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平方米的号子里住了十二个人，地铺，木板垫底，一盏昏暗的煤气灯吊在屋子中央，气门芯被调得很小，里面供燃烧的煤气气若游丝，如五步蛇吐出的尖细的舌头，发出的光芒只比天上的星星亮一点而已。但每到晚上，在这盏汽灯下凑在一起的十二颗脑袋，就像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的未来规划，或者梳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因为他们中既有天体物理学教授，地质学专家，材料学高级工程师，微生物学者，精密车床的发明者，也有古文字教授，历史学家，钢琴演奏家，作家，民族文化研究者。他们大都留过美或欧。像赵广陵这样的漏网国民党前军官，在这个满屋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子里唯有自称曾干过话剧导演，方显得自己还有点文化。所幸还有一个让赵广陵可以挺起腰杆来蔑视的人，就是那个极右派陆杰尧了。赵广陵被分到这个监室的那天，进门就看见陆杰尧那张晦气重重、苍白孤苦的脸。倒霉！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想。但陆杰尧却冲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哈腰，谦卑地说：

　　“赵师兄，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同改了。”

　　“同改”就是共同接受改造的狱友，赵广陵当然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这既是对个人履历的羞辱，也是对伟大汉语词汇的糟蹋。不过，既然是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同改的人还会有清白的？看看那些即便穿着一身汗渍斑斑的破烂囚服却也气宇轩昂的教授专家们，作家音乐家们，哪个不是历史上疑点重重、身份复杂。大家都是为自己的过去、为曾经的言行偿还旧债的人。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痈疽，这是他们的“同”；白天劳动，晚上拥塞在这狭窄、封闭的空间，从公开的政治学习、思想剖析、自我批判，到私下的谈天论地，学术讨论，憧憬现代中国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改”。

　　劳改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被管制起来了的集体劳动，早上听号起床，洗漱，集合点名，吃早餐，然后列队前往劳动场地。还要唱着昂扬的歌儿，迈着军人的步履，没有镣铐，也少有呵斥。如果忽略押送他们的警察和士兵，忽略他们不同服装背上用油漆大大地写上的“改”字，他们就像某个机关出来义务劳动的干部。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有教养，有纪律。文质彬彬，知书达理。不论是在地里干农活，还是在车间做工，这些同改们个个像劳模一样地努力工作。因为你流的汗水越多，你的刑期可能就会越短。政府奖励那些认真接受改造的人。减刑，就是这些犯人们朝思暮想的勋章。

　　赵广陵已经服刑三年了，他就像个靠汗水偿还银行利息的还贷者，在岁月的缓慢流淌中屈指掐算自己挣够了多少，还差多少。三年多来他没有一句抱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唯一的牵挂只是家人。入狱第二年正碰上国家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年代，监狱里虽然吃得也不好，但至少还不会饿死人。管教干部甚至说，就是我们饿死了，也不会饿死一个改造的犯人。他们还真做到了这一点。监狱农场圈有大片的土地，里面不但有工厂，还有农田。只要精耕细作不瞎折腾，四季平安轮替，不旱不涝，断乎是不会断粮的。但外面的情况，高墙之内的劳改犯们就只有干着急了。

　　不过，像赵广陵这样适应生存能力极强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他的谋生才华都会脱颖而出——显然这不是指在西南联大时期学到的秦汉古文，唐诗宋词，也不是指在黄埔军校学到的战役战术、阵中要务、兵法操典，而是1950年后学的那让人交口称赞的木匠手艺，监狱里更需要“赵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木工纪要》，当然没有出版，只是用蝇头小楷手抄了十来本，发给自己的徒弟。那时农场有个农机厂，生产一些拖拉机零配件和农具。厂子里有锻造车间、翻砂车间、木器车间等部门。赵广陵自然是木器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了。他们负责为翻砂车间制造木模。但就这么简单的活儿，也让那些服刑的大右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们束手无策。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怎么知道使用刨子？一个惯于敲击琴键的钢琴家怎么抡起斧子叩问一根粗壮的圆木？因此，监狱方把赵广陵从另一个监区调到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犯的监区。“教教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帮他们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管教干部对赵广陵说。

