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东升专程到我家报喜。

　　“事情解决了，按你的意思解决了。”东升得意地说，“桑塬，这回解决得很文明，姓郝的乖乖吐了五万元。这王八蛋黑着呢，第二天他又把床位费提了两块钱。”

　　我冷笑一声，“你的事我不会再管了。我想不出你能用多文明的方法。你问他要五万，他转身问病人要五万，你咽下这五万元，也不怕噎死了！”

　　东升嗫嚅着：“这个理我倒是没想过。”

　　“那你这些天都想些啥？”

　　“出了这事，我才知道这区政协委员还有个好处，犯了案，区公安分局没权抓我。我这下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舍得花钱买官衔，买的不是官衔，是护身皮。你是个蚂蚁，三岁小孩都能捏死你，你要是个老虎，武松碰见也要吓一身冷汗哩。当年，我要有现在一半的风光，姓赵的、姓周的也不敢下黑手。”

　　我心里不禁一颤：东升终于想起监狱这段苦日子了，接下来，他就会让这个社会加倍偿还。重复了多次的社会灾难，都是这种心理之树上结出的苦果。这种心理不来自人性，它扎根在一种文化中。作为医生，我能认清这一点，可无力去改变它。但是，我又不能放弃我作为医生的责任，我看看样子朴实而狡黠的东升，叹口气道：“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为什么老向后看呢？你住监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无法更改了。区里增补你当政协常委，是因你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省里把你当典型宣传，是因为你的生产队成了集体致富的楷模。为什么你不向前看呢？你逼郝院长，等于逼上千个病人。这个郝院长为什么答应你呢？”

　　“他不答应不行。”东升说，“姓郝的只租了我的房，没租我的院子，我让人锁了院子大门，收过院费，姓郝的立马慌了。当年签合同，写的有撕毁合同一方要赔偿对方的损失。当年盖这房，是想开旅馆。开了几个月，招来成群的野鸡，我平生最恨嫖女人和卖×的女人，他一租租15年，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想想也真不该打他。这样逼了三天，他就下了软蛋。”

　　原来这也叫文明，真让我哭笑不得。我挖苦道：“你真是个天才！我想不出你当年用的什么办法战胜了那么多单位。我真小瞧了你。”

　　他没听出来，两眼倏地变得贼亮，一拍大腿说：“兔子急了能跳墙。好不容易搞倒了姓白的，不拿出点手段，江山能坐稳吗？我一个进过大狱的人，白鹤庄老少爷儿们不嫌弃，我只能豁出去了。开始跑户口，他们说我们还有地，不给办，闹到市里，才解决了四百个。这回我转的全是老的和小的。剩下六七百青壮年，不好办了，不耍横的不行。小鸡巴单位好办，连懵带吓，都答应招几个人进去。有个饮料厂不服气，顶着不办，我就让人在他们厂门口打了一堵墙，那时城建局没有现在操蛋，不爱管闲事，最后，他们乖乖收了我的十个人。铁路局最牛，说早些年已经给过我们招工指标，不再管了。我一想，攻不下铁路局，就要砸牌子，找十几个老人到铁路局院里绝食。他们那块地当年一分钱也没花，我们有理由。这事惊动了北京，答应招我的一百多人。后来，地价涨了，卖一块，搭几个人，三折腾两折腾，就剩下这几个了。”

　　既然郝院长已经接受了这种“文明”，我还有什么说的。东升策划的是几千人的大迁徙，很悲壮，时过境迁，再去品头论足也没意思。

　　我说：“东升，还是往远处看看吧，世界著名的大实业家，事业发展到你的这种规模，心胸都变得阔大了。这些成功的人物，当年都吃过不少苦，他们都有个特点，能自己消化掉仇恨这种情绪。”

　　“你能不能说白一点，”东升央求着，“我那点墨水，你是知道的。生意上的事，这些年摸多了，水再大也淹不死咱，咱会水，怕个㞗。这种朝人上人奔的大学问，我一定听你的。我总想，你一个医生，能和省长、部长称兄道弟，肯定有绝招。”

