吗？像照镜子一样？”

　　“什么？照镜子？”

　　“白先勇知道，我那篇文章，是以你为原型。确切地说，是以十七八岁时的你为原型。”因为三毛不再是十七八岁时那个孤独自闭的少女，她才能笑谈这文章，她说：“当时，很替你担忧，害怕你会像乔琪一样。”

　　晚上，三毛没有回阳明山，跑回父母家去翻《现代文学》，她想找到那篇《乔琪》，来看看自己那时在朋友的眼里，倒底是什么样子。

　　乔琪，一个自闭又自恋的少女，喜欢画画，不肯去上学，父母亲因溺爱孩子也不多做逼迫，她经常在家里照着镜子想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后自杀??三毛看完后，后背一个劲儿地发凉，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坐在地板上哭了一会儿，听到母亲敲门叫“妹妹来吃水果”时，她猛地拉开了日式拉门，向母亲很深地鞠躬：“姆妈，过去的日子，我太对不起你们。”

　　缪进兰吓了一跳，依然缓缓地不自主地摇晃着白发丛生的头，她说：“哪里有？哪里有？”

　　缪进兰的头像这般不由自主地摇晃是在三毛休学后不久的事情，因为时间上的一致，三毛便以为这毛病是被自己气下的。所以，看着母亲，她的心像刀绞一般。她将缪进兰抱住，缪进兰毫无准备，因为水果盘被夹在两人之间。她们看看水果盘，再看看对方，又想笑，又想哭。

　　她感觉这些年从来没有和母亲这样亲近过，虽然家书上姆妈姆妈叫得亲热，但是，谁都知道再炽热的文字也不如一个拥抱更真实。

　　她对母亲的印象来自于离开南京。离开南京，三毛其实并不算痛苦——惟一让她痛苦的是母亲在轮船上总是呕吐，仿佛可以这样永远地呕下去。

　　到台湾以后，父亲照旧是要工作的，而没有了佣人，她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母亲在一起。

　　那时，她们与伯父一家人一起住在台北市松江路的日式平房里，房间不大，却要融纳两家12口人。母亲常呆的地方是厨房，她很少笑，生活看上去也单调乏味。如果不是她讲给陈家的几个孩子听，他们都不会相信，这个总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姆妈，还是一个有“过去”的女性。

　　缪进兰，在婚前是受过“洋学堂”教育的。认识陈嗣庆时，她刚刚十九岁，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每当三毛坐在房间里看书时，缪进兰都想将三毛的书从她手里拿掉，逼她出去参加集体活动。她不明白为什么三毛会这样害怕与人交往，她给三毛讲着她的旧事——在高中时曾经在校篮球队里打后卫，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沪江大学新闻系，如果不是要与陈嗣庆结婚，她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可以不必被家锁住。

　　三毛喜欢听的却是母亲婚后，特别是抱着初生的婴儿（三毛的姐姐），从上海到重庆去与丈夫团聚一路跋涉的故事。缪进兰被儿女们缠着，将这段故事讲了又讲，儿女们不了解那时她是怎样的心情，只在这段好听又刺激的冒险经历里，将母亲暂时当做了女英雄。

　　三毛从来都是个敏感又心细的孩子，当家里别的孩子都只能在故事里欣赏母亲时，三毛却从生活里极平常的一件事情里重新阅读了母亲。

　　那是极平常的一个下午。

　　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三毛不知道那封信有什么不同，只发现母亲看完那信之后，很长时间地望着远方发呆，她脸上的表情是三毛所陌生的，三毛想，那信，一定讲了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情。

　　晚上，母亲安排孩子们在榻榻米一字排开地睡下后，和父亲坚定地讲：“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讲：“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三毛的小弟，那时，只有两岁多。

　　三毛在那天才知道母亲是真的有同学的。第二天，她考试般询问母亲：“你以前都看过什么书？”

　　母亲说了《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三毛都要怀疑这话的真实性了，在她的眼里，母亲只是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甚至小小的内心里还闪现过“将来不要成为母亲这种女子”的偏见。

　　母亲回忆的阀门被打开之后，仿佛快乐了许多，话也比平时里多，不但讲着过去的趣事，还拿出几张照片给三毛看。三毛努力在那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仿佛从书里走出来的女子里寻找十八岁的母亲，当她辨识出那个裙子和头发向一边随风飞扬的母亲时，她无意瞥到在地上啃鞋子的弟弟，心里忽然复杂极了，一句话也不讲，丢下母亲和照片，跑开了。