　　极右派陆杰尧倒是真心实意地想把自己改造成劳动人民，不仅在行动上，在思想上也努力向劳动阶层看齐。他一月不换内衣，不穿袜子，甚至赤脚在地里干活，他满手老茧和血泡，身上到处是劳动改造的伤痕；他把家里送来的褥子撤掉，抱来一捆干稻草铺在地板上，说是要像劳动人民一样和自己的庄稼亲近，在满是虱子的稻草堆里憧憬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在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教授知识分子合该接受改造。不然他们怎么会有右派言论呢？一个犁田的农夫、一个开车床的工人，一个拾粪的老人，绝对不会去批评共产党。因为他们是翻身了的劳动人民。而他这样的人，在旧时代养尊处优，读书做学问，虽然也跟国民党争民主反独裁，但这些斗争手段怎么能用在共产党身上呢？因此，对共产党最衷心的拥戴和支持，就是忘掉自己是一名教授，努力向劳动人民靠拢看齐。他在思想汇报会上说：“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最香，知识分子最臭。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或者工人，看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跳蚤就知道了。”

　　钢琴家朱坤儒和他邻铺，虱子们大约更喜欢这个浑身上下都是资产阶级臭气息的、细皮嫩肉的艺术家，一到晚上就都到他的身上狂欢。有天晚上朱坤儒实在忍受不了了，发疯似的压在陆杰尧身上要掐死他。朱坤儒为此被关了半个月禁闭，换来赵广陵和陆杰尧邻铺。赵广陵以还要找他打架的威风说：“一刻钟之内，把这些粪草给老子清理干净。我看你不但在身上养虱子，还在脑子里养鱼了。人民政府没把你脑子里的水舀干净，你连人都不会做了？”

　　陆杰尧只有乖乖地去收拾那些散发着腐臭味的稻草。号子里的人都鄙夷地侧目而视。在收拾干净后，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甘愿接受改造的强大神经。他跪在地铺上号啕大哭。“谁不是有血有肉的七尺身躯，虱子跳蚤难道就不叮我吗？这是叮过劳动人民的虱子，是革命的虱子，共产主义的虱子。人有吃饭说话的自由，虱子也有叮人吸血的自由，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呢？政府改造你们，虱子就是考验你们是否跟劳动人民保持一致的‘监察御史’。你们让我脱离劳动人民，什么时候他们才会释放我？”

　　这些年许多右派都摘帽了，但陆杰尧因为早年就是民盟成员，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因此他的案子就大了。他不知道，无论他怎么表现，无论他养多少虱子跳蚤，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微生物专家马东竹是个高度近视眼，最近几天他的一只眼镜腿摔断了，只能用橡皮膏草草裹住。因此当他要看清某样东西时，既要一手扶着镜腿，还要将脸凑得很近。他把陆杰尧泪流满面的脸扳到自己鼻子前，像是用嗅觉而不是视觉得出了他的判断：

　　“即便不用显微镜，我也敢肯定，你是个知识分子的Variant（变种）。”

　　“Blackhole（黑洞）。”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说。

　　“Cyatheaspinulosa（桫椤）”地质学家孙庭蕤盘腿坐在地铺上埋头补自己的衬衣衣领，他看大家都不接下去了，还用不解的眼光望着他，便又不无幽默地说：“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恐龙都难逃劫难，只有这种东西机巧地活下来了。”

　　大家会心一笑。陆杰尧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受到的来自知识的轻蔑。他一边铺床一边唠唠叨叨，这是多年以来经受了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检讨会、认罪交代、劳动苦役等非正常生活后形成的神经质的生理反射，而不是一个大学教授与文明、历史、现实乃至宇宙的怪异对话：