　　“东升，这么说吧。山西清朝时商业很发达的，借钱实在还不起，这些大商人也不追究，几万两白银，还一把斧头就结了。这必须要人格精神十分健全才能做到。不扯这么远了。你要是能做到爱上赵副局长、周指导员这样的仇人，就上了一个台阶，我也放心了。”

　　“你胡扯淡！我又不是女人，怎么爱他们？”

　　“其实，我是想让你忘掉他们整过你这件事。总想着这件事，心里不会舒坦。”

　　“忘了这件事，我不成神仙了？”

　　我只好用**疗法，“你最好能想着名利双收。将来，大财团恐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你现在的势头不错，弄好了，当然也可以和省长、部长平起平坐。”

　　东升眼睛瓷了一下，说：“这下我弄明白了，你是让我一手抓钱，一手抓名，不干小鼻子小眼的事。是个好主意，是个好主意。”

　　这次见面后，有一两个月没见东升。关于他的消息，倒能经常听到。他做每件大事，总要打电话来。他划出五十万元作教育基金，用每年的利息奖励白鹤庄后代品学兼优的学生。东升舍得进行文化投资，我很为他高兴，过了几天，我从报上看到他一次性为残疾人基金会捐了三十万元的消息，我忙打电话过去提醒他这样要坐吃山空。东升在电话里说：“你知道基金会的会长是谁？邓大爷的大公子邓朴方！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事都是他说了算，攀上他家，有什么坏处？”

　　东升绝对是个智慧的人，这件事又可证明。

　　到了年底，他打电话向我报喜，说他的名声如今已出了省界，搞成了几个大项目，其中就有和残疾人基金会合搞的，产品将来能免税，又说他已在某次市政协会议上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了。又隔了几天，他又说，他的党籍已经恢复，那个案子要不了多久就能翻过来。

　　我很为东升感到高兴。东升在已经是个成功者的时候洗清历史，大概不会产生心理失重感。作为医生，又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感到庆幸。在这个前提下，东升很容易获得一个健康的心态，他以后的路会走得顺利得多。

　　这天晚上，我和妻专门为东升喝了酒。

　　妻说：“心理医生，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一多半是蹲过监的，最富的一个，当年差点叫枪毙掉，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群具备超常心理平衡机制的人，因为他们从苦难的炼狱中煎熬过，所以他们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机会。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现象，古今中外已有无数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东升也是这一类人吧？”妻又问。

　　我没有回答，或许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不好下这个结论。

　　春节过后，东升的案子平反了。他在家里设宴招待了我和妻子，第一杯酒，他敬给了他当牙科医生的妻子肖英，当年他被捕后，周指导员三番五次去劝牙科医生和东升离婚，牙科医生带着女儿等了东升。这就是东升为什么把周指导员当成第二号仇人的原因。

　　春天里，东升出乎我的预料，真的要和赵副局长、周指导员和解了。一天上午，他诡秘地把我拖上了他那辆“桑塔纳”轿车。

　　他说：“我要让你亲眼看见我是不是进步了。能把仇人团结起来，心里真受活哩。桑塬，你真是能人，想出这样的乐子给我耍。杀死十个八个仇人，也没有干这种事痛快。墨水喝多了，到底不一般。”

　　我没听明白，对他说：“不是急事，我可不去，我忙着呢。”

　　“急事，当然是急事。”东升把我推进车门，“你让我上档次，上去了，你看不见，还有啥㞗意思。如今好话听得多了，也不受用。区委书记见了我，大老远就把手伸出来，一年前我哪里敢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上了档次。说上档次了吧，又像不是的，我咋一见你气就出不壮呢？”

　　“到底是什么事，你不说我可要跳车了。”

