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淮西之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

　　曲终人散，本来应该是松一口气，坐下来喝杯茶吃块饼干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淮西之战才刚刚过了两个月，南宋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绍兴十一年的四月十二日，高宗皇帝发出诏书，下令张俊、韩世忠和岳飞这三路宣抚使从速来朝议事。

　　这个命令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虽然宋金双方在淮西战场上的大战暂趋平息，但局部的战争还在持续不停。尤其是在西北的战场上，由吴磷完和颜撒离喝所联手主演的大戏还在**当中，宋金两军打得难解难分，好不热闹。

　　这种情况下，下一**规模的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高宗皇帝怎么会如此不顾大局，在这个关头把三位军区司令官召回行宫？

　　原因只有一个，此时秦桧已经与完颜兀术重新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他老人家的承诺---这回和议必成。

　　既然安全得到了保证，高宗皇帝自然要执行老赵家皇帝的传统规矩。

　　“杯酒释兵权”。

　　......

　　公平地说，南宋朝廷这次“释兵权”是全面性的，范围包括所有的高级军官，并没有针对特定的某人。

　　下至刘锜，上到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凡是拥有自己**一支部队的，全部都是“释兵权”的打击对象。

　　因此，当自以为是的张俊主动配合秦桧，暗中谋害刘锜、韩世忠和岳飞等人，满以为秦桧会实现他的诺言：“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汝。”

　　到头来，秦桧让御史台轻轻一份奏章弹劾。便让他张俊打回原型。

　　可笑乎，可叹乎。

　　......

　　单单“释兵权”肯定是不够的。不管被罢免兵权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服不服，朝廷还需要抓一个人出来“祭旗”，以示“杀鸡儆猴”。

　　朝廷最初的目标是刘锜。后来变成了韩世忠。而到了最后，朝廷针对的对象却变成了岳飞。

　　我们耿直的岳少保。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先救刘锜，再救韩世忠；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悲剧就此发生了！

　　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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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抑武、以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

　　“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

　　、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抑武、以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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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明宋朝军队的强大，比如在西夏战场的胜利。等等；只不过，身形庞大的美国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处处挨打受气，无论怎样解释。都摆脱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恶的“以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归咎于缺马。

　　缺马当然是一个劣势，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装备能够决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天朝毛太祖语录中也有这么一句：“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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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尊抑武、以制武”的这个制度，又如何导致宋军军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军事体质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的安排，根据《宋史?职官二》中的描述：“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这样，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层的安排，根据“更戊法”的规定：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这种安排的结果，让整个军队的掌控权归于朝廷，而不会从属于某人。

　　只不过，朝廷是虚的，皇帝才没那么多功夫天天管着管那。

　　谁也管不了的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管了。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与天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锅饭”的结果，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人员的**、效率的低下，等等。

　　当宋朝在军事上的高投入并没有高产出，反而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时候，保守和退缩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宋朝的军力与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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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康元年到绍兴十一年，时间长达整整十五年时。这在两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皇室的力量几近于零，只能依靠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感召力来勉强维持统治。

　　于是乎，南宋朝廷对于各个武将们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只要你能够坚持与金兵作战，只要你愿意打我宋朝的旗帜就行了。

　　这种放任武将军官们各自发展的结果，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才会去用心下功夫。

　　从建炎元年的一穷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绍兴十年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用了区区十五年时间，南宋朝廷对于女真金国的军事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制”。

　　在这个过程里，在南宋朝廷的各大军区之中，并不单单是岳家军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西北的吴玠吴磷两兄弟、湖北的岳飞、长江口的韩世忠、淮西的张俊，都先后对金兵造成重创。

　　可惜的是，当形势稍稍稳定，南宋朝廷的皇帝和官们就蠢蠢欲动，一心要恢复那个“尊抑武、以制武”的祖宗家法。

　　“承包制”只实行了十五年，就被朝廷“拨乱反正”了。

　　而“拨乱反正”的结果，自然也就恢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皇帝要压制武将可以理解，众多的人士来凑什么热闹？

　　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

　　这就跟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

　　刹帝利虽然不满婆罗门的压制，却也不能让吠舍和首陀罗有机会逾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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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宋朝过后，中国明显走下坡路。

　　抛开短命的元朝不说，明、清、民国等等，明显的一代不如一代。

　　一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康乾盛世”。

　　别扯了，那只不过是中国问话最后的一点回光返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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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尊

　　抑武”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其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当手中捏着一大把资源，却又不能够对外开疆拓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躲在家中胡乱挥霍、醉生梦死。

　　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宋朝的理学家们就开出了一个药方。

　　---存天理，灭人欲。

　　从某个角度看，**是改革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没了，社会也就自然开始逐渐没落下来。

　　要记住，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上，“尊抑武”不单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共识”，一种风俗。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是，“灭人欲”的理论继续发展，在明朝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明朝社会特点的新政策---严禁一切奇技**巧。

　　而到了清朝，灭人欲的理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版本：在严禁奇技**巧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字狱。

　　当最早的机关枪（连火铳）的发明者戴梓被康熙大帝流放在外，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作者被诛九族的时候，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不公，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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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两宋的年代正好是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

　　但是与中国刚好相反，从中世纪后期到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是一日千里，蓬勃向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性的解放。

　　艺复兴的功劳，并不在于几篇学作品或一些科学成就，而是在于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人身自由束缚的解除。

　　天朝毛太祖教导我们，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的欧洲，在近代和现代的领导地位就变得再合理不过了。

　　而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是否就源自于宋朝？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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