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日子的确是十分难过，但他对前途，却充满了信心。
蒋介石一向注重情报工作。他从各种渠道获悉，阎锡山和冯玉祥私下议定，未来取代他的政治格局是：“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对此，他付之一笑，似乎是在说，“这是乌合之众的一厢情愿，决无实现的可能”
提到“汪主党”，在蒋介石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书生的形象。 自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和汪精卫争权夺利斗法了五年，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在驾驭党权方面，还是在玩弄权谋方面，都高出汪精卫一筹。想到此，他有些鄙夷地笑了笑，暗自说：“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土皇帝，他们连我的帐都不买，难道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汪精卫？”
不久，蒋介石又获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虽因反蒋走到一起来了，但他们各立门户的渊源是，国共合作时期一为左派，一为右派，一提到“党统”都十分敏感。陈公博认为，既然要反对蒋记御用的三届中央，那就应该以广州第二届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西山派立即提出反对，认为改组派是要否定西山派的合法性，要求依据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临时领导机构，但又不够法定人数。他们则勉强提出以西山派的沪二届为“党统”，陈公博等则又不答应，坚持广州二届法统是最基本原则。汪精卫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以期早日组成党中央机构。而陈公博、邹鲁等则在太原争来争去，阎锡山的调和也没有效果。于是成立反蒋派的党中央，就遇到了严重困难。而且，在蒋介石的身边，还有一大批资深德高的党国元老，一旦发生所谓“党统”之争，胡汉民、吴稚晖等人足可与汪精卫匹敌。所以，蒋认为“汪主党”，时下不过是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实不足道哉士提到“阎主政”，蒋介石也承认阎锡山的确有点老谋深算。但他又认为阎锡山只是玩点小权术的高手，并无统驭全国―进而战胜他蒋介石的特殊高明的心术。蒋介石作为一个讲求实力政策的政治家，他明白全国的反蒋派为什么拥戴阎锡山为领袖：因为阎的实力最大，不仅有二十万军队，而且还有巩固的山西、河北以及平津地盘。他的兵力、经济力都足以使他成为反蒋派的霸主。冯玉祥的兵力雄厚，但经济实力差，西北军缺乏装备，又遭到蒋的两次打击，力量已相形见细，至于其他派系，更不能同日而语了。这样，阎锡山的首领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当蒋介石一想到这些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联合的目的，他就有些轻松地笑了，暗自说：“他们连中央政府都不放在眼里，难道会竭尽忠诚地拥戴你阎锡山？”于是，他的结论是：“阎主政分，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的笑话，实不足评论。
提到“冯主军”，蒋介石自然会想到他这位大盟哥严于治军的形象。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大盟哥的政治素养不足、知识层次较低的弱点。当他再想到冯玉祥那因袭世传的家长式的治军作风，连自己的部属韩复架、石友三都团结不住，让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实力派的部属听命于冯玉祥的了真是白日说梦当蒋介石想到自己借“编遣会议”实现军政统一，结果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战争以后，遂不无蔑视地笑了笑，摇着头说：“时下，我蒋某人都难以统驭全国的军队，你这位丘八将军还想主军？真是太无自知之明了”
蒋介石完全把握了反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后，遂召集谋士、重巨吴稚晖、张群、宋子文、孔祥熙、方本仁、吴铁城等人到官邸开会，商议对策。蒋介石简单地介绍情况之后，故作沉重地指出：当年有个赤壁大战，曹孟德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和刘玄德、孙仲谋战于长江岸边的赤壁，结果曹军大败。而决定赤壁之役胜负的是什么呢？是谋略！而今，冯、阎、李、汪等叛逆联合进攻中央，未来主要战场是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我们要取得这场大战的胜利，靠什么呢？除去军队以外，我看还是靠谋略。最后，他缓缓站起身来，拱抱双手，分外恳切地说：
“当年，决定赤壁之战胜负的，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叫群英会。而周瑜和孔明这两位关键人物，又是在相互斗智中决定破敌之策的。今夭，我们这个会议，也可以叫群英会。所不同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像周瑜和孔明那样动心计，留一手。下边，就请诸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干都贡献出来”
