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董仲舒两次从政，“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两袖清风故得以自保，因而也就“以寿终于家”。[1]

　　董仲舒辞官家居之后，一方面仍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预闻朝政；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以著述为事，“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2]

　　董仲舒勤于笔耕，著述颇多。司马迁说他“推《春秋》之义，颇著焉”。[3]没有指明董仲舒有哪些著作。班固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世。”[4]而《西京杂记》则径说董仲舒梦蛟龙入怀，著《春秋繁露》。

　　不过，关于《春秋繁露》的正式著录，只是到了隋唐时期才有。这其中的原因，清代学者判定是因为在西汉末叶以后，古文经学盛行，因而使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著作便不被重视而散失。这个解释对于理解何以到了隋唐才正式著录董仲舒的著作很有助益，但明显地与历史事实不合。

　　西汉末叶以后，古文经学异军突起，确实对今文经学构成严重的挑战。但在整个东汉时代，今文经学并没有因古文经学的崛起而中断。大量事实表明，董仲舒一系的严、颜学派在东汉一直拥有极大的势力。[5]董仲舒本人的著作一直受到朝野各界的重视，不仅东汉明帝马皇后“尤善”董仲舒书[6]，而且有应劭等人仿董仲舒著书体例撰《决事比例》及《春秋断獄》等。[7]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著作在东汉时还并没有失传，只是不被那些古文学家重视而已。

　　现存《春秋繁露》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代学者整理研究《春秋繁露》校著者有惠栋、纪昀、卢文绍、凌曙、苏舆与谭献等。其中，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校论最为详尽，凌曙的《春秋繁露》较为通行。凌著成于嘉庆年间，收入《皇经解续编》，故而流传甚广。但实在说来，凌著也很粗糙，很少有校勘、训诂、读音和用典的出处。此外，手抄谭献的《董子定本》藏于浙江图书馆，手抄张宗祥《董子改编》藏于杭州图书馆，也可备参考。

　　《春秋繁露》的传世各本，均明显经过后人改动，不是董仲舒著作的原貌。但它作为流传不多的董仲舒著作，大体上仍可反映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这部书犹如汉代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它对当时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概括。因此，认真研究《春秋繁露》不仅对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而且对于研究汉代学术史乃至整个儒学发展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关于《春秋繁露》的研究，除了清代学者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外，则向来不够充分，甚至对此书名称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此书，而在董仲舒传中也只说《繁露》是与《闻举》、《玉杯》、《竹林》等并列的说《春秋》事得失的一个篇名。至于为什么取名“繁露”，向来也有不同说法。有人引《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玄绝无繁露，以为“繁露，冕之所垂也”。或引《博物志》“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其实，这些都是将“繁露”作为具象，而无法说明董仲舒使用时的含义。

　　贾公彦在《周礼·大司乐》的疏中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而《玉海》则说：“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属辞比事，有连贯之象焉。”这两种意见不知是否更接近董仲舒的本来意义。

　　关于董仲舒的其他相关资料，还散见于《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和《匈奴传》等篇中。这些资料大部分由后人辑入《董子文集》。另，清人黄奭辑有《董仲舒文》二卷。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董仲舒的重要资料。

　　[1]《汉书·董仲舒传》。

　　[2]《汉书·董仲舒传》。

　　[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4]《汉书·董仲舒传》。

　　[5]参见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6]《后汉书·皇后纪》。

　　[7]《后汉书·应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