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片素白的鄱阳王府里，身着丧服的萧嗣，送几位叔叔出去，临登车，在正门外交谈。
萧嗣奇迹般的回到建康，逆转危局，让惶惶不安的南安侯萧恬、武林侯萧谘等鄱阳王的弟弟们，喜极而泣。
这段时间以来的风声鹤唳，让萧恬等人寝食难安，只要府邸外面有稍微大一点的动静，就以为是大队兵马来抓自己。
而每一天，都有坏消息传来：又有人出首，拿出所谓的物证，指控鄱阳王兄弟图谋不轨。
这种等死的感觉很糟糕，对于萧恬等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他们这些年来，结下不少仇怨，一旦被清算，怕是要被落井下石。
还好，萧嗣赶回来了，一番运作之后，雨过天晴。
萧恬兄弟不清楚侄儿是怎么办到的，但事实就是，朝廷取消了张榜悬赏，对于已经出首的人，不赏不罚。
南海王萧大临，在宫中“小住”几日后，安然回府，得了个清贵的职位，已经靠边站了。
杀害萧范的那两个凶手，建平王萧大球、绥建王萧大挚，因为自己拿不出有力地证据，无法证明自己对萧范的指控属实，罪无可赦，已被赐死。
萧范遇害身亡，其“录尚书事”的任命，顺理成章“还给”湘东王萧绎。
太尉、湘东王萧绎，如今转太傅，录尚书事，总领朝纲。
当初萧绎就是辅政藩王，后来因病交权，由鄱阳王萧范录尚书事，如今萧绎再次录尚书事，等于是“权归原主”。
而继任鄱阳王爵的萧嗣，转中抚将军，此为军号第三十三班的重号将军，只授予在京官员，统领军府营兵（部分），镇守建康。
如此任命，别有深意：分兵权，掣肘总领朝纲的“录尚书事”。
为此，小皇帝（太后）得几位大臣建议，对萧嗣“夺情”。
萧范去世，作为嫡长子的萧嗣，按说要为父受丧，不能担任职务。
但是，因为当年旧例，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夺情”后任中抚将军，镇守京城，为国分忧，不能守丧。
守丧之责，由他的弟弟们分担。
所谓的“旧例”，指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
当时还是鄱阳世子的萧范到益州上任，经过荆州时，时任荆州刺史的鄱阳王萧恢（萧嗣的祖父）去世。
按礼，萧范应该护送亡父灵柩回京，并为父守丧。
但是高祖“夺情”，让萧范继续前往成都任职，而萧恢的灵柩，由其他儿子护送回建康。
有了这个旧例，此次小皇帝（太后）“夺情”，让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担任中抚将军，掌管一部分军府营兵，镇守建康。
如此安排，是很正常的权力制衡，目的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以防有变。
可以说，萧嗣在太后看来，还是可以信任的，不然不会把城防职权，分给萧嗣一部分。
这一点很重要，涉及到建康城内的兵权制衡。
建康分为外城、内城，内城即台城，台城里是各部官署、武库、太仓，以及皇宫。
皇宫禁卫将领，多为东宫故人，听命于太后，所以太后对宫禁有把握。
却依旧要提防有人控制台城禁卫，对皇宫实行“关门打狗”。
如今五位辅政大臣，不是尚书令却录尚书事的太傅、湘东王，有“关门打狗”的可能，必须对其掣肘，即分兵权。
掌机要、诏诰的中书舍人、中书侍郎，以及分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侍郎，这三位辅政大臣，并不掌握兵权，无法在兵权上掣肘湘东王。
管着台城禁军的领军将军，为辅政大臣之一，其立场如何，关系着台城被谁控制，虽然有制局掣肘（无制局调令，领军无法调兵），却并不是万无一失。
所以，太后需要另一个人，统领部分外城兵马，表面上看是要掣肘领军将军，实际上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
这就是萧嗣逆转局面之后，所能争取到的最好任用：留在京城任要职，为太后分忧，而不是为父守丧三年，与中枢无缘。
在萧恬、萧谘看来，侄儿如此表现出色，自家前途就有了保障，可以高枕无忧。
几位叔叔登车而去，萧嗣在正门站了一会，转身往王府里走，心中愤愤。
这几个叔叔，都是窝囊废，关键时刻根本就靠不住。
这就是萧嗣的心声，愤怒而无奈。
父亲殚精竭虑经营下来的局面，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此次事变，至亲们的表现极其不堪，导致佐官们也无所适从，应对无力。
曾经以为的牢固高楼，不过是栋梁腐朽的样子货。
然而仅仅归咎于几个叔叔，能有什么用？
他父子确实有想法，所以精心准备了多年，尤其萧范接任辅政大臣、录尚书事后，更要有一番作为。
萧嗣本以为此次自己南征岭表，父亲在建康可以很“稳”，结果，没想到对手居然直接在宫里行凶。
父亲一死，高楼瞬间摇摇欲坠，眼见着就要垮了，若不是他得人相助，现在，自己和叔叔以及弟弟们，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杀害父亲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萧嗣要提防这个敌人。
萧大球和萧大挚，至死都没供认是受了谁的指使，才铤而走险刺杀鄱阳王。
但观其平日言行，不像是自己忽然冲动就杀人的性子，应该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
南海王萧大临有嫌疑，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指使萧大球和萧大挚行凶。
