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作为一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是站在解构主义的基地上“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的，他所理解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其解构性的阅读重新写过。但是，我注意到，在德里达的话语中的确包含着真知灼见，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通过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即“新国际”的分析，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互文性的阅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新国际”神话的解构功能和当代意义。所以，《马克思的幽灵》指出，“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2]德里达一再谈到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遗产？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

　　德里达所欲继承的马克思主义遗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的幽灵》指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3]

　　在德里达看来，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部分；在时代不断变换，而时代精神却在趋于自由主义的惰性和沾沾自喜之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这种批判精神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目；忠实于这种批判精神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们继承这种批判精神，“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4]。换言之，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仍然会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德里达已经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院式的研究转换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这标志着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路标。

　　德里达的理解是正确而深刻的，批判性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其他各种理论，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身。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以“明白的方式”“要求对他自己的研究主题的结论进行变革”，以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精神看待现实社会。“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反，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因而在本质上是批判的。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通过理论批判取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使马克思对理论本身以及其他各种理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以高瞻远瞩的智慧解答了时代课题，并以巨大的超前性预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因此，德里达断言，“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6]，并认为只要这种批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就能结出硕果。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想必会认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一起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而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激励。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7]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其批判精神是最有活力的部分，而方法论是最有价值的本质的方面，批判精神通过方法论体现出来，方法论的价值通过批判体现出来，而解构本身就是一种方法，“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做是一种解构”。[8]

　　这就是说，批判、解构和方法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过时，我们必须继承；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方法，而是其完整的方法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而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把方法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并非德里达首创。卢卡奇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方法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结论都错了，但只要其方法正确，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仍然不可超越。在这一观点上，德里达同卢卡奇不谋而合。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一方面强调方法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必须继承的遗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把这种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固定在形而上学的本质论的总体性中，固定在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固定在国家机器的历史中，是应该抛弃的。

　　问题在于，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或所有结论都应抛弃，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方法论就难免虚无缥缈了。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主义”的根本精神或本质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理论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整个演绎过程和结论都值得怀疑，那么，所谓的根本精神或本质同样值得怀疑，甚至应该抛弃。但是，我注意到，德里达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重申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一观点的，而且德里达又是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思想大师，所以，德里达的观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9]，并体现出巨大而深厚的解构功能。德里达的见解的确包含着合理因素，但他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或方法论。

　　德里达从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出发，寄望于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以挽救这个趋于破败的世界。由此，马克思主义对德里达而言，也就喻示着一种乌托邦精神：“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也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它也知道这并非最后的或最初的结论）。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10]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属于一种对即将到来的绝对未来保持开放的经验的运动，也就是说，属于一种必然是不确定的、抽象的、旷野般的经验的运动，这种经验被托付、被展现、被交付给一种等待，即等待另一种经验，等待事变的来临。在德里达看来，犹如当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也在当今世界徘徊，它“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11]。

　　透视《马克思的幽灵》，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对你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都是具有某种哲学和科学形式的谋划或者说允诺的绝对独特性的继承人”[12]。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像达尔文思想或弗洛伊德思想一样，已经与现代文明交融在一起，像牛顿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一样，已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中的一大部分”[13]。德里达由此认为，“资本主义所能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14]。的确如此。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它的问题，而是它早已客观存在并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了。

　　从总体上看，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当代意义，这是德里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主导思想。在我看来，这也是《马克思的幽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