蒋介石话音一落，年过花甲的右派元老吴稚晖又像往日开中央会议那样，第一个争着发言。每逢这时，蒋介石就以尊老敬贤的口吻毕恭毕敬地说：
“吴稚老是党的财富，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党国。今天，又第一个慷慨赐教，真是一片忠心为党国啊大家欢迎。”
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与会者情愿或不情愿的都鼓掌欢迎。
吴稚晖有些飘飘然了！惟有这时，他才有着一种老年政治家的满足感。他倚老卖老地大骂了一通汪精卫、阎锡山等人以后，又进而指出：不久以前，冯玉祥的爱将鹿钟麟曾向中央输诚，并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讨伐阎锡山。他认为时下的阎、冯结盟，只不过是冯玉祥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冯一旦回到撞关，他一定会报阎锡山软禁十个月的深仇。最后，他非常自信地说道：
“我以个人的名义，给冯焕章写封信，晓以大义，指明是非，我想他会汲取以往的教训的。”
对于吴稚晖的分析，蒋介石也不止一次地想过，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也清楚冯玉祥决不会原谅他忘恩负义，策反韩复架、石友三，两次打击西北军的往事。因此，他比吴稚晖多一种想法：冯玉祥有可能和仇人阎锡山结盟。时下，真假不知，把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作为问路的石子，测试冯氏的真实态度，应当说是可取的。但善于利用元老为自己服务的蒋介石，有意隐去自己的真意，奉承地说道：
“吴稚老一言九鼎，我看焕章只要不是冥顽不化，吴稚老的信，就一定能起作用。”
蒋介石等于赞同了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其他的与会者既然拿不出更为高明的良策，也就只好默认。吴稚晖一看自己的主张获得了通过，他的表现欲愈加强烈。遂接着又夸夸其谈：
“阎百川为什么要领衔和中央作对呢？这其中必有缘由。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大家都想想看，阎百川和中央结了哪些扣子？要尽快地解一解，甚至让他出出气，我看这场兵戎相见的大战就能避免。”
对此，宋子文是有同感的。他冷静地指出，去年把平津二市的税收划归中央，等于抹掉了阎锡山最大的军费来源，阎自然心怀不满。同时，他又指出，各地的税收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就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全国各地的土皇帝，真正完成一切权力归中央。最后，他为难地说道：
“这件事，利弊得失我全都讲了，应该怎么办？必须由中央做出决定。”
“这很好办嘛，”蒋介石未让其他与会者发言，就抢先做了结论，“只要阎百川同意取消发动这场战争，平津二市的税收还可以归还他。”
与会者听后谁也没感到震惊，这些年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功利，不知拿着原则做过多少交易，不知私下封过多少官，给过多少钱。同时，与会者谁都知道，一且政治形势变了，他封过的官可以罢免，他许过的愿也可以不算数。所以，谁也不说些什么。
“据我所知，”孔祥熙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北伐那年，百川曾拿出三千万元资助国民革命。中央既然没钱还给他，就应该允许他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这些亏空才是。不知何故，一中央就是不允许他发行债券……”
“不是中央允许不允许的事，”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坐不住了，针锋相对地说，“如果各地都随意发行债券，全国的金融市场就一定失控”
“失控也不要紧，总比打仗要好得多。”蒋介石未和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商量，又断然地下了结论，“如果阎锡山真的听命于中央，我就同意他通过发行债券，收回这笔钱。”
这徉傲的结果，无疑等于变相从国库中取钱，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不能向意。他愤然说罢：“照此行事，我请辞财政部长。谁能变出钱来谁当起身拂袖离席了。
与会的不少人是赞成宋子文之见的，对孔祥熙祖护他的同乡阎锡山、无原则地迎合蒋介石是不满的。但一是碍于蒋介石的**威，再是谁也不愿因个虱子烧件袄，进而殃及自己的地位和前程，故都取中庸之道，十分明智地缄默不语。眼下，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做赌注，公然反对蒋介石和孔祥熙。大家转而又取偏祖宋子文―但又不伤蒋、孔自尊心的立场，以出难题的软办法，迫使蒋介石收回自己的意见。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吴稚晖就起身为蒋介石打圆场，说出蒋介石想说―而一时又说不出口的话：
“今天的会，既然叫群英会，自然英雄所见就不尽相同。怎么办呢？择善而取之。假如尚且不知善者为善，那就只好先试试看，行不通，再开群英会”
与会者都是国之政客精英，岂有不知吴稚晖的解决办法？故又相继表态：“同意吴稚老的高见！”吴稚晖心中暗喜，看了看示意他“说下去”的蒋介石，以商量的口吻说：
