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未开，称帝即将满一年的李笠，一如既往忙碌。

　　他一大早便坐在洒满阳光的听涛阁内，忙着对手中名单进行审核，然后打勾。

　　名单上的名字只要被他勾中，就意味着名字所代表的人，要被执行死刑。

　　此即为勾决，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要反复三次：即行刑前，有司要连续三次奏请皇帝，请皇帝最终定下死刑名单，有司才能行刑。

　　如此制度，是出于对死刑的慎重考虑，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连续三次复奏，就是为了考虑更加周详。

　　但李笠手中不只是几张薄薄的名单，案上放着厚厚一堆资料，都是相关案件的卷宗手抄副本。

　　各副本上面，都有对应案件的详细说明，包括各种人证、物证的描述。

　　死刑名单上报，到他这里之前，已经过提刑司、刑部“多级复核”，案件的各种细节，都经过许多次推敲，可说翻案的几率很低。

　　为防止有人偷偷在名单上加名字，死刑名单为特殊油墨、纸张印制，而不是手写，并经过多级审核、用印，极难作假。

　　所以，名单上的人，基本上都难逃一死，但李笠还是认真审阅，这即是对手中权力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人性负责。

　　打一个勾，就能定人生死，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足以让任何人迷醉。

　　久而久之，掌权者就容易麻木，觉得那一个个名字，不过是一个个文字，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李笠觉得，一旦上位者视人命如草芥，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其所做所为，就容易走偏。

　　譬如，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其所作所为：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到底是对是错？

　　就后世角度来说，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并没错，错的是不把百姓当人看。

　　这些大事，杨广非得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多少百姓因为皇帝的好大喜功而家破人亡？

　　皇帝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不给寻常百姓活路，那么百姓揭竿而起，导致天下大乱、隋朝灭亡，就是杨广咎由自取。

　　这个典型的反例，让李笠时刻提醒自己，即便大权在握，也得保持基本的人性，治理国家不是战场厮杀，人命，不能视若草芥。

　　他仔细看完一份名单，将最后一个名字打上勾，轻轻把名单放好，再在每个已经打勾的名字上，用自己的印章“盖章”。

　　这枚特制印章，制作成戒指模样，戴在他的右手食指上，等同于私章，轻易不离身。

　　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防止有人绕过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死刑名单打勾。

　　一旦死刑名单变成诏令，到门下省“复核”时，门下省官员发现名字只有勾，没有他的章，就得再把名单送回来，让他亲自确认。

　　如此麻烦，全都是为了慎重。

　　一番忙碌之后，勾决完毕，李笠看着名单上的红色小勾，陷入沉思。

　　这其中的许多人，是钓鱼执法的“成果”，祖珽这几个月来，在三吴地区疯狂“钓鱼”，把许多暗中阻挠检籍、检地的地头蛇，都给钓上来了。

　　所以，三吴地区虽然暗里涌动，但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大鱼”相继“上钩”，风浪大不起来。

　　而所谓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诱导犯罪，官府暗中收买、拉拢一些江湖好汉，使其接触那些可能会搞事的地头蛇，然后谋划各类大案。

　　待得人证物证俱全、即将起事之际，官府突然发难，来个“人赃俱获”。

　　这种“钓鱼执法”，目的就是针对特定人物，做出一宗大案，然后做成铁案，主谋及其主要党羽，全都要被处以死刑。

　　所以三吴地区上报的死刑名单当中，大半都是被钓上来的“大鱼”。

　　每一个“大鱼”，其后都代表着一个家族；每一个“大鱼”的死，都代表着这个家族随之式微。

　　而每一个地头蛇家族的式微，就意味着检籍、检地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降低，并造成其他地头蛇风声鹤唳。