　　“你们有知识，你们有学养，满脑袋资产阶级教给你们的臭文化。当年干吗不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资本家的剥削啊？跑回来干什么，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吗？要爱国，就得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这就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看看你们这副小资产阶级的破落穷酸样，衣领破了也补，难道这能御寒吗？能打领带系蝴蝶结吗？鞋子上多几块泥也要抖掉，难道还想去参加舞会吗？还想去达官贵人家摇尾乞怜吗？家属来探监也要用搪瓷缸装满开水，把件破囚衣烫了又烫，难道还想穿出燕尾服的虚伪吗？家属就能把你当一个体面的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丈夫、父亲？你们身上还不是背着囚犯的号码？你们这样做，就是想回到过去，想抗拒改造。你们其实比那些嗜血的虱子跳蚤更能吸社会主义的血。自以为是的先生们，国民党反动派摆好了大鱼大肉的宴会等你们哩；自作聪明的先生们，特务的枪口在黑暗中瞄准好你们了。白色恐怖，残酷镇压，法西斯专制，这些你们在欧洲、在美国是没有经历过的了。你们不知道暗杀的滋味，秘密逮捕的滋味，酷刑拷打的滋味。现在政府只是让你们参加生产劳动，打掉你们身上的臭资产阶级的气息，让你们补一补劳动人民的课，让虱子跳蚤教给你们当劳动人民的感受，拉近你们和劳动人民的距离。浑身酸臭的先生们，你们要知道，从红军时候起，虱子就和革命先辈一起成长。因此，这些‘革命的虱子’是写进了中国历史的。1949年底昆明解放的时候，这些虱子也是和解放军一起进城的。它们也是你们的解放者，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是谁解放了你们，让你们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是谁改造了你们，让你们不敢再有资产阶级腐朽的、堕落的、糜烂的反动气息？当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没有任何反动思想的劳动者时，你们才会得到大赦，才会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更加感谢党、感谢政府。可是啊，养尊处优惯了的先生们，你们竟然还讨厌一只虱子，你们的苦日子就还在后头哩。”

　　如果说陆杰尧刚开始唠叨时，监室里还有人想揍他一顿的话，随着他折磨人神经的废话像排污管里的污水滔滔流出，连赵广陵都没有勇气上去踢他一脚了。谬论和真理只是一纸之隔，看你从哪个面去看它。你坚持的是真理，对面的人看到的就是谬论。真理战胜谬论，靠的是文明的进步；谬论战胜了真理，靠的是恐怖的邪恶力量。第二天刘麒麟在跟随赵广陵拉墨线时，悄悄地问：

　　“小赵，你知道时空扭曲吗？”

　　“什么扭曲？”

　　赵广陵自从搬到这间监室后就对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同改”敬重有加，据同改们说他在美国听过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讲座，他如果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国，或许就是爱因斯坦的高徒了。美国人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让蒋介石也对原子武器深感兴趣，曾经在重庆召集了一批当时中国顶尖级的科学家讨论中国核武器的未来。这些人中就有联大的教授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刘麒麟刚从美国归来，又是学天体物理的，当然也在受邀之列。据他交代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亲自到机场去接的他。但后来，他就对这段历史说不清楚了。同改中曾有个好奇者问他什么叫“广义相对论”，他在昏暗的煤气灯下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煤气都燃尽了，大家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四维空间或多维空间”什么叫“黑洞”，全是些宇宙之外、人们穷尽所有的想象力也达不到其边界的上百亿光年以远的东西。赵广陵那晚想：这就像当年我第一次听联大的先生们讲《庄子》。也正如比闻一多先生还更懂《庄子》的刘文典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说的那样：“《庄子》嘛，如今只有两个人懂，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就是我啰。但是我呢，也是不完全懂的啰。”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他的一种理论，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让你绝望。

　　“时空扭曲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主要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物质——比如黑洞——质量大到没有边时，时间就被吞噬了，连光都会被它捕捉到，无法从其空间里逃避。你看到的光就不是直线的，而是扭曲的了。就像一台大吊车一把抓起鱼线上胡乱挣扎的小鱼。”刘麒麟慢悠悠地说。

　　赵广陵似懂非懂，怔怔地看着刘麒麟。

　　“我们就是陷进黑洞里的光啊。”天体物理学家说。

　　赵广陵豁然明白了，“你昨天说，陆杰尧就是个blackhole。”

　　“可怕的人。”刘麒麟擦擦额头上的汗珠，“你说，他会去告发我们吗？”

