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现代化进程，无疑需要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如何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建设？近些年来，有关的讨论一直在向纵深发展，但讨论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问题直接涉及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前景。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其说是源于文化问题本身的难度，不如说是考察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视野和方法论使然。因此，要加强文化建设，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有必要搞清楚。

　　1.文化建设的立足点。是立足于文化（主要是过去的文化）谈文化，还是立足于现实谈文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这里牵涉到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文化的源和流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传统文化，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有些学者明确认为，新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基础，因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是民族文化的“母体”和“源头活水”。虽然他们也提到中国发展的现实，但实践的问题基本上在其考虑之外，可以说是文化的“宾词”。像现代新儒家大都持这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较深的研究，对于现代西方文化与哲学也有广泛的了解，并且力图站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谈论文化建设问题，但由于对中国的现实缺乏冷静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因而他们所提出的文化设想往往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母体”，我们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像当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要凭空创造出一个什么新文化。但是，必须指出，传统文化只是文化发展之流，现实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才是文化发展之源。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这块沃土，所谓民族文化的“根”和“母体”实际上是难以存活的，最后可能因失去营养、水分而导致枯竭、萎缩。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3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讨论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之所以要立足于现实的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的主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文化及文化主题并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观念的产物，其归根到底是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发展史上，抽象的文化主题是没有的；即便看似抽象、贯穿古今的文化主题，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意蕴。比如，理气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众多思想家都不可能绕开对理气关系问题的回答。但是，在不同时期，理气关系问题所具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最早提出“理”这一范畴的韩非认为：“理者，成物之文也。”[34]把“理”看作是构成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以同作为自然界总规律的“道”相区别。其“理”的学说反映出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无神论思想。而宋代朱熹则认为，“理”是万物的本质，“理”在万物之先，“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35]。这里提到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虽然是“理”之“用”，但它显示出，朱熹的“理”本质上是契合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的。所以，同样是“理”的学说，它们在文化精神实质和社会历史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由不同的现实决定并为其服务的。

　　其二，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实践的推动。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变化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非单一的文化的延续。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本身则是一个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只要存在着社会矛盾，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就存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正统和异端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对立和冲突往往体现为文化变革的课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在这些课题的解决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实践作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三，文化的传承也主要在历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我们不否认历史典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因为离开了这些典籍，就无从考证和研究以前的文化。但是，文化传统并不是仅仅记载在历史典籍上，而是深藏于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为我们称之为文化及其传统的东西，并不是陈旧的、僵死的东西，而是在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作为精神力量实际发挥作用的东西，它与文献记载里的东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大相径庭。[36]这样，看一种文化是否得到传承以及怎样传承，不能仅仅根据典籍的记载，必须根据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现实的人们的影响和制约来确定。

　　文化建设无疑要立足于现实，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要立足于什么样的现实或怎样立足于现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同社会转型需要相一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是互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与现代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社会转型不可能顺利实现。在我国，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尽管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但它毕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过程的自觉来源于理论上的自觉。虽然我们在推进这项事业中可能要经历艰苦的摸索，但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摸索的盲目性。正是为了减少这种盲目性，才需要加强文化建设的现实针对性。其次，文化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市场经济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基础。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文化经济。在其发展进程中，不仅仅以其固有的一系列经济原则去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而且还以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原则去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除了被视为“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和“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控制外，还应当包括另一只“手”——文化价值体系的控制。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塑造新型的现代市场精神，这就客观上要求实现文化自身的转型，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2.文化建设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看法问题。对于外来文化，常常表现出两种心态：一种是以“天朝大国”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认为外来文化并不比我们先进，那些所谓先进的东西，我们祖上早已有之，因而外来的文化不足为法；一种是“崇洋媚外”的心态，认为外国什么东西都比我们强，不但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顶礼膜拜，就连西方腐朽落后的文化也一味学习、引进。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既要积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同时要以开放的胸襟有选择、有分析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优秀的文化，经过改造、吸收，化为我国的新文化。盲目地排外或盲目地吸收都是不可取的。应该用世界的眼光看待文化及其建设。强调这一点，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化上是相对落后封闭的，现在要进入现代化潮流，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与世界文化发生碰撞的问题。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认为，每种古老的文化都曾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不管是生物学的还是人类历史的经验都启示我们，凡封闭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会变得陈旧过时，并苦于“动脉硬化”。因而在目前这个时代，这些文化都必须变成开放的系统：对同其他文化和其他智慧的相互作用开放，对处理技术时代的事物和问题的通用方式开放。只有当一种文化不仅仅准备在物质或经济方面，而且准备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方面向其他文化学习并求得自身的发展时，它才能变成一种开放的文化。所以，既要有文化个性，又要有全球视野。

