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站在黄河大道南侧铁路局门前卖闭眼。染上这种嗜好，已有些年头了。我卖闭眼不是为了看热闹，不是因为无聊，而是为了证实我的一个判断：在社会大动**后的转型期，心理疾病成为诱发精神病的主要因素。三年前，我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后，这种判断像影子一样跟上了我。我认为从病理学和心理学上解决理论问题，要比每天看门诊更有价值。这绝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个社会问题。病例分析缺少普遍性，弥补这个缺憾，需要到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卖闭眼，我发现百分之九十的病人从没去门诊，而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着。

　　一个中年汉子眨了我一眼。从这一亮的眼风里，我捕捉到了我要找的东西。这种眼风带有攻击性。几年前，北京市街头，常发生因眼风攻击导致的血案。报上把这些事件归罪于浮躁心理、文化素养太低，我以为这种结论是瞎子摸象得出的。汉子盯着我死看，像牛经纪相牛一般用眼风捏我的骨骼、肥瘦。我感到很不舒服，也用正眼打量他。身材适中，寸头没戴帽子，一条深灰围脖像个摆设，裹在藏蓝色半新不旧的风衣衣领外，两头耷拉在胸前，里面的土黄皮夹克不知叫什么东西塞得鼓鼓囊囊，深蓝的裤子下面，是一双大约半个月没擦过的，样式早过了时的三接头黑色皮鞋。

　　汉子看着看着，眼睛里津出一层亮光。这是正常人都具备的惊喜时的本能的生理反应。我正疑惑这个陌生人为什么看见我要惊喜，汉子一拳捣在我的左胸上。

　　“桑塬！不会错，桑塬！”

　　我错愕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一时又想不起玩伴、朋友或是我的病人。

　　“你是……”

　　“我是张东升，看你啥鸡巴记性。也难怪，二十几年了，我过的啥球日子，早不成人样了。”

　　透过二十几个年轮在他身上滚过的印痕，我终于认清了少年东升的轮廓。再次寒暄后，我和他交换了名片。没容我们反刍一星半点少年时期的往事，两个身材五短、装束怪异的青年来和东升咬了一阵耳朵，东升匆匆和我告别，独自走进铁路局的大门。两个青年转身奔向西边的一个工地。不一时，几十个人一字排在一段新砌的齐腰高的砖墙一侧，只听哼唷一声，砖墙訇然倒下了。双方争吵了一阵子，并没有出现我担心的械斗的场面，人群作鸟兽散了。我立即联想到关于东升这些年的一点消息：他因为什么事情蹲了几年大狱。我心里一悸，拿起他的名片一看，头衔位置上写着：“中州市向阳区生产队队长。”

　　过了一个月，张东升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里，和上次一样的装束，一脸匪相镶在门框间的空气里。一想起那天的场面，眼睛里就露出了狐疑。他竟感受到了。

　　“当了名医，小眼也变成B超机了？”牛眼如炬，盯我片刻，旋即一笑，扔下手中的大旅行包，“我肚子里有根弯弯肠，你桑塬还不清楚？如今我是正经人，一级政府官员，不是来打劫的，来看老同学，你怕个球！”

　　“我是在想，你怎会一下找到这里。”

　　他并不接腔，在我刚分到的两室一厅房子里巡视了一遍，大剌剌一屁股坐进沙发：“医学院这么大座庙，听名头你也不是小神，一周挂牌门诊两天的名医，小四十了吧，咋还叫人塞在鸽子笼里，憋不憋气呀？”

　　这事用不着解释。我淡淡笑笑，拿起茶几上的喜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

　　东升半天不接，啧啧几声：“日怪，恁多病人认得你，还穷酸成这样。你没听人说：六类人手术刀，擦屁股也舍得用红包。别抽鸡巴那，抽我的。手术刀和手术刀还能不一样，日怪。”

　　我接过他的红塔山，解释说：“我手里没手术刀，也不是医生，是副教授。”

　　“这就对了，穷得像教授一样。哎，不对，那你挂牌门诊诊个啥？”

　　“按摩推拿一天，心理咨询一天。”

　　“按摩我懂，教授了，还做这种粗活儿，多失身份，跟澡堂子的搓背的有啥球区别。心理咨询又是什么玩意儿？”

　　我只好说得通俗易懂：“心理咨询，就是和病人聊天，从他说话中看他哪里出了毛病。”

　　东升并没纠缠，点上烟说：“我说嘛，按摩能按出个名医？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昨天看电视新闻，看见你和省长副省长在一起，今天一大早去医院找你，才知道你今天在家里办公。桑塬，别那样看我，我那档子事你恐怕早听说了，那是个冤案，有工夫再跟你细说。你要信呢，就给我倒杯茶，不信，我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忙伸手按住他，“别，别！家里待人接物，全是你弟妹张罗，甩手客官我做惯了的。”说着，给他沏了一杯茶。

　　他眯眼眨眨我，“看来交你这个朋友错不了。”正说着，他的腰里嘀嘀嘀地叫了起来，翻出BP机看一眼，“你的电话在哪屋撂？”

　　“我没装电话，吵得慌。”

　　东升拉开皮夹克，摸出一只大哥大，按着号码说：“信息时代了，电话离不了，不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喂，我是张队长，有啥事你说。”听了一会儿，骂起来：“小鸡巴萝卜头儿事，呼我干啥？我留的有话，上午我有要紧事办，你耳朵塞驴毛啦？我听清了，他告到北京，也翻不起大浪，白鹤庄老少爷儿们心里有秤，他红口白牙能翻天不成？别再啰嗦了，我在用大哥大和你说话，一分钟十几块呢，不当家你不知柴米贵，挂了吧。”

　　东升这种作派，显然是富得流了油。中州市比起我少年时的中州，不知膨胀了几倍，当年的白鹤庄，早成了新城闹市的一部分，东升靠什么用得起BP机、大哥大呢？

　　东升把装进衣袋的大哥大又拿出来：“这是全世界直播，想不想找个远处朋友说几句？”

　　“一分钟十几块呢，我可消受不起。”

　　“看你心眼儿小的，放不下个屁，”东升也不勉强，收了大哥大，“我哪里会笑你穷酸，我一丝不挂的样子你又不是没见过，在你跟前我敢烧包呀？”

　　我忙给他续了茶水，要堵他的嘴。

　　东升拉开旅行包，抱出六条红塔山、四瓶五粮液摆在茶几上：“看来看去，也只剩你这一个真朋友了，吃肉喝汤，我决不会忘记你。农民兄弟玩大哥大，名医兄弟抽喜梅，别人会怎么看？”

　　看来东升是有求于我了。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多少岁月也不容易把它打磨去。少年时，每逢考试前夕，东升都要给我行贿，条件是我用小纸团保他考试及格。那些时候，他送的是一杆红蓝铅笔，一把铅笔刀，一把水果刀什么的，或是送一只他用芭茅花茎精心编成的小鸟笼子。少时这些小用品、小玩物，至今想来犹如一只小白兔，很温馨的，眼前这一堆烟酒，不是老虎，起码也是一只狼了。我心里有些不快。

　　“张队长还用参加考试呀？要是看病，用不着拿这些，这是我的规矩。”

　　“你日鬼的精能！这些事你还记着，证明我没错看你。”他把烟酒分成两半，“春节刚过，上门不兴空，这一半算是带的年礼。这一半嘛，按咱俩的老规矩，谁也不能谈价钱，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要是让我帮你抢银行，礼是不是太薄了一点？”

　　“你抬抬手就能办的小事情。”东升呷一口茶水，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

　　白鹤庄一九五八年有耕地三千八百多亩，眼下只剩下五亩多了。这点地早被高楼包围在城里，东升派两个人在那里种菜蔬。二七干道开通后，这五亩地恰好临街，处在黄金地段上。眼见是块肥肉，区市两级许多个单位都盯上了，正设法买到这块地。

　　“这还不好办，谁给的价高卖给谁呀。”我轻描淡写道，“原来你是靠卖地发的家呀，这可是掠夺性经营，早晚要坐吃山空的。”

　　“你把我看成败家子儿吧？”东升猛嘬一口烟，“你可是冤枉了我。这地不卖，就得白送。奶奶的，要不是白家当权时白白送人一千四百多亩地，我这生产队现在肯定是全国首富。卖地是杀鸡取蛋，这个道理咱懂，我这生产队还开着七八个工厂商店呢！这几亩地我暂时不想卖。为啥？今年这种地一亩三十八万，明年至少要翻到八十万，做什么生意能有这种利润？”