　　他们不敢再将自己的不满付诸实施，不敢相信找上门来商讨起事的“友人”，到底是真的义愤填膺，还是官府的鹰犬。

　　当这些地头蛇们相互怀疑、心中惴惴之际，对检籍、检地的不满，自然就只能压在心里，不敢付诸实施。

　　如此一来，当检籍、检地完成，三吴地区的局面就打开了：

　　今年秋天，三吴各地大户，无论官民，都要按照实际田亩数，足额上缴租赋。

　　大户们名下已经被清查、成为官府编户民的劳动力，都要给官府服劳役，庄园主的经济收入，以及可支配劳动力必然明显变少。

　　可想而知，大户们的怒火不会少，但面对官府恶意满满的“钓鱼执法”，以及一个个被抓、名字被皇帝勾决的头面人物，再狂不起来。

　　这些人，现在（年初）退了一步，就只能步步退。

　　因为李笠不会给对方机会“回头”，敢造反，军队伺候；敢暗中搞事，就会被钓鱼执法；

　　若在家中扎他的草人用针扎，日夜诅咒，无所谓，反正李笠不信这一套。

　　时钟上的指针，走到了十点五十分，皇太子李昉已在阁外等候。

　　李笠让儿子进来，父子俩开始探讨一个“商业问题”：

　　如果把三吴地区当做一个大市场，客源，为土地和劳动力。

　　那么，“李家商号”要如何垄断这个市场，抢走绝大部分“客源”，把绝大部分竞争者挤出去？

　　李昉将自己的方案上交，并陈述想法：“孩儿以为，一如父亲所说，首先，要用大规模补贴，抢占市场份额……”

　　李昉所说词汇，本不该出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李笠教的。

　　李笠知道，后世的商业巨头，抢占市场的方式很粗暴：用大规模补贴，实现超低价商品（服务），以此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

　　和竞争对手相互比赛烧钱，靠着雄厚的资金，把对方的资金耗干。

　　待得一个个竞争对手被迫退出竞争，市场被自己独占之后……

　　取消补贴，商品（服务）不仅要恢复原价，还要提价，消费者“爱买买，不买滚”。

　　此时，因为市场垄断，没有像样的竞争者，消费者只能变成韭菜，任由市场垄断者收割。

　　如此商业扩张模式，在许多行业屡试不鲜，但要成功实施，前提是有足够的资金，烧钱烧到实现市场垄断，然后开始割韭菜回本。

　　现在，李笠把这种套路教给儿子，儿子很快就琢磨出一套方案，而类似的方案，其实李笠已经布置好了，正在实施。

　　朝廷依托饶州乐安大铜矿，并调动各地粮食，针对三吴地区，开始大规模“补贴”，和地头蛇们对耗。

　　第一步，趁着开春，农民需要借钱，买种子、租农具和耕牛来进开战春耕，朝廷以总税司署为“提纲”，组织商贾向各地农民低息放贷。

　　第二步，各地官府继续以相对优厚的待遇，扩招厢兵，把劳动力从各地大户手中挖过来。

　　第三步，围绕太湖地区，调动厢兵进行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治理太湖水患的同时，大规模屯田，增加耕地面积。

　　长期而言，慢慢让厢兵们转为卫所兵，在屯田区生根落户，最后转为定居的民户。

　　第四步，秋天时，组织放贷商贾开展“优惠活动”，将到期要还的本、息打个“骨折”。

　　使劳作一年的借贷农民得个惊喜，有更多的钱粮过一个好年。

　　当然，打“骨折”所造成的差额，由“财政拨款”来对这些放债商贾进行“补贴”。

　　与此同时，组织“合作社”，把小地主和自耕农组织起来，享受各类“优质服务”，互助、共济。

　　这样的套路，来年继续。

　　持续三年，朝廷靠着“烧钱、补贴”，直接碾碎三吴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金融市场”。

　　各地大户，放债放不出去，收入大受影响，因为向农民放债，就是这些大户赚钱、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之一；

　　想要雇人种地，低价雇不到人，因为壮劳动力大都跑去当厢兵了；

　　高价雇人，自己又会亏，入不敷出。

　　而庄园的田地数量登记在册，不管地种不种，都要足额上缴租赋。

　　朝廷有大铜矿和各地粮食支撑，可劲的在三吴地区“烧钱”、“补贴”，所以，撑不下去的，必然是这些庄园主。

　　“他们的庄园规模维持不下去，必然渐渐变卖部分田产，难以维持闭门成市、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无法豢养大量僮仆、部曲……”

　　李昉缓缓说着，越说越精神，父亲多年教导之下，他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

　　“朝廷再进一步检籍、检地，大规模屯田，让更多的劳动力，离开这些庄园，来到官府组织下新开垦的田地里生活……”

　　“这就是从经济上，断三吴地区大庄园主们的根！”

　　“三吴地区，是长江以南开发最早、最富庶的地方，聚集着大量侨姓士族，以及吴姓士族，数百年来，根深蒂固。”

　　“他们占据大量土地、劳动力，却不缴租赋，不服劳役，以此积累大量财富，控制着大量人口。”

　　“只要朝廷把他们在三吴的根挖断，就等于……”

　　“就等于掌握了长江以南，人口最稠密，最富庶的粮仓……”

　　“就等于在死刑名单上，把一个个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一一勾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