　　前些年，在文化讨论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把“五四”以来产生的新文化看作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相对立的东西，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落”和“断裂”，因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值得检讨的。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前提：只有古代的东西，才是正宗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文化因素，都是外来的东西，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在文化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作为同义语看待的。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各个民族的文化基本上还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延续和发展的话，那么，在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条件下，那种所谓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7]。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未是儒家文化的单独发展，且不说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受到本土道教、道家思想的渗透，就是对外来文化上也经历过几次大的交流、碰撞，像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元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就是文化交往、融合的明显例证。假如把这些外来文化的作用成分剔除出去，中国文化传统还能否保持它的原貌？因此，不能把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因素排除于民族文化传统之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是否还包括弘扬中国革命传统呢？按照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这样的传统显然不在其列，因为它既“打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进程，又充满了西方政治激进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传统排除于中华优良传统之外，实际上犯的是与上面同样的错误。传统是一个发展着的链条，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传统可以定为一尊。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固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弘扬，而中国革命传统是对以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同样应当弘扬。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这种传统更具有迫切的意义。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文化传统上的继承与超越问题。何谓继承？如前所述，继承并不是简单的沿袭，而是科学的扬弃与否定。有超越，才有继承。历史上，大凡保守型的继承者，总是以正统自居，而把超越型的继承视为离经叛道。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真正的传统总是继承在那些敢于超越者的手里，如果只会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决不会领悟传统的真谛。在中国革命史上，王明等曾以照搬的方式“继承”过“马列”，但真正的马列主义并不是从他们的手中传到中国，恰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创新，使马列主义在中国继承和发展。同样，邓小平结合新的中国实际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继承与推进。所以，传统要“传”，就得开放，就得发展；封闭的“统”，只能导致“失传”。

　　3.文化建设的目标。近年来，“价值重建”、“文化重建”的呼声一直比较高，然而，“重建”的目标是什么？意见并不一致。曾几何时，有人主张按“蔚蓝色”文明建构中国文化，近些年又有人主张按中国传统文化来重建新的文化，认为未来的文化发展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来，文化建设变得扑朔迷离。在文化建设上，“立其大者”，明确建设的目标，显得非常重要。

　　按西方的文化模式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当然不可取，而完全按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建设也行不通。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唤，而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准确地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地位，必须明确目前文化建设中最缺少的文化因素和最急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只有弄清这些问题后，才能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建立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在这方面，有两点是应当提起注意的：第一，不能淡化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都不可能避开这一问题。西方国家在文化上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指导思想，其思想倾向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文化建设，绝对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丢了这一指导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倡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并不是否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第二，不能回避文化战线。把文化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对，但无视文化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也属片面。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承认不承认是一回事，怎么对待是另一回事。我们坚决反对搞过去那样的文化大批判，但在文化思想上构筑一定的防线还是必要的。既然讲文化上的批判继承、过滤吸收，那就事实上内在地肯定了坚持文化战线的必要。

　　4.文化建设的历史向度。同所有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发展也基本上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即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很深远，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现代化的步伐，而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门户的开放汹涌而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前现代的东西和后现代的东西极易结成“联盟”，共同抗拒现代性。近些年来，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之所以青睐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这种状况，极大地增加了文化转型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前现代的东西未加批判地保留了，后现代的东西也未加选择地拿来了，可就是没有把握住现代性。因此，在我国，文化转型的研究必须注意从现实出发，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大目标。对于前现代的东西和后现代的东西，一定要认真研究，但必须是以现代性的目光去审视。