　　“你放着不卖就是了。”

　　“哪有这种便宜事！市城建局有个狗日的，限我们国庆以前动工，要不然就强行征用，能放吗？”

　　“那可怎么办？你今年卖要亏一百多万呢！”

　　“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东升，你这不是发疯了吧？我一个小医生，医个病还可以，这种事我可办不了。”

　　“我早合计好了。”东升胸有成竹道，“你能给省长说上话，这事就能办成。如今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让省长给市里打个电话，过问一下这片地，市里、区里就不敢怎么样。熬过这一年，我买一套四室一厅商品房送你。”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东升，省长能是我这种小人物支使的？这事我可干不了，你送给我八室两厅的房子，我也干不了。”

　　“昨天电视上，我还看见你跟省长说话哩。”

　　“那是开会，说的是能摆在桌面上的事……”

　　东升把半截烟朝地上一摔：“你胆子还没鸡眼大，不过叫你动动嘴，拿捏鸡巴什么架子，我要能跟省领导说上话，还能难为你？如今这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剜到篮子里的才是菜，拳头硬的是爹，蹲大狱那几年，我只悟出了这个道理。你看你屋里这家当，都是什么年代的物件儿！小时候我总觉得你会比我有出息，昨天看见你和省长在一起，以为你是个多了不得的人物，原来你尽弄些虚的。听我劝一句吧，如今机会遍地都是，这时不抓，什么时候抓？说句干脆话，这忙你是想帮不想帮？”

　　这件事又不违法，当然可以试一试。我说：“我总得去看看那块地吧？要不我见了省长怎么说？”

　　东升狡黠地一笑，伸手拍我一巴掌：“这还像个朋友。其实，你只用给省长秘书说好了，让他假传个圣旨，说省政府看中了这片地，下面谁敢放个屁！又不是让你干什么违法勾当，不过是骗骗人而已。走，现在就去看吧。下个月就有咱自己的车坐了。”

　　二

　　铁丝网围着那一方地，地上铺着一层绿绸子一样的菠菜。红砖砌出的两间火柴盒样的房子摆在绿绸子的正中，房子边上有一口机井，架着一台破旧的水泵。歪脖槐树刚刚吐出的新绿，把阳光剪成一片细碎的斑驳洒在黄土地上。这情景终于唤醒了我的记忆。

　　这里原是华中平原的一部分，如今叫南边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生生割了下来。记得有一年秋天，东升和我还在这片地里捉过鹌鹑。那时，黄豆正可烧吃，我们把四五只鹌鹑关进鸟笼，挂在这棵歪脖树上，燃了黄火烧毛豆煮鹌鹑蛋吃。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东升的最终理想。我说他其实很聪明，只要用心，成绩肯定不比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差，这样每次抄我的卷子，就不该进城里上学。白鹤庄办的有小学和初级中学，我不明白东升为什么舍近求远。东升答道：“我爹让我将来接他的班，当大队支书。我们张家在白鹤庄是小姓，白家人多，这才送我过街进城上学。只要在市里混个中学毕业，当兵入了党，白家人多也枉然。我数学没抄过你的吧？这也是我爹让我好好学的。我们张家人当支书，他们白家人就当大队长和会计，支书不会算帐可不中。”

　　想着这一幕，我不由得伸手拍拍老槐树，叹口气。

　　“桑塬，你发啥癔症？”

　　“我想起初二那年秋天在这里吃毛豆了。”

　　“大年初二吃毛豆？你说的啥球鬼话！”

　　东升显然彻底遗忘了这件事，我陡然觉得无聊起来，四下一张望，看见房子周围长着十几株茁壮的植物，心里一阵发紧：“东升，你胆子可真大，种大烟干什么？”

　　东升大咧咧道：“大烟壳壳吃火锅用，籽籽又能治肚子痛，种这几棵，啥大不了的事。贩毒、吸毒，政府还管不过来呢。”

　　我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会儿，东升谈起了他这二十几年的经历。他表现出的倾诉欲令我吃惊，直觉告诉我：东升患有心理疾病。我认真倾听着，不肯放过一个细节，直到日薄西楼，东升才惊呼道：“天爷，我俩午饭还没吃呢！没想到你对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兴趣。走，到我队部那两家菜馆喝两盅。以后有你听烦的时候。”

　　“你忘了我是医生，搞心理分析研究的，听不烦。”

　　东升说的两家菜馆，与他的瓜葛只是两个老板租了他生产队的房子。按理说，只要老板没有拖欠东升的房租，东升去吃盘小葱拌豆腐，也该掏腰包付账的。可是，东升在菜馆里，表现出得比老板还老板。这地界已算中州市的闹市区，又是傍晚时分，自然是吃客盈门。

　　我俩走进左边的川菜馆，老板模样的肥胖中年人一脸烂笑迎了过来：“张队长今晚吃个什么菜？炒好了，我让小二给你送办公室去。”

　　东升一把拉我过去：“胖子，你可别寒碜我！你知道这是谁？我光屁股时就交下的朋友，市里大名鼎鼎的医生，省长、市长家的常客，来你这里吃饭，是赏你一个脸。什么办公室，好像我偶尔吃你一顿就吃穷了你，小气成啥样了？雅座侍候吧。”

　　我看见胖子嘴角的肌肉跳了几跳，为难道：“雅座有人预订了，张队长，你的客人不多，是不是将就一下？”

　　张东升鼻孔哼了哼：“将就？胖子，这大堂能是我这位朋友坐的地方？吵得鳖窝一样。雅座客人没来，明天吃一样嘛！年终我手指头一紧一松，也不是一桌两桌饭菜钱。”

　　老板竟妥协了，他朝两个女子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去雅座侍候张队长。”

　　没想东升还没完，又对胖子说：“你去给隔壁粤菜馆老林说一声，叫他做个清蒸河蟹送来。”

　　在雅座坐下后，我忍不住问他：“人家交了房租，你再这样胡吃海喝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东升奇怪地望着我，“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巧宗儿，他还不识相！这地是白鹤庄的地，这房是我张东升当年冒家破人亡风险贷款盖的房，租给谁不租给谁，一年租金多少，还不是我红口白牙说了算？你只管心安理得吃喝，这两个王八蛋外省人黑着呢，这个亏他们不会吃。”

　　菜的味道不错，我却吃得毫无胃口。一个动**的时代过去后，复仇心理普遍化，更多的时候，这种心理表现为自私，有的就带有攻击性，以损人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这种时期多数人患了心理疾病。我和东升的生活、思想、行为，已无丝毫共同之处，作为朋友交往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如果把这次重逢当作天意，它的作用恐怕只是为两个少年玩伴的友谊画个句号。那个脚踩方口手工布鞋，身穿手挽布扣对襟上衣，四季都留着茶壶盖寸头，英姿勃勃的美少年张东升是我的少年朋友，眼前这个不农不工不官不商不洋不土的中年人，到底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呢？我答应为他的五亩地去和省领导说情，实际上是和他进行一种交易。这么做值不值呢？可是，我又不能对东升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是受过大磨难的人，如今成了社会的主要角儿，这种主角的表演，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一部什么样的心灵史呢？在我的病人中，近一两年，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多了起来，有癔症患者，有隐性精神分裂患者，他们的病都深深地打着他们个人历史的烙印。张东升肯定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资料。我还得与他交往下去。

　　吃过饭后，我要去赶公共汽车，东升生气道：“你这个大忙人，我拉你出来一整天，又有那么大的事求你，让你坐公共汽车回家，日后我见到弟妹，你让我的脸朝裤裆里装呀？我一定要看见你上出租车。”

　　我听得一阵心里热，不由得伸手搭在东升肩头上说：“东升，你应该注意一下外部形象，这身装束太像个生产队长了。”

　　“我本来就是个生产队长呀，货真价实的农民。”

　　我忙说明：“你这个生产队长，已不是原来那种生产队长，你这一身打扮，与你用的大哥大、BP机，不般配，置几套行头，什么场合穿什么。”

　　东升在昏暗里龇出白牙笑了，说：“中！几千块钱的事儿。”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塞给司机两张票子，“桑塬，那件事你可要用心。事办成了，不管明年涨多少，都按百分之十给你提成。”

