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代汴梁之建设

　　唐室既衰，五代迭兴，皆偏霸之主，兵戈扰攘，且五十余年。中原建设力微弱而被坏甚烈。初，朱梁代唐，长安为墟，毁宫室卢舍，取其材浮河而下(1)。既都洛阳，乃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创宫殿焉。洛阳经安史之乱，疮痍满目，已非唐时东都之盛。后唐灭梁，唐庄宗虽以“宫禁郁蒸”(2)，曾营楼观，但洛京是时旧墙多已摧塌，南市尚留有张金义所筑临时壁垒，“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3)。其衰落情状已露。

　　及后晋都洛，天福三年（938年），河南留守奏修洛阳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今公私困窘，非陛下修宫馆之日。”(4)是时宫室既渐次颓顿，而国力又不胜修葺，遑论建置矣。同年，晋又东迁，以汴州为都，汉周迭代，乃一因其制，但汴宫诸殿，各代易名而已，亦未曾增益。

　　后周都汴，以方内略定，迭诏整广京师，始有开国建设之风。自隋开运河，汴河为其中流，汴梁在唐时已因商业发展，成“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5)。其市肆繁盛，“邑居庞杂”，固非一日。太祖广顺三年，诏开封府丁五万五千人，修补京师罗郭，尚未广事展拓。迄世宗武威政权雄盛，四方人物走集于此，汴京乃兼政治经济中心，其旧有建筑，突然不敷居用。显德二年（955年），增修汴城之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重(6)。

　　世宗始因“东京……都城，因旧……诸卫军营或多狭窄，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有烟火之忧”。故“将便公私，须广都邑，于京师四面别筑罗城”。其设施则“先立标帜，候冬末农务闲时……修筑……未毕则迤逦次年……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须去标帜七里外，标帜内候宫中划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等，即任百姓营造”。

　　同年诏云：“闾巷隘狭……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更着意于卫生及治安问题，故又极力劝谕：“近者开广都邑，展行街坊，虽然暂劳，夕成大利……朕通览康衢，更思通济……”其设施尤增观美者，乃于“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益凉棚。其三十步至二十步者，与三步，其次有差”。

　　显德三年（956年）春，乃诏发民夫，大举筑汴京外城。

　　此后各地寺院亦有显德重修之事，盖已渐入建设时期，东京繁荣，尤因疏浚汴河，再通淮南，经济上发展之故，官方营建之外，又产生市坊商业建筑，如“邸店”(7)之属，以廊屋或巨楼以储货物。“世宗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而无委泊之地……乞许京臣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首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三间。世宗辇过，赐酒犒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岁入数万计”(8)。时人称此为“十三间楼子”(9)，其雄大之姿，当非寻常市楼所可及。迄宣和之世，此楼犹见于《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景既为应诏者之一，沿汴两岸当尚有其他商贾屋楼之产生。至赵宋定基之时，东京都会规模固已壮盛，交通漕运尤便，不再迁洛之故，或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