虽然萧大临在萧嗣一番算计之下，恶了太后和湘东王，但并无实据证明萧大临要谋反。
太后以大局为重，宁事息人，放过萧大临，只是让其靠边站。
萧嗣也觉得，萧大临不像是幕后主谋，所以，心中丝毫不敢放松，提防那个藏头露尾的敌人。
转到书房，一人已经恭候多时。
萧嗣让人守在门外，随后向那人郑重行礼：“此番我鄱阳王府上下数百口人得活，多谢彭城公施以援手。”
在他面前的人，不是彭城公李笠，而是李笠的幕僚长张铤。
张铤替李笠受了萧嗣这动作简单但意义不简单的道谢，随后说：“大王节哀，请以大局为重。”
萧嗣点点头，和张铤分主宾坐下，并将自己写给李笠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对方。
“下官即将返回寒山，不知大王还有何吩咐呢？”
“乐安的铜矿，何时献礼给皇帝为宜？”萧嗣问，张铤回答：“此事，大王可自行把握时机，君侯没有任何意见。”
“那，一旦开采……”萧嗣还是有些犹豫，李笠献给他父亲的大礼，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他们必须给予对方足够的回报。
可如今父亲去世，他无法“录尚书事”，拿不出大礼来酬谢李笠的善意。
而且这大礼交上去，怕不是会被执掌朝纲的湘东王把功劳抢走。
张铤回答：“君侯相信大王前程似锦，所以，回礼可以等，无所谓旦夕之间。”
“不过，这铜矿之事，要么大王自己一个人知道，要么，就让大伙都知道，否则，必然被人借花献佛。”
道理没错，萧嗣想了想，又问：“彭城公，就没想过回京，入中枢？”
张铤摇摇头：“君侯在朝中毫无根基，四处请托以回京，不过是自取其辱。”
“且京城是非之地，纷乱不已，君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没心思浪费精力在京城。”
说着说着，他笑起来：“况且，诸位皇叔对于辅政之位虎视眈眈，君侯一个武人也来掺和，怕不是被视作仇寇，如此，岂不是自讨麻烦？”
萧嗣觉得张铤没说实话，至少十句话中有一句是假的。
李笠要是不想回京，如何会关心建康时局，怎么会第一时间得知他父亲出事？
怎么会用飞鸽传书往番禺传递消息、建议他立刻乘船北上回建康？
据说这信鸽，还是李笠手下商贾到广州经商时养的，定期送到鄱阳，为的是和鄱阳通消息，及时掌握行情，方便倒卖海外香药等舶来品。
再说了，如果李笠不对中枢有想法，为何派张铤秘密来建康，为他出谋划策？
萧嗣觉得，李笠应该有浑水摸鱼的想法，以获取更大好处，目的就是入中枢。
只是觉得水不够浑，便想再等等。
这没什么，萧嗣觉得人总是要有索求才正常，任何官员，都不会甘于一辈子待在地方，想要入中枢，合情合理。
可李笠的一个要求，让萧嗣觉得奇怪：李笠‘希望’他若逆转局面后，不要祸及无辜，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能编造证据对先帝子孙动手。
这个要求，让萧嗣觉得百味杂陈。
或许李笠还念着先帝恩情，亦或是良心过去不，所以才派张铤来出谋划策的同时，作为“监工”，提醒他不要乱来。
所以，既然根据南海王妾弟何瑗所说，南海王似乎事前不知情，不太像是杀害他父亲的主谋，萧嗣便没有布局弄死萧大临。
只是借助留声机这一宝物，设套套南海王的话，让其得罪太后和湘东王。
而李笠的这一要求，让他觉得李笠是有感情的人，不是冷血无情的妖怪。
不一会，张铤告退，依旧扮做菜贩，在萧嗣心腹的安排下，从后厨小门出了王府。
萧嗣独坐书房，想着这几日以来的经历，只觉后怕。
还好，李笠这次出手相助。
张铤得了李笠的吩咐，暗中赶到建康，等着他回来，并为他出谋划策。
他照做了，策略很有效：一举两得。
先是布局，让萧大临以为大难将至，便无所顾忌骂太后。
然后因为另一个布局，导致湘东王与其翻脸，终于，萧嗣化险为夷，此为一得。
不仅如此，因祸得福，得太后信任，夺情、留京任要职，掣肘湘东王，此为第二得。
第二得，是因为萧大临骂太后，让太后意识到小叔子们对幼帝即位的不满，也不敢再相信这些小叔子。
那么，辅政藩王就只能是湘东王来做。
而鄱阳王一系人员在此事变中，表现极差，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不堪一击。
萧嗣即便赶回建康，也只能孤身入宫，跪求太后给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这就让太后认为，鄱阳王父子及其门生故吏，其实只是乌合之众，比起虎视眈眈的小叔子们，以及同样门生故吏众多的湘东王，无法构成太大威胁。
加上湘东王重新“录尚书事”，太后就需要个有一定分量的旁支宗室，率领军府营兵镇守外城，掣肘湘东王。
所以，萧嗣被“夺情”，不用辞官、为父守丧，成了太后平衡中枢权力的一个筹码。
这就是李笠为他所拟策略，效果自不必说。
萧嗣想着想着，感慨万千，又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年，还只是一个鱼梁吏的李笠，因为鄱阳王府管事詹良遇害一案身陷囹吾。
但这件事却间接引发了三位藩王之间的争斗，弄得鸡飞狗跳。
现在，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恐怕早在李笠算计之中：李笠一定布了局。
十几年前的李笠，就有如此心计和谋略，现在，他面对几乎无法破解的危局，对方的简单策略，轻而易举就把他逆转。
这样的人，一旦成为敌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