　　不管这件事显得多么可笑，我还是被东升的话深深感动了，握住他的手说：“东升，你今后想发达，恐怕要靠生产队这三个字。都市里董事长、总经理多如牛毛，你这个队长可不多，物以稀为贵。”

　　妻正在家里等我吃晚饭，见我酒足饭饱的样子，埋怨道：“连个条子也不留，我正要到报社登寻人启事呢！”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笑道：“东升支书没当成，终于还是当了生产队长，难道真有劫数不成？”

　　“这么大的都市里还有生产队？真是怪事。”

　　“那天接了他的名片，我也觉得奇怪。一九五八年扩大的城区，都有这种生产队，生产队长手里拿有征地合同，只不过，大部分生产队很快就城市化了。东升这个生产队，绝对是个例外。白鹤庄是个很大的村子，一九五八年大约有两千人，村址就在铁路局西南那一片，我以为它早消失了，没想到它的生命力这样顽强。现在，东升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农民，没有中州市户口。白鹤庄还有十八个这样的农民，他们组成这个生产队，直接受向阳区领导。”

　　“东升他们靠什么生活？”

　　“卖地，租赁房屋，办工厂。”

　　“正经生意人嘛。”妻说：“又是你小时候的同学，这个忙应该帮。其实，随便省里哪个领导过问一下，事情也就解决了。”

　　“从来没办过这种事，恐怕不好办。”

　　妻不以为然：“东升这事求到你，算是求对了人，就看你能不能放下架子了。听你这么说，东升是个仗义的人，你要把这事办成了，说不定他真能兑现。”

　　我心里一沉，立时有些不悦：“动动嘴明年拿十几二十万，这不是都市天方夜谭吗？再说，这种事我怎么好对人开口说。”

　　“有什么难为情的！”妻鼻子哼了哼，“你如今也算名医了，班上忙个贼死不说，下了班，省长、市长、部长，说叫你去就叫你去，义务按摩几百次了吧？这点小事，他们也该帮你办一办。”

　　“这么做合适吗？”我自言自语着。

　　“有什么不合适的。”妻冷笑道：“你打听打听，市里有你这种身份的医生，哪个还住两室一厅？为自己的事，我绝不会要你破例，如今是为朋友，说得过去了。前两年我要停薪留职办舞蹈学校，你拦住不让干，如今各种舞蹈学校烂了街，想当你的贤内助也当不成了。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反正你不去求人，歌舞团也在传说咱家占了多大的便宜。”

　　妻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疼，我正是不想当个按摩师虚度光阴，才转向心理分析研究的。不能说妻的这番话没有一点道理，我无偿为官人、官太太、衙内按摩推拿时，心里收获了几多亏空？几年来，我没为自己的事张过一次嘴，如今也好利用这件事，检验一下我在这些官员心目中的分量。

　　星期六下午，省委宣传部梁部长派车来接我去给他夫人治腰椎间盘突出。部长夫人是中州有名的才女，在全国要算一个二流知青作家，近年来为了创作，得了这个病。实话说，全市那么多官员找我治病，也只有这个病人对我有点吸引力。部长夫人毕竟和我一样下过乡，共同语言要多得多。

　　部长夫人俯在**，照例发了一通牢骚：“这个病再好不了，我这辈子恐怕真的要被等掉了，文学史也他妈的太残酷，提起知青文学，吝啬得只提三五个人，要是提十个人，我也用不着这样拼命。”

　　梁部长插话道：“你也不用想不过，史书历来只记各行业顶尖的人物。”

　　部长夫人尖锐地笑了几声：“你还不如我呢！得意什么？中国搞一本官吏传，出十卷本，也轮不到省委宣传部长。你到时候青史有名，恐怕还得依靠我下面这部书。”

　　老夫少妻间的这种争斗，我见多了，笑着打圆场道：“女才郎貌，郎才女貌，你们全占了。嫂子这病，坏就坏在一个要强上。”

　　梁部长讨好道：“桑医生把你治好了，咱们比翼双飞。”

　　部长夫人在我身下咯咯了几声。我立即想起了东升说的那件事，心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梁部长不管，你张东升可别怪我不够朋友。

　　我说：“我的任务艰巨呀，嫂子这病，多看看绿色，常过田园生活，很快就会好。古时候的文人，没有得这种病的。其实这种病是一种城市病。”

　　部长夫人说：“说得好！满眼的鸽子笼建筑，看了心就烦，如今这中州，往哪里过田园生活呀！”

　　我说：“市区里还真有个生产队，有五六亩菜地，四周被高楼包围着，去那里看看，感觉好极了。”

　　“真有这样的生产队呀？”梁部长先问起来。

　　“是的。”我又用力推了两把，“今天就这样了。这个生产队在向阳区，队长张东升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这些年，他们靠卖地积累了不少资金，开办有工厂、商店。不过，这五亩地恐怕保不住了，很多单位要买这块地哩。”

　　“不能卖！”部长夫人穿着衣服道，“给都市留点活力吧。”

　　“张东升也不想卖，不过，他一个小生产队长，恐怕挡不住。”

　　梁部长若有所思了好一会儿，问道：“他们生产队还有多少人？固定资产有多少？”

　　“还有近二十个没转城市户口的农民，生产队的形式保留得很完整。他们具体有多少资产，我说不具体，大概有几百万吧。东升有大哥大、BP机，听他说还要买辆小汽车。”

　　梁部长喃喃自语道：“都市里的农民，又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现在有大哥大、小汽车，比我还阔绰嘛。一个人平均几十万元，在中州是很富的单位。是个人物，真是个人物。有机会我得去访访这个张东升。”

　　部长夫人道：“到时候可别忘了带上我。”

　　三

　　转眼到了夏初，我已经把东升和他的生产队彻底遗忘了。部长夫人听了我的劝告，去北戴河疗养去了。

　　一日，我让妻在家帮我整理病历，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我的家。

　　两个电信局的工人带着一部高级录音电话，进门就要施工。中州市电话号码升成七位数后，每幢住宅楼都安装了分线盒，装电话已不是多难的事。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交过申请，怎么就大跃进到了施工阶段呢？我让工人拿出各种单据一看，用户一栏果真写着我的大名，只是我的单位变成了中州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付款一栏，赫然写着“转账”二字。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开的这种玩笑！”

　　“张东升呀。”妻把一张收费单据递给我，“你看，经办人一栏写着张东升的名字呢！”

　　“莫名其妙！我要出去给他打个电话，他的名片呢？”

　　“看你急的，”妻说，“让师傅把电话安好，你想找张东升还不容易。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嘛。”

　　我只好同意两个师傅施工。

　　电话安好后，我立即拨了东升的大哥大号码。听出他的声音，我大叫道：“东升，你搞什么名堂，这台电话是怎么回事？”

　　“狗日的，是不是今天才装上？”东升说，“迟了一个星期，早知道这样，上星期请他们的那顿饭还不如喂狗。电话机子不错嘛，你的声音一点都没变。”

　　“东升，你冷不丁给我装个电话干吗？我怎么变成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的人啦？我胆子小，你可别吓我，说不清楚，我可要扔电话了。”

　　“桑塬，你狗日的尽给我装蒜！”东升声音大了许多，“你还想当活雷锋呀！你帮我张东升这么大的忙，我给你安个电话算鸡巴啥？我要是不还你这份情，我还是个人吗？告诉你，那块地没人敢抢了。桑塬，你小子真有能耐，一弄就把我弄成个典型了。”

　　我越听越糊涂，对着话筒央求着：“东升，要不你过来一趟，那件事怎么就办成了？”

　　东升公鸡打鸣一样笑了起来：“鸡巴船弯在这儿呀！你是争理吧？这个理也该争一争。我爹拼鸡巴一辈子，不过才当了个大队支书。你说几句话，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区政协常委。我已经弄清楚了，区政协常委相当于副县级。我是该亲自到府上谢你才对。前几天梁部长还来过呢。”

　　“哪个梁部长？”

　　“省委宣传部梁部长呀。你和他那么好的朋友，他来我这里视察，也没给你提说过？”

　　我拿着话筒听呆了。

　　“桑塬，这里说话不方便，等会议结束了，我请你作陪，好好请省报谭记者吃一顿。前天他在省报上给我写了一大版，以后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来了。”话筒里传出“吭吭吭”的声音。

　　“东升，你装什么鬼！你到底在哪里？”

