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上海市政府名义上是受到北洋政府管辖的。

　　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

　　清朝末年，随着租界市政对华界刺激的日益强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绅商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并成立机构推行自治事业。

　　1911年，先后建立上海城厢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厅。

　　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上海地区道、府两级行政机构均被撤废。

　　沪军都督府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主要军政机构，直辖上海县署和在上海城厢及宝山县闸北地区的市政机构。

　　上海地区其他宣布独立的各县名义上隶属于江苏都督。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海的学校和行政机构前面会加上“江苏”字样的原因了。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在上海恢复道的建置，统辖上海地区各县。

　　北洋政府又先后派镇守使、护军使坐镇上海，实行临时军政制度，上海地区的行政权实际操诸军阀之手。

　　因为北方军阀混战，也影响到上海地区的政权变动。

　　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城遇刺身亡后，北洋政府将上海镇守使改为淞沪护军使。

　　淞沪护军使何风林上任后，惟皖系军阀、浙江督邮卢永翔之命是从，浙、沪结成紧密的联盟，卢永翔继续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1920年10月，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李淳暴死于任上，齐燮员继任江苏督军。

　　齐燮员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

　　卢永翔则视上海为自己的经济生命线，坚决不肯放手，遂反击道：“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

　　卢永翔与何风林为了保持浙江、上海的地盘，与张座霖、孙仲山联络，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这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形势，为了争夺上海，浙江军阀和江苏军阀的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对于樱木俊一的要求非常为难。

　　电影是个新生事物，北洋政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影审查制度。

　　1920年，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先后颁布电影审查规定，对“诲**诲盗，败坏人心习俗”等的本土影片的制作与上映给予审查。

　　这个是地区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具有太强的约束力，到了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才发出通令要求进行电影检查。

　　而且《津门大侠霍元甲》可是爱国电影，除了影射日本人，找不到可以禁映的条款。

　　如果在华界用影射日本人这一条禁映电影，可能会引起暴动。

　　于是，上海市政府把这件事推给了外交部，毕竟牵扯到日本人，属于外交事件了。

　　说实话，上海市政府管不到明星电影公司，因为明星电影公司是在法租界创办的，有美国人投资，属于中外合资企业。

　　这就是林子轩的精明之处了。

　　他把美国律师彼得逊拉入了明星电影公司里，给予了一个小股东的身份，并且以彼得逊的名义在美国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参与到明星电影公司的投资中来。

　　这在后世是很常见的现象，为了避税或者争取优惠条件，很多中国公司都会披上一层外资的皮囊。

　　彼得逊律师还是明星电影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当然，林子轩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樱木俊一陷入抓狂的状态，他以日本领事馆的名义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发出抗议，要求禁映《津门大侠霍元甲》。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办事效率很快，毕竟牵涉到了日本人，派了人来进行调解。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那就慢慢调解吧，反正他又不着急。

　　1922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在全国发行。

　　这里就要说说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发行能力了，发行是衡量一家出版社实力的重要标准。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是全国民间第一大出版机构，职工高达数千人，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它以出版为中心兼顾多种经营。

　　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

　　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

　　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等。

　　它在全国各地设有数百所办事发行机构，可以把书籍和杂志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铺开。

　　林子轩的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完全没有可比性，就像是一个婴儿和大人一样。

　　这一期的《小说月报》可以说是平淡的很，没有激进的言论，没有战斗，好像一下子整个世界充满了和气。

　　唯一的亮点恐怕就是林子轩的《边城》了。

　　这不是说《边城》就具有战斗性，而是没有其他可看的，只有这一篇还能赏析一番。

　　首先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足够大，还因为这是林子轩写的第一篇有关国内的新文学小说。

　　于是，《边城》备受文坛各方的关注。

　　鲁讯看过后没什么表态，但心里颇不以为然，《边城》把农村写的太理想化了，与其说写的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

　　林子轩把自己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强加在那群农民身上，把农村诗意化，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周作仁则颇为赞许，《边城》中表达的美学观念深得他心。

　　包括胡拾等人都发表了意见，认为这是新文学的一种写作方向。

　　这种诗意化不是欧美化的诗意，而是来自于本民族内部的诗意化，是对传统美德的追寻，是一种寻根。

　　当然，贬低者也有，这次他们不说林子轩文采差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

　　林子轩没有去过湘西，怎么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湘西风俗呢？这或许是有人代笔。

　　林子轩对此嗤之以鼻，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按照这个逻辑，小说家写的小说都要自己亲身经历一番，那小说家写女人，就要先做一回女人，写死人，就要自己先死一次，写外星球，就要先去一趟外太空。

　　那不是小说家，那是神经病，小说家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