　　一连许多天，母亲的脸上都浮着照片上那般的表情，手里却是不停——给三毛和姐姐陈田心裁新衣服。

　　三毛不喜欢那件衣服，虽然总是穿着姐姐们的旧衣服和小学生制服的她非常渴望拥有一件自己的新衣服。

　　她心目中的新衣服是粉蓝色，晴朗的天空那般。但是，母亲却做了一件白裙子，惟一的颜色在裙摆，缝了一条紫色的荷叶边。三毛一看这衣服就哭了起来，她说：“这种配法是死人色。”

　　母亲难过地看着她：“妹妹，姆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等有钱了，一定给你做别的颜色衣服??”一边说，一边还是拿了裙子向三毛身上套。三毛不听，只是拿手去挡，说有算术要做，就走远了。

　　姐姐一向比三毛乖，她听话地穿上了那条与三毛一模一样的“死人色”裙子。三毛偷偷地看，发现并不难看时，心里才算安然。

　　姐姐穿着裙子跑来悄悄告诉三毛：“你要不乖，小心姆妈不带你去。”

　　“不去就不去。”三毛说。

　　“姆妈的同学都嫁了有钱人，他们会请小孩子吃冰淇淋！”姐姐兴奋得眼睛都亮闪闪的。冰淇淋，那是属于南京夏天的记忆了。

　　母亲也兴奋得眼睛亮闪闪，她还偷偷炖了红烧肉和罗宋汤，要带给同学们吃。

　　同学会那天，三毛总也不能忘记——那天，母亲给她穿上了平日不穿的白皮鞋还有一双新袜子，头发上还扎了淡紫色的丝带和裙子上的荷叶边相映衬。而母亲，穿着一件暗紫色旗袍，白色露趾高跟鞋，甚至还涂了“夜巴黎”香水。

　　那天的母亲，很不同。

　　三毛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车，姐姐护着那盛汤的锅子，害怕将母亲惟一的好旗袍弄脏，母亲用块黑漆漆的油布护在三毛的膝盖上，担心女儿会被雨打湿。

　　雨越来越大，车夫尽力地踩，母女三人不停地向耶稣基督哀求希望能赶得上时间——同学会在爱国西路集合，然后一同乘汽车去碧潭。可是，等她们赶到时，只能看到那辆草绿色的大军车慢慢发动的背影。三毛用手去拍打车夫的背：“我们去追！”

　　车夫真地狂冲起来，雨水向他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双手牢牢地抱着那锅汤，好像随时都会冲下车去。汽车渐行渐远。母亲忽然发疯似地大声狂叫：“等等我——我是进兰，缪进兰——等等呀??”姐姐和车夫都一起地叫，三毛却害怕得快要哭了，她以为母亲是要疯了。

　　回到家，母亲身上没有了香味，她又成了那个平日里洗衣做饭的乏味妇人。脸色平静着，声音也是淡淡地：“妹妹，快换件干衣服，省得着凉。”

　　那件新裙子被扔到了地上，紫荷叶边被水一泡，居然褪了色，将白布染出一块块紫药水般的印迹。

　　她们再也没有穿过那件裙子，缪进兰也不再提起那年没参加成的同学会。那几天，在缪进兰里的生活里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石块，虽然起了些许波花，但是，很快还是归了平静。但三毛却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了一些母亲。

　　但是，缪进兰在三毛心里的地位总是反复的。三毛上大学时，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又一次作评估。那次，是一天的放学后。她回到家，到厨房里找到忙碌的母亲，脱口就问：“姆妈，你念过尼采没有？”缪进兰淡淡地一笑，说没有。三毛再问：“叔本华呢？康德呢？沙特卡缪呢？黑格尔、齐克果??这些哲人你难道都不知道？”缪进兰忙着将泡软的米饭下锅去炒，给一家人准备晚餐“海南鸡饭”，听三毛这样咄咄的问，只是摇头说：“不知道。”三毛看着她忙碌的身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挫折感。她有些发怒，曾经那个受过洋学堂教育喜欢读书的母亲怎么会成为这个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她忍不住对母亲吼：“那你怎么不去读？”三毛那时的怒，并不是怒母亲不知道那些书，而是心中的榜样忽然坍塌，失望失衡的怒。坍塌后的母亲，不再是榜样，而成为一个形象——一个三毛绝对不要与之相像的形象。

　　抱住缪进兰的三毛，并没有因此而和母亲的心里搭起完全的沟通的桥梁，但是，隐隐的，她知道，自己远比过去更理解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