　　等了一会儿，东升急匆匆说：“我在中州宾馆茅坑里蹲着。正在开政协会，上午单个发言，再有两个代表就轮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赶紧捂着肚子朝厕所里跑。咱是个新常委，要注意影响，怀里揣大哥大开会，这不是烧包吗？剩下的话见面再说吧。这泡假屎屙的时间太长，屙成井绳了，我得去会场准备准备。这两天电话可得关了，总不能老是假装屙屎吧？又有人来了。”

　　东升那边压了电话。

　　我想象着东升这个时候装作系裤带的滑稽相，不禁笑出声来。东升有极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学时，即兴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很为他没有实现一名演员的抱负而感到遗憾，背地里常喊他小支书，以表示我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每次喊他，他都乐滋滋地听着，只是提醒我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喊，怕传到白鹤庄白姓人的耳朵里。想起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东升现在的得意。

　　“你笑什么？”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塞给电信局工人二十元钱，让他们买包烟抽，送他们出了门。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事对东升不一定是好事。他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如今一下子实现，心理会出现失重现象，这是精神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条件。我曾对中举时的范进作过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结论。在我收集到的上万份病历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在苦难时撑了过来，当他们重获自由时，他们的心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崩溃了。省作协有个作家，二十岁作长诗名噪文坛，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岁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岁被平反昭雪，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女友如云，一年当二十年来过。五十岁后，这位作家又因收藏两千余件女人**胸罩闻名中州。事发后他自杀未遂，现在他正在我这里进行心理治疗。东升能不能经受这种成功的考验呢？我有点为他担心起来。

　　“桑塬，”妻喊我一声，“你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头，出了什么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和梁部长说了几句闲话，那五亩地不但没人买了，东升竟当上了区政协常委。这部电话，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

　　妻的眼睛倏地一亮，说：“东升还真讲交情，如今这社会，过河拆桥的人太多了。我想，交这样的朋友，没什么坏处吧。”

　　“能有什么好处！这电话费竟要另外一个单位支付，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交易。”我从茶杯里挖出一团茶叶子嚼着，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你帮了张东升的忙，他还你一个人情，如今流行这个。流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

　　“我总觉得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见得太多了，别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张前天的省报，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讯《都市里的生产队》。文章占了一整版，标题是通栏手书，规格之高，实出我的意外。东升说的谭记者，竟是部长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写得十分动情，白鹤庄人显然被部长夫人美化了，他们养狗养鸡的传统被根除，竟显出了一种悲壮。部长夫人在这里好好地诅咒了都市文明，把东升的生产队当作世外桃源来讴歌了。文章里引用东升的话，多半是广告性言语，十几项没受孕的工程，也让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经习惯了时下推出典型的做法，并没有觉得出格，也不特别为东升高兴。

　　星期四上午，东升拎着一只微波炉来了，一身质地考究的深灰西服，两个扣子都扣着，“金利来”领带的尾巴斜在右面一侧两个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领带是红领巾的打法，松松垮垮，皱皱巴巴在下腭下面拧出一个疙瘩，脚上的皮鞋样子极瘦，蓬头垢面的。一个解放军中士紧跟着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东升的大哥大。我有点诧异，一时没找出合适的话，只是让他们坐下。

　　妻从里屋走出来，笑吟吟地道：“是张队长吧。”昨晚东升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她执意要认识认识，今天没去歌舞团上班。

　　东升显得手足无措，喉咙里咕咬着奇怪的响，结结巴巴说：“是，是弟妹吧？”

　　东升面对女人时的表现叫我好生纳罕，在我的想象中，东升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应该不乏和女**往的经验。

　　东升立即啧啧连声，“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说过你们儿子在杭州跟他外爷上学，我怕是要把你认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里的，爱人，论年纪，大不了你几岁，倒像是你的妈了。”

　　妻看上去很高兴，说：“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来喝茶，喝茶。”

　　东升并不坐，拉过中士说：“小李子，门也认清了，这是你桑老师，这是你师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随身带着，我啥时叫你，啥时你来接。别跟你那小鸽子玩忘形了，误了我的事。”

　　中士连声答应，转身出了门。

　　“东升，啥时候学会变魔术了？”

　　东升坐下来：“车已经上了牌子，小李子是专职司机。原想买个半旧的上海玩一玩，这一当政协常委，身份不一样了，换了这辆新桑塔纳，耽搁了一个月时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们。”

　　我担忧道：“东升，涉及军队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话是啥意思？”

　　“冒充军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东升说，“这种事我怎么能去干？别说现在咱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骗的事，十年前我也没干过。过个小李子不是假的，车上的军牌也不是假的。你咋会想到这个岔道上！”

　　妻打圆场道：“桑塬跟你开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个真的。”

　　东升解释说：“如今这社会，不好混，凡事都得备七八个心眼。有车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别人心里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专爱找私人车的麻烦，一看咱是农二哥，肯定抡起快刀宰。我的司机是军人，车牌又是军队的，出点小问题，谁敢扣咱的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这事就那么容易办？”

　　“容易？鸡巴容易！我又没个将军舅爷，靠关系咱根本办不成。这是撞在枪口上的便宜，不捡白不捡。铁路局南边伊河路有个兵工厂，做服装的，想用一用围墙外面和大街之间的空地修个店面，对外出售军服什么的，找到我要给个方便。我提的条件就是给个军牌，配个司机。其实，这事能办成算是侥幸，我哪里不明白军队欺不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懂，他们要占，我也只能干瞪眼，军工厂不比铁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横的。所以，我才说这事办成是运气。”

　　我还是不大明白：“你们生产队难道还有土地所有权？”

　　“鸡巴权。见缝扎针，打擦边球。六十条说得明白，解放后土地都归国有。国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队就是国家。各个单位征地，都和大队签字画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队了。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划出去的，剩下的边边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几个农民，这地就属于咱。农民活命靠啥？靠地呗。他要盖房，咱不让他盖，闹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国家总不能让咱这十几号农民饿死吧？”

　　“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我不由得叹道，“这部电话，恐怕也是用这些边角地换的吧？”

　　东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时，常对我说，精一门手艺，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医吃饭，弟妹靠脚下功夫吃饭，我只能靠地吃饭。一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会种瓜得瓜，会种豆得豆，有的家养猪兴，有的家养鸡发。这一圈到城里，什么都不灵了。外国城市还准养狗，这里狗也不能养的。说起生产队，城里人一想，不是鸡鸣狗叫，就是萝卜青，青凌凌。我这生产队，这十八般武艺都吃不开了。开始想着没地了，做别的文章，办过草帽工厂，干两年，草帽不兴了。后来又做茶壶塞儿，又做两年，不灵了，为啥？高压水壶满街都是。想做别的吧，哪有力量和城里人竞争。走投无路，转回来又琢磨这地，没想还真整出点名堂了。那一次在铁路局门口见你，正和铁路局服务公司较劲。他们想修店面，招呼也不打一个，当我张东升是个二百五呀？在这块地皮上混了几十年，绝过食，请过愿，使过绊子耍过横，次次都赢。那边我让人推墙，这边我去找铁路局局长，把当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摆，让他看着办。没过几天，服务公司经理去找我了。结果他答应安排我两个远房亲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后来一想，还不解气，就让他们给你安了这部电话。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聘的高级顾问，理上就说得过去了。”

　　妻说：“张队长，桑塬点子还真不少，当个顾问，对他搞研究也有好处。”

　　我心里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绝，只是咬着牙白了妻子一眼。

　　东升说：“弟妹说得对。桑塬提醒我要靠生产队三个字发达，果真就有那个意思了。边边角角的地，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时该咋办？梁部长那次去视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要做城市新农民，把生产队磨成一颗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后悔当年书读少了。桑塬随便一出手，我张东升就变成一个人物了，这才叫能人。”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只好顺水推舟了：“这是什么话，你我朋友多年，在一个城市，相互照应一下，也该。”

　　东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捣了我一拳：“谁不想扑腾出点大名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没有刘伯温，行吗？那块地这一两年不准备卖了，没有地还能叫什么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咱就当不了典型。当了典型，就能贷来款干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现在队部的两幢两层楼，盖一座农民娱乐城。市里已经答应优先保证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已经让省设计院设计图纸了。等这事办成了，再卖那块地。不管啥时卖，这钱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会要你这些钱的。”

　　“咋！”东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要不我给你留个字据，你这样说话我可要恼你了。”

　　“张队长，”妻给东升剥了一只香蕉，“其实，你有这份心意也就够了，给得太多，我们怕担待不起。”

