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就不明白，一条鞭怎么到了北方就成了恶政？这一路过来，就没一个府在一条鞭，全是纳粮乃至继续由各甲之民轮番服役的！”

　　在北方巡视的申时行，此时已到大同地界。

　　而申时行则因为大同巡抚贾应元和巡按茹宗舜也反对一条鞭，也就在这时，语气不善地对两人说了起来，且补充问道：

　　“你们知道朝廷解粮一次，得耗费多少粮食于运输上吗？！不知道解银避免不少损耗吗？！”

　　贾应元和茹宗舜又都是不畏权贵的。

　　所以，贾应元也就直言回答说：“我们自然知道。但北地百姓缺银，强行一条鞭，只会方便大户盘剥小民，下官和巡按难道真想跟大户作对，让朝廷为难？还不是因为，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不能上负皇恩，下累黎庶，真要强行一条鞭，只会让北地逃荒流民更多而已。”

　　“没错，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北地缺银，强行一条鞭，除了便于大户盘剥小民，也不便于官府及时完成征税。盖因，等百姓筹到白银，怎么也得三五个月，这样下去，反而不利一省官员之考成。”

　　茹宗舜言道。

　　申时行冷笑：“尔等总是诸多借口，一路过来，皆是这个说辞。如此，仆且问尔等，对于朝廷接下来当行的新政，尔等希望朝廷行何新政？”

　　“自然是减赋税！”

　　“北民太贫，全家辛苦一年，所产缴纳完田赋后，不过糊口而已。”

　　“关键北地，还风沙严重，也土质退化严重，天还一年比一年冷，产出因而一年比一年少，再不减赋税，只怕逃荒者越来越多，阁老不知道，就因为北地产出越来越少，大司寇王公（王崇古）曾想恢复纳粮开中，都未能行。”

　　贾应元不假思索地回道。

　　申时行听后道：“南方本来就税重，尤其是江南，大凡有地者，都希望朝廷减税！如今，北地百姓也要减税，那朝廷还拿什么养宗室，供应九边军需？”

　　贾应元和茹宗舜皆沉默不言。

　　南方税重是事实，尤其是江南一带。

　　他们也不好否认。

　　但北地即便税赋不如南方重，但还是比南方穷，民众生活更艰难，也的确是事实。

　　所以，此时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申时行也在来巡视北方时，受到了当地豪绅的热情招待，乃至也同马自强一样，见到了大地主们的豪奢，但他同样对当地豪绅的意见半听半信，而只来到大同，认真问起贾应元和茹宗舜这些，属于外地人的改革派官员，关于具体接下来该如何行新政的正事来。

　　而且，申时行还故意生气，为的是能听到真言，但在听了抚按贾应元和茹宗舜的争辩之言后，他也还是沉默了下来。

　　原因无他。

　　申时行忽然意识到自己家乡吴地的税赋是减不了的，因为北地不能增，所以吴地一减，则朝廷就会亡国有日。

　　“想必摊丁入亩也是不行的。”

　　突然，申时行苦笑着说了一句。

　　贾应元大惊，忙转身对着申时行拱手：“阁老，这自然万万不能行！毕竟，天下农耕者本就不易，而北地农夫更不易，强行一条鞭，那这北方土地，谁还种？！何况，北地军户多，摊丁入亩，也会加剧军户逃亡。”

　　茹宗舜则回答更直接，直接质问道：“就是！何故天下徭役只让有地之耕农承担？而无地之商民、工匠不用承担徭役？难道农民皆比商贾工匠富贵？！”

　　“还是说，这天下就只有地之耕农最好役使，故当让朝廷只役使耕农？”

　　“耕农天生有罪于国乎？”

　　茹宗舜接着又问了一句，且道：“而且北方务农本就产出极少，与宗族族人乡邻一起分担服役，才勉强支持，而若摊丁入亩，无疑让表面上土地更多之北方宗族承担更多徭役，而南方无地之富商则大减丁银，如此，只怕不但北方小民不宜生存，连北方大族将门也要南迁也！则北方必空虚，如此将如何防鞑虏南下？”

　　说着，茹宗舜又道：“也就南方有利。南方商业发达，从商务工者远多于农户。若摊丁入亩，自可让大量从商务工者，连丁银也不用纳！”

　　申时行道：“我知道摊丁入亩如今还不合时宜。不过是提提而已。”

　　“幸而阁老明白！”

　　茹宗舜拱手回了一句。

　　贾应元也道：“连一条鞭都还不合适，何况摊丁入亩，或许将来北方气候好转，乃至粮食高产如南方后，或可为之。”

　　申时行听后点了点头，就又问：“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呢？”

　　贾应元和茹宗舜皆张口欲言，但旋即都闭住了嘴。

　　因为他们忽然都意识到，自己今天连续两次驳斥这位申阁老的提议，是不是太不给这位申阁老面子了？

　　在他们看来，毕竟这位申阁老明显也是一位锐意革新、积极谋国的大臣，何况，将来说不定也因此得元辅喜欢，而接了元辅的班，成了新的元辅，自己这么不给此人面子，岂不影响将来的仕途？

　　于是，贾应元也就在这时回道：“让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不是不可以，北地是百姓缺银，官绅也不缺银，让他们多交银子不难，只是得朝廷有此决心才可。”

　　茹宗舜也附和说：“是啊，兵马在朝廷手里，官绅也不至于因为纳粮当差就要造反！真的只是看朝廷的决心。另外，无非抚按与地方父母官更难为，阁老真要行此政，当要做到能压制言官才可！”

　　申时行点点头，没再多言，只是在回自己屋内后，给张居正写了一封私信，言说道：

　　“加征商税断不可行，恐南方小民生变，但学生至北境，访查得知，北地庶民对一条鞭尚抵触，何况摊丁入亩？故摊丁入亩亦不能强推；”

　　“只有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可行，但恐吾乡势家不满，滋生事端，为难师相，师相若真欲从此三策中选一策，或可选此策。只是师相可想过，哪怕是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会将令师相被人万世唾骂？”

　　……

　　张居正在回京途中收到了申时行的来信，只言道：“回他，就说欲为良辅，就不能想着个人的荣辱进退，须得有所主张，须得想着君父与社稷！”

　　说完，张居正就沉默地看向了舟外逝水与落日炊烟，许久未言语，茶也不思。

　　万历六年六月十五日，张居正抵达京师城郊，朱翊钧特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在城外真空寺设宴为张居正接风。

　　何进口传圣旨道：“若午时分进城，便著张先生在朝房稍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著先生迳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

　　十六日一早，朱翊钧便在文华殿西室召见张居正。

　　朱翊钧遥见张居正肩舆刚停在外面，便疾步出了殿外。

　　而张居正只得在殿外阶下大拜。

　　“先生免礼！”

　　朱翊钧笑着道。

　　张居正则谢恩后，立在朱翊钧面前，微仰头，且突然忍俊不禁言道：“陛下又长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