　　“我是拉你去看我行善。当年的周指导员，三年前得了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家里。人背时放屁能砸掉鞋子，他老婆的工厂也发不出工资了。两口子从牙缝里掏出钱供女儿自费读财经学校，毕业半年多了，却找不到工作。我决定聘这妮子到生产队当会计，你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我无法立即回答，问道：“姓周的同意吗？”

　　东升道：“原想这事好办，谁知道姓周的倔着呢，死活不同意。我低三下四跑了四五趟，姓周的才松了口。每月我给他女儿开四百元工资，管吃管住，待遇不错吧？我今天是去接那妮子上班，让你做个见证，我张东升可是真心诚意帮他家的。”

　　小车七拐八拐进了一个胡同儿。周指导员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占着两大间东厢房和一间小耳房。这里是都市的羞处，四周的高楼已经宣布这种大杂院便是变成一块旧城市的化石也不会有什么改观了。那个叫周小娜的妮子看见我们，立即笑烂了一张脸。东升过去小声和周小娜嘀咕几句，周小娜抿嘴笑了，笑得很自信。周小娜知不知道父亲和张东升的旧怨呢？中年妇女给女儿装了一些日用品，一再叮嘱女儿要好好干。一股呛人的尿臊气挤过旧布帘子刺激着我的嗅觉。我很想掀开帘子，看一看卧在**的东升的仇人。

　　妇人把一个六十年代流行的帆布旅行包递到周小娜手里，朝里屋吼道：“别装聋子了。张队长亲自来接小娜，你也该说句人话。当年你们干的什么事，看看人家张队长的肚量。”

　　东升笑着说：“大嫂，我不会怪的，当年人家老周当过造反派司令，又是我的老上级，摆一摆架子也是应该的。日久见人心，我和老周肯定还会成为朋友的。”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声音挤破帘子出来了：“小娜，你好自为之吧。”

　　妇人又骂了两句，说屋里又臊又臭，请我们出去。我想她肯定是怕东升变卦，心中不觉潸然。

　　东升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他：西服裤线熨得笔直，领带打得规规正正，背头梳得一丝不乱，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回想起去年见的东升，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东升孩子气地笑着：“咋样，上档次吧？”

　　我说：“日久见人心呀。”

　　路过黄河大道火车票预售处，东升叫小李子停了车，拉我下去了。

　　太阳正悬在头顶，撒下一片过了头的春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坐在一张方凳上，手里捏着一簇竹牌牌，木呆呆地盯着梧桐树下一片花花绿绿的自行车。

　　东升走过去，摸出中华烟递给老头儿一支，指着我说：“这是桑教授大夫，和马省长、梁部长称兄道弟的人，今天我请他来作个见证，我要是有半点二心，断子绝孙。”

　　老头儿眼神变得扑朔迷离：“东升呀，我过得挺好，你的案子也平反了，也过得挺好。当年是我不对，如今你就不要变着法子折腾我了。”

　　东升吐了几个烟圈：“我真的很感激你，我要一直在所里干，你说我能不能当所长？”

　　老头儿眯着眼看了看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事我都想得通，你不要逼我，我都明白。”

　　“你是不是嫌工钱少？这好商量嘛。”东升抬起左手，看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五百块行不行？看你老人家在这里风吹日晒，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其实，活儿也不多，送送报纸送送信，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外地有几个朋友，还是在牢里认识的，都不识几个字，一年能有几封信？剩下的时间，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坏人进来，这是你的老本行，累不着。”

　　老头儿似听非听的样子，淡淡说：“习惯了，习惯了，不用你多费心了。”

　　东升悻悻地回到车上，忍不住骂起来：“给脸不要脸！这就是当年的赵副局长，清理三种人，把他免了职。听说他当时就办了退休，干起看车子的活儿。我想让他去给我看大门，他还不领情。桑塬，你说这仇恨可以消化，可我消化了，人家不消化，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想个啥办法把他弄来看大门呢？”

　　“东升，”我忧心忡忡道：“仇恨可不是这样消化的。”

　　“怎么消化，怎么消化？”东升朝我吼道，“你是又当巫婆又当神，还让我活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