　　没想到东升竟动了感情，喘了几口气道：“我在监狱里，什么恶人没见过？这些年，那些年，什么险恶没见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出狱后这十几年，我苦挣苦挨，为的是什么。我有了钱，还是什么也不是。本来，我打算就这么活球一辈子算啦，你们拉了我一把，党籍问题有人过问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过问了。没有今天，我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是个劳改释放犯。桑塬，你说这能是钱可以买的吗？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协常委，才有这个合法洗刷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这一点，我还是我爹掂球做的吗？”东升呜呜地抽噎起来。

　　我发现我低估了那几年冤狱给东升带来的伤害。东升这种表现，有极大的普遍性。一个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后，只要这生命的细流没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消耗掉，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以合适的方式显示自己。从这一刻起，我把东升当成一个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东升全部的心灵伤痕后才能决定。我拍拍他的肩头说：“东升，把肚里想倒的东西都倒出来吧。”

　　东升鼻子一嗡一嗡，号啕一阵，突然骂道：“操他妈！”

　　接着，他如泣如诉地讲述起来。他在戈壁滩为了入党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他在牢里搞同性恋的隐私；他出狱后得到白鹤庄的最高权力时的步步血痕，都使我惊悸。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并不是没见过更深重的苦难。我一直认为，消灭生命并不是最残酷的。我需要一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东升的经历，放在当代中国，它有极高的典型性。正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感到悲凉，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饭时，妻教会了东升怎样打领带。

　　妻说：“嫂子读过大学，怎么没教你？”

　　东升说：“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后期读的大学，咋会日弄领带。我让她辞职开诊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这样可以备个万一。哪里有这么多万一？我张东升总不能老走背运吧？”

　　四

　　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魅惑力，哪怕伟大的苦难和伟大的罪恶。我热爱有魅力的生命，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学医的唯一动机。艺术也崇尚苦难和罪恶，但它设置栅栏，我不喜欢中间的面纱。艺术有点叶公好龙，它在展示苦难和罪恶之后，只具有净化这一种于人类有益的功能。医学在饱览苦难和罪恶的奇观后，多半能产生根治的良方。

　　我该认真观赏一下东升了。支书坯子、要党票不要命的戈壁滩战士、片警、劳改犯、同性恋者、低层阴谋家、都市生产队长、腰缠万贯的大款、区政协常委，直到今天，东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将来呢？东升将来最终要完成一件什么样的雕塑呢？在东升以往的历史中，没有清晰可见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现出模糊性和多义性。心理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其行为受一种处在无意识状态中的心理定式制约。东升的心理定式是什么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经历起了主导作用，他将来或许能成就一个政治家，经济决定政治，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果劳改时期积淀的力量占了上风，东升又会朝何处去呢？东升多舛的命运，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的塑造？

　　我必须对东升的重要历史片断进行梳理。

　　东升在戈壁滩几乎用生命换来党员这个身份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张家父辈苦斗时的艰辛了吗？他在想张家政权在白鹤庄的固若金汤吗？东升在那个年代，属于政治上早熟的一类人。东升他爹这个老牌政治家，在东升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已经给他打上了鲜明的生命底色。东升走进部队的目的，只能是一个：入党。要当支书，必须入党。

　　但是，东升还是能选择别的道路。这得需要环境的塑造。这个时候，军队的现状没能阻止东升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东升入伍第二年，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区的实战演习关系着国家利益，必须要搞。大规模演习前，要搞模拟试验，看一看战士的生命极限到底在哪个地方，以便决定中苏战争全面爆发后，部队从沙漠穿过，迂回到敌后的行军路线。东升报名参加小分队，是在拿生命赌火线入党。要不，就无法解释二十年后，东升谈起这次死亡行军时眼睛里闪烁的恐惧。七天后，他成了八个幸存者中的一员，他赢了。他赢了之后，唯一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白鹤庄。

　　东升在白鹤庄生活了四个月，父亲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书记职务。此时，东升自小就开始追逐的目标突然消逝了。我认为，他对戈壁滩的恐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上。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考虑在戈壁滩付出的代价值不值这个问题。老牌农村政治家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副统帅充满感情的醉话，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把他送进一个心理颓废期。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这种时期极易走向反面。东升决定来一次脱胎换骨，彻底走出土地，变成一个城里人。实际上，他是在尝试学会遗忘。第二年春天，支书坯子张东升去一个派出所当了片警。这一年，白家在白鹤庄的权力较量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老支书在一个凄苦的冬日里含恨而逝，生前，老支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东升在这个时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当下去，他并没学会卧薪尝胆，学会的是谈恋爱，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静。父亲的结局，给他的启示是：不能再醉心权力了。二十年后，东升却说：“我爹死在我手里，他不该小看我。”我姑且把东升这种补遗当作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份潜意识档案看。

　　紧接着，东升被抛入了另一个轨道。

　　“赵副局长为他侄儿的事，不该把我朝死里整。周指导员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来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视东升重复两遍的这番话。他的结论重视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他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其实，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问为什么的。铁路局医院外科医生扒儿媳**要化验精液，恐怕不能问为什么。儿媳妇偷人，儿子不急，老子急，为什么？这恐怕也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问题是这个场面恰恰让穿着警服的张东升看见了。张东升没问为什么，直截了当对那个挨打的女人说：“你打他不过，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问题是这女人照着张东升的话做了，惊动了派出所。这起民事纠纷的问询笔录上，记下了女人这样一句话：“张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这句供词本来伤不了张东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发生了。张东升这一段经历中，充满了偶然事件。

　　一个月后，赵副局长的内侄与人发生争执，先动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东升管辖区。本来，这件事可以把张东升推到赵副局长亲信的位置上。他只用在审讯笔录上做点文章，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一目的。赵副局长确实给了东升这个机会，当面塞给张东升一个纸条。张东升看后，随手把纸团扔进了废纸篓。这一行为并不构成对赵副局长的伤害，甚至可以解释为张东升在销毁罪证。中午，张东升在一个同事家里喝了几杯酒后，去审了这个案子。他记着赵副局长的条子，放了一个姓赵的，写了“拘留十五天”的处理意见。偶然的事发生了，张东升忘了内侄外侄的区别，而与赵副局长斗殴的青年恰好又姓赵。这样，张东升的一系列行为就构成了对赵副局长的伤害。

　　必然结果出现了。一个星期后，外科医生好端端地，却住进了医院，那件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张东升成了主犯。两个月后，他被判三年徒刑，却被关押进一座重要罪犯监狱。

　　三年后，东升出了狱，发现自己的城市户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鹤庄。

　　一个警察和一群杀人抢劫犯住进同一个号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见。我有个病人，是个刑满释放犯，他家里人介绍说，他出狱后，几次回到监狱附近，后来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为。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我发现他是一个受虐狂。在监狱里，他挨了五年打，出狱后，与苦难有了距离，他透过这段距离，发现了苦难的**。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经无法抗拒这种**了。我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当我知道他小时候很惧怕他父亲这一历史后，我约见了那位已经年迈的父亲，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权威。半年后，这位病人自杀了。做父亲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断了病人的一条腿，因这次失手，父亲再没动儿子一根指头，病人无法再次挑起父亲的愤怒，他选择了死亡。正因为这样，我并没有追问东升在监狱里的详细情况。他对这一段生活讲得极少。在这极简约的讲述中，他重复了这样一个细节：开始的半年，他靠马桶睡，每天负责倒马桶，每天晚上，狱头罚他把头插进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准睡觉。东升自杀未遂后，管理人员才把他换了一间牢房。

　　我已经注意到这段生活对东升产生的重大影响。东升在以上几个阶段的转变，都是疾风暴雨式的，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改变他人生的道路。老支书死后，东升的酋长梦从理论上说已经彻底破碎了，再经过不堪回首的三年牢狱的磨炼，东升应该变得安于现状了。事实上，东升却以百倍的狂热投入到白鹤庄的权力争夺中。这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东升的天性，东升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把他推到了一个带有攻击性的人群。

　　这段时间，我给东升通了几次电话，他的农民娱乐城项目一路绿灯被批准了，只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账上，就可以动工。我为东升感到高兴，平心而论，我宁愿看到东升能通过自我调节，把苦难带来的心理痼疾变成一截永不发炎的盲肠。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证明材料。右派作家后来表现出的观**癖，在我看来是他在漫长的二十年里性压抑积淀的结果。他的病已成为不治之症，因为他已经过早地在生理上丧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亏空被放大了。在和这位作家的诱发式交谈中，我曾指出，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没能充分重视他声名鹊起那段时间和一个年龄上可以做他女儿的青年女作家的恋情。我曾经用一个月时间，反复研读了这位女作家失恋后发表的大量的作品，发现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这种研究。我发现，进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个行业的最优秀的代表。正因为他们的优秀，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点，看见了法律的漏洞，他们都是行动者。

