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四年。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家乡云周西党支部、文水县委会、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刘胡兰烈士生前友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烈士生平的同志们，在百忙中对该书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进行了修改。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了清样，但一直未能出版。

　　原因很简单：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那些黑暗年代里，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他们的“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些话剧、歌剧、叙事诗、连环画等艺术作品，便统统被压到了五行山下。这本未正式出版的《刘胡兰传》，当然也就夭折的。

　　在揪出“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要尽快出版这本书，我想趁出版之前再校改一遍，尽可能减少一些错误、缺点。但由于其他工作缠身，一直拖到现在才算告一段落。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难题，也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体会，趁此机会一并写出来求教于读者和同志们。

　　一、本书题名《刘胡兰传》。严格地说来，不能算是真正的传记，而只能算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事实上，我也是按传记体小说来写的。虽然大的事件，甚至一些主要情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但不少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场景、对话等等，则是依据人物性格、情节的需要，可能性和现实性加以安排的。我认为在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时，进行这种必要的艺术加工是允许的。至于加工得好坏，艺术性的高低，那是另一码事了。要求“完全真实”、“绝对准确”，看来是任何人也难以办到的。就连和刘胡兰烈士一起工作、战斗过的那些同志们，在回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大意相同，说法也并不完全一样。何况我是作为传记体小说来写呢？“完全真实”、“绝对准确”，不仅不可能办到，也无此必要。就是对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也不能不有所取舍；表现手法上，不能不有疏有密。

　　二、刘胡兰烈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加以肯定的英雄人物，毛主席对刘胡兰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亲笔题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凡是描写刘胡兰的文艺作品，理应充分表现毛主席题字的精神。一般地说来，“死的光荣”，比较容易表现，因为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但如何表现“生的伟大”呢？这就比较困难了。尽管烈士生前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充分显示了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但毕竟由于她年龄有限，所处的岗位不同，她不可能持枪跃马冲锋陷阵；也不可能“筑台点将”、“运筹帷幄”。而作者又不能，也不应该离开当时的事实本身去杜撰一些轰轰烈烈、离奇曲折的故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如何理解这四个字的含意。我的理解是：“生的伟大”除了指刘胡兰本身之外，同时也指她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刘胡兰短短的一生中，不仅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而且经历了解放战争初期急风暴雨的岁月。在这两次性质不同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决心彻底掀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胡兰同志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而且她本身就是这一股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她尝到了胜利的欢乐，也经受了困难的考验。可以说，战争的过程也是她成长的过程。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就不可能出现刘胡兰这样的英雄人物。基于以上这一理解，我在写作当中，除了尽可能发掘刘胡兰生平事迹本身的深刻意义外，对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客观环境等等也花了不少笔墨。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作品本身是否体现了这一意图？这就很难说了。

　　三、在写作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刘胡兰烈士周围的一些人物。和刘胡兰一起工作、战斗过的人很多，就以区一级的干部来说，自新政权建立至刘胡兰就义的近十年当中，文水县云周西村一时划归二区，一时划归五区，一时二、五区又合并了，由于建制经常改变，因而干部的调动相当频繁。而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又都去云周西工作过，和刘胡兰都有过接触，或多或少都对她进行过一些教育或给过她一些影响。但作品中不能把这些人和事都罗列上，只能是挑选一些和刘胡兰关系较多的人，加以描写，把一些必要的情节适当集中。对本村一些群众和其他一些干部，也只能采取这种办法，否则就变成“名贤录”或“流水账”了。

　　其次是如何表现这些人？其中有的人已牺牲或病故，属于盖棺论定者。这比较好办。其余的人中，有的当时表现好，现在也不错；有的当时表现不错，后来变坏了；亦有的是当时平平，现在表现积极……。总而言之，情况错综复杂。就这个问题，我曾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思之再三，我觉得还是应当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予那些人以一定的历史评价为好。虽然有些人后来表现不怎么样，但当时总是起过一些好作用的。总的目的，我是为了写刘胡兰，而不是给某个人做全面鉴定。我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这些问题。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自己毫无把握。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写作当中，我把活着的这些人的名字多少做了一点改变，使其似是而非。这算是一种尝试，不一定妥当。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暂且只好如此。

　　四、我为了写这本书，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曾得到过烈士家属、战友、邻居们的热情帮助，他们详尽地介绍了有关刘胡兰的一切情兄；除此之外，“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团省委“刘胡兰生平事迹调查组”等单位，还把他们所保存的许多历史资料、档案材料无私地供我阅读、摘录；在写作过程中，多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此特表谢意。

　　五、由于个人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局限，加之写这种传记体小说又是第一次尝试，错误、缺点以及不足之处一定很多。诚恳地希望同志们读后提出批评指正，以待将来有机会时做进一步的修改。

　　作者

　　197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