　　“我不知道。”赵广陵对这种人真的没有底。就像刘麒麟这样的天体物理学家对黑洞究竟有多大威力还充满未知一样。

　　两人弹好墨线，拉起大锯子。赵广陵在上，刘麒麟在下，锯子啃吃着厚厚的木方，发出“刺啦、刺啦”的单调声响。一块木方锯下来，两人都大汗淋漓。刘麒麟忽然说：“你还有四年，我还有六年。”他语气中充满了伤感，“六年哪，出去时我都快五十了。”他蹲了下去，双手捂脸。

　　赵广陵放下锯子，走过去和刘麒麟蹲在一起，拍了拍他的肩说：“刘先生，六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吧？”坐牢的人，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家里那本经，才最难念。这对哪个都一样。赵广陵前些天还听人说，刘先生的妻子要和他离婚。

　　“只要给我一摞稿子一支笔，让我有张安静的桌子计算，我可以为国家做好多事情。”刘麒麟抓起地上的木屑，几乎都要捏出油了。

　　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我们国家也在研制原子弹。但他想，既然国民政府在那个年代都那么器重刘麒麟这样的人，要发展国家的原子武器，现在我们怎么就不能用用人家的才华呢。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昆明的战俘营看从滇西前线押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那时战俘营的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战败了，他们把遍及昆明城内外的鞭炮声当成日军反攻围城的枪炮了，一些日军战俘甚至扯出横幅在营地狂奔乱跑。战俘营的宪兵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们制服。赵广陵听见一个宪兵对日本战俘说：“你们小日本完蛋了。美国人用一个火柴盒一样大的新式炸弹，‘轰’地一下，就把你们的天皇炸得尿裤子了。”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对原子弹的理解。现在赵广陵也希望刘麒麟这样的科学家尽快为国家造出原子弹来。刘麒麟说过，我们国家要是有了原子弹，谁也不敢侵略我们了。

　　“刘先生，你放心。”赵广陵虽然是木器车间的派工员兼技术员，大小也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牢头儿”，但他对他们从来是尊敬加谦卑的。“那个狗杂种要是敢当告密者，我会先杀了他。”他想了想，又说，“先生，纸和笔，我在领材料时尽量多领一点，就说是画图纸用的。然后你拿去用吧。”

　　“你不也是在废图纸的背面写诗吗？”

　　“唉，现在这年月，诗有何用。你们要搞的东西，才对国家有用。我记得大约在1946年，我就在《云南日报》上看到华罗庚教授的文章，说我们中国和平以后，再搞五到十年基础教育，就可以来研究原子弹了。刘先生，你的研究跟原子弹有关，对吗？”

　　刘麒麟笑而不答，赵广陵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座监狱里没有比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历史反革命、特嫌更爱国的了。在这些同改中，很多人都是给他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国宝。

　　赵广陵暗中加紧了对陆杰尧的控制。那时监狱实行层层管理制度，首先是犯人管犯人，然后才是狱警管犯人。犯人三人一小组，十二人一大组，一人不服管教，或出点什么差错，比如逃跑、打架什么的，其余人都有责任。知情不报也是罪，犯人之间互相揭发、告密成风。而案情一旦坐实，告密者便有功，谁不想立功减刑呢？你在号子里说句梦话都可能有人去告密，刘麒麟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赵广陵因为技术好，表现又好，管教干警对他还比较信任。他以传授技术为理由，请示分管他们的王指导员把陆杰尧、刘麒麟跟自己调到一个小组。然后在车间里略施小计，让陆杰尧负责加工的一批木方与木榫装配不上。“榫头不合，这批木方就浪费了。陆杰尧，你晓得问题的严重性吗？这是破坏国家财产罪。”陆杰尧小脸一下就白了，赵广陵趁势再加一把火，“王指导员知道了，至少这季度你立不了功了。”

　　陆杰尧嘴唇哆嗦起来，“赵工，赵师傅，你你你……你，你可得救救我啊！”

　　“我如果不汇报上去，你倒是过关了。万一哪天上面追究下来，我攒的立功也没有了。”