　　过了近一个月，小李子突然来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开奠基礼了？”

　　“不是的。桑老师，下午打了起来，郝院长要告状，张队长要我接你过去讨个主意。”

　　我顾不得收拾案头的病历，急忙跟着小李子下了楼。

　　东升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看见我进来，踩了烟头骂了起来：“银行这些王八蛋，贵贱只给两百万，加上我的家底，这大楼也只能盖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长，市长说如果这个项目基本上由国家投资，就没多大意思，银行答应给两百万，已经破例了。他让我设法自筹资金。把我浑身骨头削成扣子卖，又能卖几个钱？我心里本来有气，这姓郝的还不给面子。”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我没动手。手下几个人不会办事，打出了红伤，他告到区里了。”

　　“你找我来做什么？叫我来给你擦屁股呀！”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一叠图纸。

　　“伤势不重的，这个姓郝的外强中干，不会有大事。我找你来，是想合计一下娱乐城的事。这个大家伙怕是搞不成了。省设计院太黑，搞一个设计，问我要了十几万，房子盖不成，这十几万不就泡了汤。”

　　设计费要十几万的工程，小不了，我说：“到底还差多少钱？”

　　“差多了。”东升打开保险柜，端出一个模型，“你看看，漂亮不漂亮？二十二层，五层以下搞娱乐，六层当生产队办公室，剩下十六层搞宾馆，一条龙服务，造价八千万。”

　　“八千万，贷款利息每年要付多少？”

　　“大概三百万吧。”

　　“第几年可以赢利？”

　　“大概第三年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东升，你这是蛇吞象！国家钱再多，也不敢让你拿来打水漂呀。眼下恐怕只有两条路，搞股份制，会有人感兴趣的；要不，就缩小规模。”

　　“股份制？谁当老板？当然是谁的钱多谁当。事儿办成了，人家吃肉我喝汤，这种傻事不能干！恐怕只能缩小规模了。可是，盖个小火柴盒子有啥球意思。”东升轻轻抚摸着那个精制的模型，“十几万呢，梦了一下就完了。我总得想法补上这个窟窿。姓郝的有钱，我会想办法叫他吐出几万。走，到咱的馆子喝几盅。”

　　“东升，你这么蛮干可不行，你能有今天这种局面，不容易，应该珍惜。”

　　“喝酒，喝酒，我又不是三岁小儿，大风大浪经得不算少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是顾问，等会儿我给你说说清楚，省得你睡不着觉。”

　　东升出狱后，过了两三年让老婆养活的日子。不知不觉中，白鹤庄人重新感觉到了经济的重要。土地被白家无偿送人了一千多亩，剩下的已不能养活自己，弄得几百个青年待业在家。人们开始怀念老支书执政的那些年月，不满情绪愈积愈浓。挨到大队改称村的时候，白家执政的人已走到众叛亲离的末路。这种怀旧情绪，终于把东升推到了前台，他当选为白鹤庄的村长。这时候，东升已不是党员。因党支部几个成员正因受贿问题受审查，东升向区委提出白鹤庄不再设支部的要求。区委不同意，理由是全国所有的村都设有党支部，白鹤庄不能例外。东升以退为进提出辞呈，并组织几百人到区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区委只好将白鹤庄由村降格成生产队。东升取得了白鹤庄的最高领导权。

　　这一年，东升押上身家性命贷款盖了这两幢楼房。当时，郝院长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骨科医生。郝医生租了东升的一幢四层楼，办了私立骨科医院，开始一代名医的自我塑造。东升因有这笔固定的房租收入，开始进行他的生产队由农变商的革命。这种患难之交，在当代中国的都市十分常见，正是他们这种自发的联合，促进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此一时，彼一时，几年后，地价暴涨，郝院长那笔房租在东升眼里只能是小菜了。这时候，遗忘起了作用。东升拿着十几万换来的图纸和模型，再看郝院长车水马龙的医院，感觉完全变了。当年的兄弟之情这时被一脚踹进了爪哇国。郝院长拿出合同书拒绝东升，东升的手下动了拳头。

　　“你们之间有合同，他又没拖欠你的房租，你怎么能问人家要钱呢？”我觉得东升这种念头很可怕。

　　东升振振有辞道：“你没见他的生意有多好。八年前，他三个床位只有一个病人，现在一个床住俩，住院费他涨了三次。当年我眼窝浅，小瞧了他，签了十五年的合同。这合同还有六年才到期，我遇到了困难，他看见了就该帮我，等我开了口，已经是他的不是了。我问他要五万，不算多。要是前几年，我早撵他出去了。”

　　“法律呢？东升，拿农民的习气经商，能有多大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亿万富翁是靠这个办法发家的。你这样不讲信誉，这个顾问我可不敢当了。”我真的动气了。

　　东升忙赔笑道：“何必说这种话，我保证不动他一个指头，这总可以吧？”

　　五

　　半个月后，东升专程到我家报喜。

　　“事情解决了，按你的意思解决了。”东升得意地说：“桑塬，这回解决得很文明，姓郝的乖乖吐了五万元。这王八蛋黑着呢，第二天他又把床位费提了两块钱。”

　　我冷笑一声：“你的事我不会再管了。我想不出你能用多文明的方法。你问他要五万，他转身问病人要五万，你咽下这五万元，也不怕噎死了！”

　　东升嗫嚅着：“这个理我倒是没想过。”

　　“那你这些天都想些啥？”

　　“出了这事，我才知道这区政协委员还有个好处，犯了案，区公安分局没权抓我。我这下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舍得花钱买官衔，买的不是官衔，是护身皮。你是个蚂蚁，三岁小孩都能捏死你，你要是个老虎，武松碰见也要吓一身冷汗哩。当年，我要有现在一半的风光，姓赵的、姓周的也不敢下黑手。”

　　我心里不禁一颤：东升终于想起监狱这段苦日子，接下来，他就会让这个社会加倍偿还。重复了多次的社会灾难，都是这种心理之树上结出的苦果。这种心理不来自人性，它扎根在一种文化中。作为医生，我能认清这一点，可无力去改变它。但是，我又不能放弃我作为医生的责任，我看看样子朴实而狡黠的东升，叹口气道：“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为什么老向后看呢？你住监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无法更改了。区里增补你当政协常委，是因你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省里把你当典型宣传，是因为你的生产队成了集体致富的楷模。为什么你不向前看呢？你逼郝院长，等于逼上千个病人。这个郝院长为什么答应你呢？”

　　“他不答应不行。”东升说，“姓郝的只租了我的房，没租我的院子，我让人锁了院子大门，收过院费，姓郝的立马慌了。当年签合同，写的有撕毁合同一方要赔偿对方的损失。当年盖这房，是想开旅馆。开了几个月，招来成群的野鸡，我平生最恨嫖女人和卖×的女人，他一租租十五年，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想想也真不该打他。这样逼了三天，他就下了软蛋。”

　　原来这也叫文明，真让我哭笑不得。我挖苦道：“你真是个天才！我想不出你当年用的什么办法战胜了那么多单位。我真小瞧了你。”

　　他没听出来，两眼倏地变得贼亮，一拍大腿说：“兔子急了能跳墙。好不容易搞倒了姓白的，不拿出点手段，江山能坐稳吗？我一个进过大狱的人，白鹤庄老少爷儿们不嫌弃，我只能豁出去了。开始跑户口，他们说我们还有地，不给办，闹到市里，才解决了四百个。这回我转的全是老的和小的。剩下六七百青壮年，不好办了，不耍横的不行。小鸡巴单位好办，连懵带吓，都答应招几个人进去。有个饮料厂不服气，顶着不办，我就让人在他们厂门口打了一堵墙，那时城建局没有现在操蛋，不爱管闲事，最后，他们乖乖收了我的十个人。铁路局最牛，说早些年已经给过我们招工指标，不再管了。我一想，攻不下铁路局，就要砸牌子，找十几个老人到铁路局院里绝食。他们那块地当年一分钱也没花，我们有理由。这事惊动了北京，答应招我的一百多人。后来，地价涨了，卖一块，搭几个人，三折腾两折腾，就剩下这几个了。”

