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我把书稿正式交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王洪先同志，分手之前，我跟他讲，我的劳动基本结束了，我需要冷静一段时间。下一步做成什么样，就拜托你们了。站在北京冬日寒冷的风中，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请相信一个老编辑的努力。那一瞬间，彼此的眼睛都有一些湿润。

　　事实上我并没有冷静下来，因为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的确投入了很大的感情。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以抗日为背景的，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写了一群中国人和一群日本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有作品当中最有分量的一部。

　　我要对我的读者尤其年轻一代的读者说，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的仅仅是精彩的故事；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和任何一个可以揣测的情节。我不仅仅希望看到你热血沸腾，也不仅仅希望看到你泪流满面。

　　那么我更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什么呢？

　　很简单：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那场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从而，了解我们的今天和明天。

　　按照通常情形，作品出写成后，总是有一些体会的。其实我的创作体会也很简单。我在写鬼子的时候，感觉中我就是鬼子。我在进入到一个鬼子的角色状态后，我是坚定的、凶残的、勇猛的甚至是智慧的。同时，我又为这个角色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和被“皇化”、“军国”、“武士道”文化教育而形成的自卑和自大并存、人性压抑及兽性膨胀的扭曲性格而深深地悲哀。

　　可以说，在创作过程中，我比较深入地研究过那场战争。我们的敌人因为曾经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而成为兽兵；而我们这个民族则又因为封建文化的大而无当一度又成为夜郎，最终又因积弱积贫的恶性循环而一度成为绵羊。我想，把这个问题看得明白点，我们大约也就知道该怎样同我们的敌人对垒了。我没有把我们的敌人写成一只任人随意啄食的虫子；因此最终战胜了这个敌人的我们，也就没有成为一只鸡。我看到的和写在笔下的敌人是强大的猛虎，因而战胜这只猛虎的民族，至少也应该是一只更加强大的雄狮，尽管这只雄狮曾经沉睡。

　　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这部小说写的是一段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记忆”。这里的“记忆”并不单纯是往事，而重要的是，通过已成为往事的故事，通过已成为过去时的人物，从那些的确可以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博弈场面里，显微蛰伏在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的、骨骼中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复苏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魂魄；找到中国人的感觉，找到我们曾经有过的足以傲视群雄的威严。把话说大一点，我希望我的读者从中看出浇铸我们民族坚强性格的希望之光。

　　你看见过开满遍地的八月桂花吗？那在中国的土地上，星星点点而又芳香弥漫的情景，曾经长久地萦绕在我的梦境。它是美丽的，但是，它也是燃烧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沉默，在山野里随风摇曳，逆来顺受。但是，它们的根却在你看不见的土壤内层汲取和积攒着力量，一旦开放，浓香如酒。在我视野里的那个八月，它开放得尤其热烈，燃烧得尤其旺盛。犹如从江淮的土地上一夜之间升起千百万颗金色玲珑的小太阳，璀璨炫目，光芒万丈！

　　文学的力量有多大？我认为无穷大，而且地久天长。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其精髓可以进入我们的血管，融入我们的血液，坚强我们的骨骼，甚至优化我们的基因！对此我深信不疑。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朋友。在酝酿这部作品之初，我的学兄、安徽省六安市委宣传部长喻廷江同志，就江淮地域文化和抗战背景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常常通话聊至深夜。作品被定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也得益于喻廷江和史红雨、马德俊等家乡师友营造的意境氛围。初稿完成后，我曾先后送给我的常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脚印同志和《当代》副主编洪清波同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我的朋友侯健飞同志，请他们赐教。他们都对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过精彩的修改建议。尤其是侯健飞同志，早在这部作品动笔之前，就积极地参与讨论了。

　　但是，这部作品最终没有能够在上述出版社并经由上述朋友之手出版。基本的原因是我必须信守我的承诺，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王洪先同志对于这部作品的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在突如其来的“争稿大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要这部作品，不仅出于需要，更是出于热爱。”这句话使我最终成了他的同盟，感情的天平顿时倾斜。

　　同时，我也听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凯雄同志对此做出的反应：“要说热爱，我也是真的热爱啊！”潘凯雄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对于他的真诚惋惜，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愧疚。

　　在此，我向潘凯雄同志、脚印同志、洪清波同志、侯健飞同志表示歉意和敬意。我希望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回报这几位朋友。

　　徐贵祥

　　200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