　　监狱方有一套严格的立功规定，犯人必须连续三个月不犯一点错，规规矩矩地服从管教，才可记小功一次，连续三个小功，才能算一个大功，连续三个大功，则可由狱方提请减刑。这里面厉害的是“连续”一规定，倘若中间有一个小功或者大功拿不到，则前面的功劳也好苦劳也罢都泡汤。当然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检举揭发，当告密者。对于历史问题复杂的犯人来说，这是他们赢得重大立功的表现机会。许多人因为告发别人，一夜之间，就成了自由人。

　　陆杰尧已经靠自己的努力表现挣得两次大功了，他岂能毁在一批作废的木方下？他给赵广陵跪下了，“赵师傅，天知地知，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好不好，赵工？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你救过我一次命了，你还会再救我的。”

　　赵广陵冷冷地说：“陆杰尧，你不是还要查在闻一多先生遇害那段时间我在干啥吗？”

　　“杀害闻一多先生的凶手早就归案了。你在哪里都跟那事没有关系。”

　　“陆杰尧，你还得给我保证一件事，答应了我，我才不去汇报。”

　　“赵学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赵广陵从师傅又升为学长了。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号子里所有人平常聊天、讨论学术问题时讲的那些话，你不准拿出去乱说乱讲。要是有一个人因之而加了刑，你就不是也加刑的问题了，老子会灭了你。”

　　“是是是，学长不说我也知道。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大用的人。我明白的。”

　　赵广陵舒了一口气。他最讨厌告密者，他沦落到今天，不就是因为陆杰尧的告发吗？告密者，仁人君子所不齿也。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只是对商纣王的暴政叹了口气，于是就被中国历史上告密者的鼻祖崇侯虎告发了。中国人历来痛恨告密者，但中国历史上又代代不乏告密者，从王公贵胄到引车卖浆者流，吏治越黑暗，告密越盛行。告密者不一定都是一副小人流氓嘴脸，他有可能是道貌岸然的政客，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艳若桃花的美人，垂髫之年的黄口小儿。这些年赵广陵还从各种渠道得知，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密告丈夫，兄弟姊妹之间互相告讦。世风如此，你又怎能指望这些高墙之下渴望自由的人？生活常给人开如此冷酷的玩笑，一个避之不及的人，却要与他朝夕相处，还成为同改；他告密成癖，巴结成瘾，你却还要在他危难之时援之以手。他是小人，是人渣，但你却同他一样成为同笼之鸟，巴比伦之囚。如果说尊严和骄傲是人能够独享的，卑微和软弱却是身陷囹圄的人共有的顽疾。

　　1961年的除夕夜，监狱方组织犯人们开了个迎春晚会，将几个大队的犯人都集中到操场上。平常各个大队的犯人是不能轻易见面的，政治犯、刑事犯、重刑犯、死刑犯都是分开监禁。各大队的犯人们分别上台表演节目，无外乎合唱几首革命歌曲，打个快板，说段评书，拉个二胡之类。不过对许多犯人来说，真正好看的节目，或者说真正能解馋的东西，不是台上的表演，也不是晚会结束后的会餐——有大肉吃，而是他们可以看到女犯人。尽管这些女囚犯都面带菜色、身穿打着号码的带着劳动汗渍的灰扑扑的衣服，头发一律剪成齐脖短发。但她们毕竟是女人，无论老丑，她们都是高墙里的花朵，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男人们被囚禁的荷尔蒙能够得到安抚、宽慰的舒缓剂。许多犯人头朝着舞台方向，眼睛却睃向右边的女囚犯方阵，慢慢地就成为“向右看齐”了。以至于在一边带队的管教干部要不断吆喝：“看哪里呢？向前看、向前看！”赵广陵看到这些女囚犯时，眼眶也发热，内心也**。但他更多的是想到妻子舒淑文，过年了，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家里，有年味吗？孩子们能吃到肉吗？在这个团圆之夜，思亲之夜，也许大多数囚犯都和他一样，在台上扯开嗓子唱歌、表演，但内心却有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一唱一回肠，再唱已断肠了。

