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的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但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势均力敌之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地笼罩在宗教战争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都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因有59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但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这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来办理。

　　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征服对方统一教会，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做出决定之前，最感为难之处在于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样喜欢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但他的思想单纯并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

　　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1761]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80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被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锒铛入狱的代价。在每一次的选举中，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

　　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这被人当成是对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但一大群民众被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47年，心满意足地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这等于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了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1762]

　　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为他写《护教申辩书》。但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而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1763]

　　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从中联想到一种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与西部的宁静无事进行对比。[1764]

　　其二，不论对含糊而隐约的报告有多少信任，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恺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1765]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的厚重外衣，就会为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而感到极为惊讶。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担心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他那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真实不虚的意见以及身份的尊严，断言自己绝不会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和权力。瓦伦斯很虔诚地为主教座堂服务，他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将医院设置在恺撒里亚地区。[1766]

　　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因他的诏书而激起非常强烈的嚣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加入埃及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不就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1767]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确定下来，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3000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沙漠，那里居住着5000名僧侣。因而传出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