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战国时期韩国贵族的后代。青年时期曾与李斯在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道后，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基本立场，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了韩国。

　　韩非由于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说话，于是没有选择游说之路，而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向韩王建议，采用富国强兵的法家方法振兴韩国，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名叫堂谿公，他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你应该放弃这些非人道的主张。”

　　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然而，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

　　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当时，秦王政已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

　　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特别是读到下面一段：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

　　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咸矣。

　　秦王政感叹说：“如果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而无憾矣！”

　　韩非的这段论说，把先秦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的先进性都打压下去了，因此，深为嬴政赏识。李斯见此，告诉秦王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韩非，现在住在韩国。”

　　秦王政于是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顺秦国。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立即将韩非遣往了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来到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并没有立即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安。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李斯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秦王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趁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

　　秦王于是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

　　治罪。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

　　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

　　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世。韩非深知游说天下的难处，曾写了一篇《说难》的文章，其中说：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是 秦陵一号俑坑军阵前锋否了解情况有理由说服对方，不是难在我的口才难以阐明我的思想，也不是难在我是否敢纵横驰骋、畅所欲言。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能否用话打动他。

　　游说的对象如果追求高尚名望的，而游说者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就会表现出气节低下而且遭到鄙视，必定被抛弃和疏远。游说的对象如果追求重利的，而游说者用名望高尚去说服他，那么就会显得没有诚意而且脱离实际，必定不被接受。游说的对象如果实际上是追求重利，但表面上装作追求高尚名望的，而游说者用名望高尚去说服他，那么他就会表面上接受了你，实际上却疏远你；如果游说者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他就会私下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地抛弃你。这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事情因为保密而成功，因泄密而失败。不一定是你亲自泄露它，但讲话中无意涉及那保密的事情，这样你就危险了。权贵者有过失，如果游说者直言高论来追究他的错误，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当权贵者对游说者的恩泽尚不广泛和深厚，而游说者的言论过分真诚时，如果说法可行并且有功效，那权贵者会忘记游说者的功劳；如果说法不可行并且有过失，那么游说者就会被怀疑，就危险了。权贵者得到计谋并且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如果游说者预先知道了这计谋，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权贵者要做一件不便说出的事，却诡称要做另一件事，如果游说者知道他所作所为的真相，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勉强权贵者去做他坚决不做的事，阻止权贵者做他不肯罢休的事，游说者自身有危险。因此说，和权贵者议论大人物，他就会以为你在挑拨离间；和权贵者议论小人物，他就会以为你是在卖弄权势。和权贵者议论他所喜爱的人，那么他就会以为你是在借用他的权势；和权贵者议论他所憎恨的人，那么他就会以为你是在试探他的态度。

　　如果游说者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么权贵者就会认为你不明智而侮蔑你；如果夸夸其谈，引经据典，那么他就会认为你说话太多，时间太长。如果就事论事，那么他就会认为你胆怯懦弱而不敢进言；如果考虑事情面面俱到，那么他就会认为你琐碎而且傲慢。这些都是游说的难处，不可不知道。

　　由此可见韩非洞彻人性的复杂、人世的诡诈，其结局似乎是他预料中的事。他本不想游说，不想到秦国，只想写自己的书就行了。他的处世哲学是一种与世无争的黄老之道。

　　而秦王政只是见了韩非的治国学说、法家思想而喜爱其人的，当真实地见了这个人后，才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再加上多疑而多变的性格和李斯的挑拨，韩非的结局也似乎被注定了。

　　不过，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治政学说、法家思想还是对秦王政和秦国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定的。秦王政喜欢的是韩非的学说而非其人，这正是韩非悲剧下场的原因。

　　二、法家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与其说韩非是帝王之师，还不如说是他的著作《韩非子》是帝王之学。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中。这本书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掺入，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宪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等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掌握驾驭臣下和民众的手段；慎到强调“势”，认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扬弃，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又认为商鞅的法治存在极大的片面性。首先，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如果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而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但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作为私封，这些就导致了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国之业。其次，韩非认为商鞅的法律也制定得不完善。他在《宪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谋的，斩敌人首级只要有勇力就可以了，怎么能让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谋的官呢？但韩非没有提出具体的法律来，只是要求把商鞅之法制定得更完善。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王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论，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申不害虽然执政十七年，却不能成就霸王之业。同时，韩非又认为申不害对术也未说透，并对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名位责求实绩，操握生杀大权，考察群臣能力的权术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法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这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法是公开的，必须公之于众，术则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他认为，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他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天下，他认为这就是势。韩非又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就好比国君的“筋络”，有了它就能“治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