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晚上的故事——吊颈之约
一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大大方方讲出来,别人倒也没觉得有什么;遮遮掩掩,或者是含糊其辞,反而会引人产生错误的遐想,结果自然就成了欲盖弥彰、适得其反。
我自认为还算是个成熟、聪明的女人,或者说女作家——我当然明白上诉的道理。不谦虚地说,我能在万千写作者中成为佼佼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直率和坦诚。当然还有我的智慧。
有些事情无须讳言。作家的灵感和创意不是永不停歇的江水——实际上就算是江水也总有干涸的一天。我写了近十年的悬疑惊悚小说(希望你不要据此猜测我的年龄),出版了八本畅销小说,为我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是采取了——或者说是借鉴了蒲松龄老先生的方法,我相信没法做到这一点。
说到这里显得有些可笑。我,一个还算是集美貌、知性和优雅于一身的现代都市女性,和活在明清时期的“聊斋先生”会扯上什么关系?原因就是,我从一本书上介绍的关于蒲松龄的轶事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是在我几岁的时候看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一本讲述名人小故事的书。其中蒲松龄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说的是蒲松龄为了收集写作素材,在村口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摆了一个茶摊,树阴之下,供行人歇脚聊天,边饮茶边闲聊,说古道今,海阔天空。蒲松龄听者有心,常常从中捕捉到意想不到的精彩故事。他还立了一个“规矩”,不管谁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茶钱分文不收。所以不少行人茶客大讲奇闻怪事,乡里趣闻,有人也随口编上几句,蒲松龄侧耳聆听,一一笑纳,茶钱则一文不取。最后,蒲松龄收集的故事和素材越来越多,这些又激发了他的想象与构思,终于写成了流传百世的《聊斋志异》。
回想起我最初创作悬疑小说的时候,各种奇趣和精妙的构思层出不穷,我丝毫不担心自己会有灵感枯竭的一天。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天来得之快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第四本书出版之后,我居然有足足半年时间想不出任何好的小说题材,这令我一度感到困惑和恐慌,甚至怀疑自己不能再走写作之路。迷茫之中,我突然想起了蒲松龄和他的茶摊。
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救了我。我知道我的灵感和写作素材该怎样收集了。当然我不可能去摆茶摊,我采取的是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做法。
我在闹市区租了一间写字楼,并请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当助手。我通过媒体告诉大家,著名悬疑女作家千秋向社会大众征集新颖有趣的写作题材,只要你有离奇的经历或是不同寻常的见闻,都可以在预约后,到我的工作室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只要我认为你的故事有价值,就会付与一定的费用。假如我决定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小说的话,这笔费用就会相当可观。
这个消息发布出去之后,引来了剧烈反响。一些人认为我是在刻意炒作;一些人(估计是同行)讽刺挖苦,说我已经江郎才尽,只有想出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相当不屑。当然也有支持的,说作家放下架子,和大众交流,获取最真实的素材进行创作,是一种诚恳的态度。对于各种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我一概不予理会。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确实达到目的了。
工作室的电话被打爆了。QQ、微博和其他联系方式同样火爆。还好,应付这一切的不是我,而是我那个经常忙得焦头烂额的助手。她要在众多踊跃参与的人中进行筛选——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故事讲一小段,便于将一些特别不靠谱的人剔除掉,为我选出她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人,然后安排他们和我会面。这样为我节约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将每周会面的“故事提供者”控制在十五个以内。
尽管如此,我那个精明能干的女助手还是会犯错误。有些时候,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来访者只是想赚一笔“报料费”,他们讲述的故事其实是在某本书或杂志上看到的,却把主角换成自己,声称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面对这种情况,我有时会直接说出他(她)的故事的来源或出处,这样往往会让场面有些尴尬;但更多的时候,我不愿点穿,向他们礼貌地表示感谢,然后象征性地付一些报料费给他们。倒不是我虚伪,而是我觉得毕竟人家也是做了些功课而来的,况且我付的钱又不多——这种人的要求一般都不高。
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两个真正能提供非常新颖有趣的写作素材的人。在他们讲完自己奇妙而诡异的经历后,我会花大量时间去进行考证,一旦发现这个故事确实没有人记叙过,我便算是真正淘到金子了。将这些题材进行艺术加工,然后写成书出版——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我后面的四本书几乎都是这样完成。我是一个守信的人,会将我得到版税的十分之一付给当初提供素材的人。
好了,说了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第九本书的写作经历。我和这本书,以及这个故事的提供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异常恐怖的事件。相信我,作为一个资深悬疑惊悚小说作家,我什么怪事都见过、听说过。但我接下来要叙述的这件事,直到现在仍然令我感到寒意砭骨。我要提醒的是,听完这个故事后,你千万不要去细想故事中的某些情景或画面,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很久之后还会被噩梦缠身。这件事的离奇和恐怖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当然,也包括我。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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