　　为了正确把握文化转型的历史向度，应当特别注意明确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就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目前实际上仍处于现代的前夜，或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阶段。按照这种时代定位，文化转型必须转向现代，而不是后现代。因此，“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远远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而西方目前的后现代文化价值，并不完全适合于今日之中国现代化建设，因为西方同我们并不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不能把目前西方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文化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文化建设必须切合中国国情，有现实针对性。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并不能代表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冲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如理性观念、法制观念、竞争意识等。可以说，唯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才是现代文化、现代精神的真正体现。所以，今天讲文化转型与重建，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也就是要使文化建设贴近时代与生活，引导人们注重活动的文化追求，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格，促进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要使文化建设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在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在新的起点上熔铸出新的民族精神，以求在一种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5.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近年来，学界经常谈论主体意识，而文化建设同样有一个主体意识问题。因为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文化特色、使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确立文化建构上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就继承，有害的就拒斥。当然，强调文化主体意识，并不是主张文化本位主义，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自主开放的，后者是狭隘封闭的；前者是开拓创新的，后者是复古守旧的。强调文化主体意识，事实上也就是用中国哲学史上“和而不同”的观点来建构中国的未来文化。“和”表示的是综合会通，“同”则表示的是简单等同。“和而不同”就是在承认差异、保持自主基础上提倡文化间的融会贯通，而不是主张简单的文化照搬、雷同。可以说，“综合创新”就是“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它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因为综合创新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主张显然超越了那些国粹派和西化派的狭隘之见，表现出一种既有自主意识、又有开阔胸襟的健全文化心态。那种“中西之分”即“古今之异”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它混淆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把西方的模式看作是中国发展的楷模与方向。因此，失去了主体意识，在文化上就只能是盲目的接受、模仿；而这样的接受、模仿，又必然导致文化的跛足发展。

　　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转轨过程中，普遍面临着一个积极吸收西方外来优秀文化与妥善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矛盾。有些发展中国家受西方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往往表现出一种盲从的躁动。在文化上容易吸收西方坏的东西，结果把本国好的东西也丢掉了。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注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的新文化，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具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应有“自己的形式”。他认为，古今中外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但这种吸收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将其分解，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一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突出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徐特立曾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这一文化观，认为他所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决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这一解释，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法文化观的本质。我们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切莫丧失了这种基本立场，应当明确地确立文化主体意识，按照主体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有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以创造出自己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6.文化建设的战略。注重文化战略的研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理论界将这种研究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力图为他们提出的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像影响最大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认为，文化将是引起人类冲突的主要根源，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经济。亨廷顿还认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的21种主要文明，至今存留的只有七八种，在其中间，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文明提出挑战。“文明冲突论”的矛头所指，显然是针对东方文明。近年来，西方还有些理论家在进一步论证，要使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使西方价值观支配国际政治秩序。例如，托夫勒认为，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哪个国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哪个国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又如，约瑟夫·奈也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些看法所暴露出的倾向，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现实来看，情况确实不容乐观。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可以通过文化传媒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传输给发展中国家。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意识形态受到不断地渗透，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悄然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战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当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国际联系高度发达的时代。就文化发展来看，由于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增加，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加强，以至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但是，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或紧密联系并不能抹杀民族文化的差别和特征。认为世界各民族必然逐步进入与今天西方相同的“现代”文明是完全错误的，企图把西方文化全盘推行到东方国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的国际化不能消除文化的多样化和特殊性。

　　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激烈竞争，面对西方文化的尖锐挑战以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我们必须从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战略的重要性，并且成功地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按照这种战略，文化建设首先必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这是文化发展不致受到西方文化左右的基本保证。否则，走向殖民文化的危险难以消除。其次，文化发展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这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之所在。最后，文化发展要立足本国，同时又要面向世界，这是保持文化旺盛活力的重要一环。为此，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文化成果方面，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应当是全方位开放的，态度上应该是历史主义的。总之，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文化战略，这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1] ［美］罗伯特·海尔布等：《现代化理论研究》，29—3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美］罗伯特·海尔布等：《现代化理论研究》，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56—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A（adaptation）意思是改变性的适应，即任一系统为达到目标而从环境获得资源的问题；G（goal－attaiment）意思是达到目标，即系统形成和坚持长期目标的问题；I（integration）意思是同和，即系统内部各部分间的关联和协调问题；L（latency）意思是潜在因素，即面临着持续的内部变化和外部新输入，系统保持自己特有形构的深层力量。参见丁学良：《“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1）。

　　[26] 参见［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5—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5页。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487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8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4] 《韩非子·解老》。

　　[35] 《朱子论类》卷十八。

　　[36] 参见刘奔：《传统与现实生活》，载《哲学研究》1995（2）。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