　　赵广陵有个快板节目，安排在三大队的节目之后。据说这个大队的人都是些前土匪恶霸、旧时代的地痞流氓、新社会的小偷骗子。他们从事着整个监狱农场里最繁重的劳动，开山炸石、铺路架桥、挖矿采煤。反正哪儿艰苦危险、哪儿就能更好地改造他们的旧思想旧习气。他们大多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这种晚会上只有用一个大合唱来对付。在他们下来时，赵广陵忽然在拥挤纷乱的人群中跟一张熟悉的面孔打了个照面。

　　“老……老赵。”那人抢先招呼道。

　　“小……小……”赵广陵终于也没有把“小三子”的称呼喊出来，因为他已经反应过来，对方把“老长官”在一瞬间就改口成了“老赵”。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旧时代的一切都是危险的，即便是一个称谓，也意味着多加的刑期。

　　报幕员已经在台上报出下一个节目的名称和表演者了，不远处就有三大队的两个管教干部在等着整理囚犯队伍，带回观看区去。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看了一眼，就让那个当年赵广陵的老部下小三子、参与杀害闻一多先生的特务郑霁心头一紧。他用飞刀一样的目光在赵广陵脸上划了一下，然后扭身就走。

　　赵广陵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个小杂种漏网了。

　　当年轰动全国的“李、闻惨案”，除了两个主凶是国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公审枪决了以外，行动组的其他特务都被当局隐蔽保护了起来，有的人还调到异地升官。此案直到1950年以后，人民政府在清匪反霸和历次运动中，在全国各地逐步把这些特务捉拿归案。那期间赵广陵还是自由身，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某个当年参与此案的特务被抓捕。那时人民政府是抓到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真是大快人心。但他一直没有看到郑霁的下落，这个自作主张的家伙在闻一多先生遇害当天，既救了他一命，也让他卡在历史的一个关口，无法自圆其说。

　　闻一多先生遇难时，离西仓坡的家只有十来步远了。特务们用卡宾枪、手枪一通乱射。当时闻一多先生的儿子也在他的身边，他试图用身子去护住自己的父亲，但凶残的特务们将两人先后打倒，一个特务上前去朝闻先生的儿子身上补枪，还说：“留下这种，以后来找我们报仇吧。”

　　这些细节是赵广陵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看得他痛不欲生。他曾经想过，是小三子说的这丧尽天良的话吗？要是自己那天在场，断乎也保不了闻先生的命；如果小三子那天也在场，他会不会也残忍地朝他补枪？

　　也许被打死了更好，总能留下一世英名。

　　赵广陵从玉溪乡下化名赵迅回到昆明办剧艺社期间，曾经打听过郑霁的下落，但那时昆明的城防部队已经调到前线打仗去了，宪兵团也是另外一支部队。他这些年来偶尔会想起他，但脑海里多是郑霁已经战死的景象。经历过战争的人，对那些长久没有音讯的军中同僚，就用死亡将他们一笔勾销。谁还活着，那是上天对他们的奖赏。

　　报幕员已经下来了，赵广陵还愣在那里，愣在历史的沉重中。报幕员推了他一把，他不得不像梦游一样站在了台前。可以想象那是赵广陵最糟糕最难堪的一次表演。他的节目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快板书《告密者》，说的是甫志高叛变革命后，告发了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抓捕江姐那一段。可是他一说到被江姐怒斥的特务，就想到了郑霁，一想到郑霁那张聪明伶俐、冷酷决绝的脸，他的脑子里就是闻一多父子在弹雨中相互依偎、颠仆倒地的惨烈画面。幸好他手上还有一副快板，可以帮他遮丑。快板打得噼里啪啦，快板词说得拖拖沓沓。他下来时已是大汗淋漓，候在一边的王指导员劈头就问：“你怎么搞的，彩排时不是说得淌淌流水的吗？”

　　“撞见鬼了。”赵广陵狼狈地答道。

　　晚会结束后犯人们就坐在操场上吃年饭，各监室的人围成一圈。即便是过年，不同大队的犯人也是不能互相交谈的。赵广陵不断用眼睛偷偷往郑霁那个圈子看，他发现小三子显得若无其事，非常镇定。这个小杂种不愧是干军统出身的，但你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僵尸啊。赵广陵想。