　　既然郝院长已经接受了这种“文明”，我还有什么说的。东升策划的是几千人的大迁徙，很悲壮，时过境迁，再去品头论足也没意思。

　　我说：“东升，还是往远处看看吧，世界著名的大实业家，事业发展到你的这种规模，心胸都变得阔大了。这些成功的人物，当年都吃过不少苦，他们都有个特点，能自己消化掉仇恨这种情绪。”

　　“你能不能说白一点，”东升央求着，“我那点墨水，你是知道的。生意上的事，这些年摸多了，水再大也淹不死咱，咱会水，怕个球。这种朝人上人奔的大学问，我一定听你的。我总想，你一个医生，能和首长、部长称兄道弟，肯定有绝招。”

　　“东升，这么说吧。山西清朝时商业很发达的，借钱实在还不起，这些大商人也不追究，几万两白银，还一把斧头就结了。这必须要人格精神十分健全才能做到。不扯这么远了。你要是能做到爱上赵副局长、周指导员这样的仇人，就上了一个台阶，我也放心了。”

　　“你胡扯淡！我又不是女人，怎么爱他们？”

　　“其实，我是想让你忘掉他们整过你这件事。总想着这件事，心里不会舒坦。”

　　“忘了这件事，我不成神仙了？”

　　我只好用**疗法：“你最好能想着名利双收。将来，大财团恐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你现在的势头不错，弄好了，当然也可以和省长、部长平起平坐。”

　　东升眼睛瓷了一下，说：“这下我弄明白了，你是让我一手抓钱，一手抓名，不干小鼻子小眼的事。是个好主意，是个好主意。”

　　这次见面后，有一两个月没见东升。关于他的消息，倒能经常听到。他做每件大事，总要打电话来。他划出五十万元做教育基金，用每年的利息奖励白鹤庄后代品学兼优的学生。东升舍得进行文化投资，我很为他高兴，过了几天，我从报上看到他一次性为残疾人基金会捐了三十万元的消息，我忙打电话过去提醒他这样要坐吃山空。东升在电话里说：“你知道基金会的会长是谁？邓大爷的大公子邓朴方！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事都是他说了算，攀上他家，有什么坏处？”

　　东升绝对是个智慧的人，这件事又可证明。

　　到了年底，他打电话向我报喜，说他的名声如今已出了省界，搞成了几个大项目，其中就有和残疾人基金会合搞的，产品将来能免税，又说他已在某次市政协会议上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了。又隔了几天，他又说，他的党籍已经恢复，那个案子要不了多久就能翻过来。

　　我很为东升感到高兴。东升在已经是个成功者的时候洗清历史，大概不会产生心理失重感。作为医生，又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感到庆幸。在这个前提下，东升很容易获得一个健康的心态，他以后的路会走得顺利得多。

　　这天晚上，我和妻专门为东升喝了酒。

　　妻说：“心理医生，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一多半是蹲过监的，最富的一个，当年差点叫枪毙掉，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群具备超常心理平衡机制的人，因为他们从苦难的炼狱中煎熬过，所以他们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机会。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现象，古今中外已有无数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东升也是这一类人吧？”妻又问。

　　我没有回答，或许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不好下这个结论。

　　春节过后，东升的案子平反了。他在家里设宴招待了我和妻子，第一杯酒，他敬给了他当牙科医生的妻子肖英，当年他被捕后，周指导员三番五次去劝牙科医生和东升离婚，牙科医生带着女儿等了东升。这就是东升为什么把周指导员当成第二号仇人的原因。

　　春天里，东升出乎我的预料，真的要和赵副局长、周指导员和解了。一天上午，他诡秘地把我拖上了他那辆桑塔纳轿车。

　　他说：“我要让你亲眼看见我是不是进步了。能把仇人团结起来，心里真受活哩。桑塬，你真是能人，想出这样的乐子给我耍。杀死十个八个仇人，也没有干这种事痛快。墨水喝多了，到底不一般。”

　　我没听明白，对他说：“不是急事，我可不去，我忙着呢。”

　　“急事，当然是急事。”东升把我推进车门，“你让我上档次，上去了，你看不见，还有啥球意思。如今好话听得多了，也不受用。区委书记见了我，大老远就把手伸出来，一年前我哪里敢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上了档次。说上档次了吧，又像不是的，我咋一见你气就出不壮呢？”

　　“到底是什么事，你不说我可要跳车了。”

　　“我是拉你去看我行善。当年的周指导员，三年前得了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家里。人背时放屁能砸掉鞋子，他老婆的工厂也发不出工资了。两口子从牙缝里掏出钱供女儿自费读财经学校，毕业半年多了，却找不到工作。我决定聘这妮子到生产队当会计，你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我无法立即回答，问道：“姓周的同意吗？”

　　东升道：“原想这事好办，谁知道姓周的倔着呢，死活不同意。我低三下四跑了四五趟，姓周的才松了口。每月我给他女儿开四百元工资，管吃管住，待遇不错吧？我今天是去接那妮子上班，让你做个见证，我张东升可是真心诚意帮他家的。”

　　小车七拐八拐进了一个胡同儿。周指导员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占着两大间东厢房和一间小耳房。这里是都市的羞处，四周的高楼已经宣布这种大杂院便是变成一块旧城市的化石也不会有什么改观了。那个叫周小娜的妮子看见我们，立即笑烂了一张脸。东升过去小声和周小娜嘀咕几句，周小娜抿嘴笑了，笑得很自信。周小娜知不知道父亲和张东升的旧怨呢？中年妇女给女儿装了一些日用品，一再叮嘱女儿要好好干。一股呛人的尿臊气挤过旧布帘子刺激着我的嗅觉。我很想掀开帘子，看一看卧在**的东升的仇人。

　　妇人把一个六十年代流行的帆布旅行包递到周小娜手里，朝里屋吼道：“别装聋子了。张队长亲自来接小娜，你也该说句人话。当年你们干的什么事，看看人家张队长的肚量。”

　　东升笑着说：“大嫂，我不会怪的，当年人家老周当过造反派司令，又是我的老上级，摆一摆架子也是应该的。日久见人心，我和老周肯定还会成为朋友的。”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声音挤破帘子出来了：“小娜，你好自为之吧。”

　　妇人又骂了两句，说屋里又臊又臭，请我们出去。我想她肯定是怕东升变卦，心中不觉潸然。

　　东升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他：西服裤线熨得笔直，领带打得规规正正，背头梳得一丝不乱，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回想起去年见的东升，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东升孩子气地笑着：“咋样，是档次吧？”

　　我说：“日久见人心呀。”

　　路过黄河大道火车票预售处，东升叫小李子停了车，拉我下去了。

　　太阳正悬在头顶，洒下一片过了头的春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坐在一张方凳上，手里捏着一簇竹牌牌，木呆呆地盯着梧桐树下一片花花绿绿的自行车。

　　东升走过去，摸出中华烟递给老头儿一支，指着我说：“这是桑教授大夫，和马省长、梁部长称兄道弟的人，今天我请他来做个见证，我要是有半点二心，断子绝孙。”

　　老头儿眼神变得扑朔迷离：“东升呀，我过得挺好，你的案子也平反了，也过得挺好。当年是我不对，如今你就不要变着法子折腾我了。”

　　东升吐了几个烟圈：“我真的很感激你，我要一直在所里干，你说我能不能当所长？”

　　老头儿眯着眼看了看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事我都想得通，你不要逼我，我都明白。”

　　“你是不是嫌工钱少？这好商量嘛。”东升抬起左手，看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五百块行不行？看你老人家在这里风吹日晒，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其实，活儿也不多，送送报纸送送信，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外地有几个朋友，还是在牢里认识的，都不识几个字，一年能有几封信？剩下的时间，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坏人进来，这是你的老本行，累不着。”

　　老头儿似听非听的样子，淡淡说：“习惯了，习惯了，不用你多费心了。”

　　东升悻悻地回到车上，忍不住骂起来：“给脸不要脸！这就是当年的赵副局长，清理三种人，把他免了职。听说他当时就办了退休，干起看车子的活儿。我想让他去给我看大门，他还不领情。桑塬，你说这仇恨可以消化，可我消化了，人家不消化，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想个啥办法把他弄来看大门呢？”

　　“东升，”我忧心忡忡道，“仇恨可不是这样消化的。”

　　“怎么消化，怎么消化？”东升朝我吼道：“你是又当巫婆又当神，还让我活不活？”

　　六

　　鬼使神差，我又一次去了东升那亩菜地。十几株罂粟花开得血红。东升真生了气，个把月也没个电话打来。每次门诊值班，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东升。

　　在他的潜意识里，仇恨丝毫都没有消解。而是愈积愈浓了。东升这样做，或许是他的复仇方式。他选择了宽容作为手段开始复仇了。周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周小娜坐上张东升的小汽车去给张东升管钱，心里就没有亏空？赵副局长到底经得事多，要不然，新的伤害又产生了。

　　东升不救周家，周小娜下一步会干什么？她父亲重病在床，她走的时候连去里屋看一眼都没看，也是个狠角。

　　妻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周小娜明知东升是她父亲的仇人，还是要去东升那里做工，不是被逼无奈，就是有备而来。这个周小娜长得怎么样？”

　　“这个我倒没太注意，你问这干什么？”

　　妻说：“如果她长相中等偏下，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长得扎眼，又很**，到东升那里工作，也挺好。”

　　“你这话说的，怎么**了也好，一般了也好？”

　　“长相一般，就是生活所迫，要是那种性感少女，等于去了修道院。你忘了，东升是个不近女色的人。”

　　妻这么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再说，东升能把周指导员的宝贝女儿支使来支使去，时间一久，仇恨也就淡化掉了。春天里，病人特别多，一忙，就把这事忘了。一次，部长夫人请我去闲谈，不住地夸奖东升，要为他写电视连续剧。东升这么重视联络上层，可见他的日子过得不错。

　　一个春雨绵绵的夜里，东升半醇的样子，闯进我家。一身衣服淋个透湿，像是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跌进沙发里，双手揪着头发，不住地说：“咋弄的，干出这种事！咋弄的，干出这种事！”

　　我递给他一块毛巾，“出什么事了？”

　　东升呜呜地哭将起来，哭了一阵，轻轻说道：“我把她干了，刚才我把她干了。”

　　妻给东升倒了一杯热茶，拿着我的一套衣服塞给东升，说：“张队长，你不要命了，这种时候淋雨，快去里屋把衣服换了。”

　　东升忙接了衣服去了卧室。

　　我苦笑一下，对妻说：“看来那不是修道院。”

　　妻哼了一声：“男人的话真不能信。”

　　东升走出来，咧嘴挤出半个笑。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僵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妻说：“东升，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你现在是中州有名的大款，而有些年轻女子又太随便，只要以后能管住自己，嫂子那边不说也罢。你没听人说，隐瞒是美德。”

　　我吃惊地望着妻子。

　　东升说：“我发誓只这一回，弟妹，你说这事瞒着肖英合适吗？”

　　妻没回答这个问题，问东升道：“东升，这个周小娜求没求过你办什么大事？”

　　东升愣了愣：“这妮子心大着呢，总是提说我缺少个理财的助手，常说她的一个同学如何能干，我也没在意这个同学是男是女。”

　　“这就对了。”妻说：“是个男同学，小娜想让你也把他聘过来。她是为这才出此下策的。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大嫂又对你有恩，不能把这事嚷个满城风雨。这周小娜达不到目的，还是要纠缠你。先把事情按下一头再说。”

　　我惊诧妻的冷静，接着说：“眼下只能这么办，先把这妮子稳住，要是真有这么个男朋友，你就先把他聘过来，等事情放凉了，再作打算。”

　　东升答应连声，夹着湿衣服走了。

　　妻长出一口气，叹道：“你们这些男人呀。”

　　我等着她发表高论，不想她留个悬念，独自去睡了。

　　等了三天，没有东升的消息，妻打发我以取衣服的名义，突然去侦察一下。

　　回来后，妻问我：“东升的情绪怎么样？”

　　“挺好，你猜的很对，是有那么一个男人，如今在开一家公司。”

　　“东升也没说怎么了结这件事？”

　　“没有说。”

　　妻十分失望，一摊手：“这事用不着我们管了，一个巴掌拍不响。”

　　东升的事我们确实管不了啦。小娜成了东升的私人秘书兼会计。东升和小娜的关系，并不回避牙科医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东升这个久经考验的家支离破碎，专程去劝过东升。

　　东升玩世不恭地对我说：“你是让我对肖英守身如玉吧？周指导员摸过她，你知道吗？小娜她妈说的。那个姓周的瘫了后，一点照顾不好，他就说和哪个哪个女人睡过。现在好了，他叫小娜气死了，还是自杀，这口恶气是出够了，小娜有什么不好，大义灭亲，屁股坐在我的板凳上。她爱我的传奇经历，爱我的成熟，甚至爱我坐过牢，把我当英雄一样看，崇拜得不得了。谁不喜欢别人崇拜？英雄加美人，哪出戏不是这样唱的？你今天这样一套理论，明天那样一套理论，还不是要找一个个听众？你是医生，又搞什么心理咨询，听众多的是。我就不一样了，遇到一个崇拜者不容易。走一步说一步吧。人就那么几十年，如今我才知道，女人和女人不一样哩。”

　　东升表现出的无耻，我见得够多了，并不觉着奇怪。倒是周指导员的自杀，让我暗自称奇。看来，我和东升的友情真的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了。

　　妻听了这些，一反常态，表示不能轻饶了张东升，拉我去找东升的妻子肖英。女人在对待这种事情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恐怕能算心理学的一大难题。

　　牙科医生静静地听了我的叙说，冷静地道：“周指导员劝我离婚的事，我不该对他说。东升是个农民，对这事看得很重，出这种事，很自然。他要觉得小娜好，我同意和他离婚。东升是个农民，他一不能有权，二不能有钱，三不能出名，这是他的命。”

　　我和妻都觉得无聊了。回去的路上，妻一言不发。她所做的是从此再不打电话和朋友聊天，也不再使用那台微波炉。

　　在这段时间里，我整理出了右派作家和东升的病历，对他们两人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在面对人生巨变时的殊途同归的行为，受同一种文化的制约。每一个文化转型期，惯性导致大批的人心理失衡。在旧的文化参照系里，他们是被遗忘的星座，文化转型后，他们却按旧的标准在新的参照系中尽可能大的圈自己的领地。他们的心理一直处于失重的状态，结局就别无选择了。

　　接受这个现实十分痛苦：东升没能成为一个例外。

　　六月中旬，张东升再次闯入我的视野。关于他的文章又一次上了省报头版。

　　东升因私设公堂，致人终生残废被捕入狱。受害者邹仁也因贪污罪被捕，现保外就医。贪污案另一主犯周小娜也被捕了。省报对此案有详细报道。三月间，白鹤庄生产队队长张东升招聘市财校毕业生周小娜为会计，同月即成为张东升的姘妇。四月底，周小娜举荐市宏鸟文化公司经理邹仁任白鹤庄生产队财务部部长。五月，邹仁伙同周小娜利用生产队财务制度不健全的漏洞，贪污白鹤庄生产队公款七十四万余元。六月初，张东升觉察此事，但从账上并没看出丝毫破绽。因怕巨款失去，张东升派人抓了邹仁严刑逼供，六月四日，周小娜逃出，到向阳区法院告张东升强奸罪，并报告了张东升私设公堂一事。四日晚，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受到生产队治安队武力阻拦。此时，邹仁双手双脚已终生残废。张东升被捕前，市、区政协已决定取消张东升政协委员资格。

　　我放下报纸，长叹一声。

　　妻唉声叹气道：“太惨了。东升真糊涂，人都抓住了，交给公安机关多好，这下弄了个二进宫。东升为什么就不知珍惜呢？但愿他下次出来能明白这一点。”

　　自由好比一个生灵，它能给人添上飞翔的翅膀，但绝对不能不好好待它。东升获得自由后，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这个孩子终于死掉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东升出来后再养这个孩子，还来得及吗？我没有对妻子说破这一层，好让她对从前的一个朋友存点希冀。

　　当晚，肖英来了，对我说：“东升很想见见你。”

　　第二天上午，我在拘留所的小号里见了东升。他人虽憔悴，精神还没垮掉。我只是反复劝他安心服刑，争取提前释放。

　　临走了，东升对我说：“早知今天，年初应该把那五亩地卖掉。姓白的一上台，卖了地就没你的回扣了。那台电话，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我听得眼眶一热，捉住了东升的手。

　　东升扑在我身上，号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