　　年饭后有半小时休息时间，犯人轮流上厕所。厕所是车间外的一座木工棚改的，一次只能容纳两个人。赵广陵上完厕所后刚要出来，郑霁闪身踅进来了，“啪”地一个立正，闪电般地给赵广陵行了个军礼。

　　“老长官，大家活下来都不容易。以后请叫我白小仁。白活了一生的白，小百姓的小，仁义的仁。”他往身后看了一眼，见没有人来，又说，“老长官，你我生死兄弟一场，仁义为重。”

　　赵广陵没有接话，只是用看死人的眼光盯了他一眼，侧身出去了。

　　过完年以后赵广陵就不说话了，不但劳动时不开口，吃饭时不说话，回到监室里也是闷头就睡。除了点名时他应答一声外，就连大家唱着歌列队去车间，他仿佛也懒得张口。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不知名的鸟儿飞到监室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早点名时管教干部忽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宣布说，根据上面的指示，刘麒麟刑期结束，无罪释放。在那个上午，来接刘麒麟的是一辆尊贵的伏尔加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两个气宇轩昂的大人物，监狱领导对他们毕恭毕敬，而他们则对刘麒麟毕恭毕敬。左一个刘同志右一个刘教授，仿佛要在一瞬间用他们的温暖把刘麒麟几年的冤屈驱散开去。刘麒麟倒相当镇定，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不过是在人生旅途上投宿错了一个旅店，现在他要去住属于他的高级宾馆了。他仔细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不慌不忙地收拾好每一件生活用品，棉被、棉衣、毛衣、床单、外套、剪掉领口的西服（这是进监狱时必须剪的），还能穿的鞋子，甚至没有用完的牙膏、肥皂等，他都送给了监室的同改。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刘麒麟背对着众人，小心地从褥子的夹层里扯出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计算手稿，脸上现出学生答完试卷，可以交卷了的表情。最后，刘麒麟长久地凝视着自己的铺位，环视这间狭窄拥挤的监室，感叹了一句：“时空在这里扭曲。”大约除了赵广陵，人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临走前刘麒麟提出要跟监室的同改们告别，王指导员马上把大家召集拢来，站成一排。刘麒麟和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唏嘘祝福。他抱着赵广陵的双肩说：“小赵，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帮助。”即便在这种时候，赵广陵也没有一句话，只是在脸上漾出一个不易发现的微笑。

　　负责管教他们的王指导员也察觉到了赵广陵的异样，他找陆杰尧去谈话，问他赵广陵是否要打算逃跑，或者在密谋什么阴谋。因为一个称职的监狱狱警，不仅随时要知道犯人在哪里，在干什么，还要知道他在想什么，要干什么。陆杰尧当然不敢乱说，他对赵广陵向来是敬畏有加。他算不上知识分子，又是上过战场的学兄，他说揍你就揍你了。就像长官打小兵，流氓恃强凌弱。他看上去随和谦卑，但骨子里隐藏着一个旧军人的霸气、傲气。因此陆杰尧对王指导员说：“我估计他是生病了。”

　　仿佛为了验证陆杰尧的话，第二天赵广陵真的病了，他一会儿高烧说胡话，一会儿浑身发抖，牙齿都快抖得磕下来了。监狱的医生来诊断后，说了声：“疟疾。”就给赵广陵戴上手铐，送到监狱医务室去了。

　　半个月后赵广陵病愈出院，王指导员带了两个士兵去医务室接他，押送着他走到监狱大门口时，赵广陵忽然转身，身子挺得笔直，目光炯炯，脸上的疤痕也像要开口说话，面对显得有些紧张诧异的王指导员，他一字一句地说：

　　“报告政府，我要告发一个漏网的国民党特务。”

　　附件4：刑事裁定书

　　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男，三十六岁，云南龙陵人。国民党反动派伪营长，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经人揭发，以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赵广陵在服刑期间认真接受人民政府改造，表现积极，生产劳动技术过硬，多次立功受奖。尤其是在改造期间主动协助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出隐藏多年、曾参与制造“李、闻惨案”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郑霁，属重大立功表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定赵广陵案情，现裁定如下：一、赵广陵检举揭发他人有功，准予提前释放；二、赵广陵留队任用为技术人员，聘为二级技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