“既然大家都赞同先不破国家的法律，以改变阎百川反叛中央的行为，那就应该先派几个孔明去太原，在向阎百川晓以大义的同时，再摸一摸他的真实想法。如果大家没有疑义，就请蒋主席赶快选派合适的使者。”
蒋介石召集的所谓群英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由此，蒋介石更加坚信这样一种看法：秀才们坐而论道是不会有结果的，大主意还得自己拿。
当天，吴稚晖十分自信地给冯玉祥发去劝“降”的电文，大意谓：希望冯玉祥认清是非，辨明前程，力主和平，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并谓如此去做，将来“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但是，大出吴稚晖所料的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冯玉祥以游戏笔法，表明他坚决反蒋的回电：
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啤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绒，皓首匹夫，变而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病，如此行为，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不日，蒋介石派往太原的使巨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也很快返回南京。报告阎锡山提出，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晌，并以后按月发放，同意山西省发行公债，以收回北伐垫付的三千万元款项。由于使臣只有劝阎不要发动战争的使命，没有授权他们解决这些财政的任务，惹得阎锡山十分生气地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蒋介石听完之后，也十分生气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宋子文光知道金融，不懂得政治！”
自此以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联合反蒋的调门越唱越高了，唱得蒋介石坐卧不安。他一边筹谋未来的战事部署，一边继续思索运用权谋的破敌之策。不久，自太原传来消息：张学良准备接受阎锡山赐予他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下可把蒋介石吓坏了！他立即召来当年说服张学良易职的何成浚、吴铁城、方本仁三人，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就断然决定许给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同时还把青岛这样重要的港口，交由东北军管理。最后，他又对这些使臣们说：
“只要说服张汉卿不追随冯、阎之后反对中央，要权，中央给；要钱，国府拨；要地盘，我也答应给。”
出使东北的使臣们刚刚离去，宋美龄从室内走出，笑眯眯地说：
“大令，请放心，张汉卿不会轻易站在阎、冯一边的。”
蒋介石一看宋美龄的表情，知道她又在玩英、美的牌。他沉重地问道：
“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政局的？”
“在美国人看来，阎锡山留学日本，按照日本治国的经验治理山西，从本质上说，他是代表日本利益的，冯玉祥嘛，他是苏俄在中国北方的代理人，也为英、美所不容。”宋美龄突然把语调一转，反问道，“张汉卿易帜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日本侵占东三省。”
“他难道不怕背后―一直在凯觑东北三省的北极熊吗？”
‘他当然怕了！＂蒋介石叹了口气，“自从中东路事件之后，他就更害怕这只北极熊了1”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张汉卿决不会和亲日的阎锡山，亲苏俄的冯玉祥结盟。”宋美龄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是对的，转身取来一叠英文报纸，“美国人，英国人，都是这样看的。”
“外国人看的，只能做参考。我相信的是这样的事实：只要张汉卿不公开拥阎反我，我也就相信万能的上帝了！”
“这可是真的？”
“我蒋某人从无戏言，果如斯，我一定同意洗礼，板依基督教。”
蒋介石在决定军政大事之时，他只相信自己，因为他自认为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上帝。
就像是万能的上帝会遇到麻烦一样，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出拆散阎、冯联盟的招数了！就说企图阻止张学良和阎锡山结盟吧，也仅仅停在想当然的地步！然而他的战略方针却是：首先促使张学良中立，其次是听从他的指挥，从阎、冯的背后出兵，收南北夹击之效。因此，每当想到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地啃叹自语：
“难啊！……”
蒋介石自幼爱看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最近，他经常把当今的蒋、冯、阎三家，比做昔日的曹、孙、刘，希望能从历史的鉴镜中找到为他所用的东西。一天，他又倒在藤椅上翻阅《三国演义》。当呼公看到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良机，暗自订下破敌之策的时候，他的脑海屏幕上突然闪现出一位当今的蒋干―阎锡山派到南京充任坐探的国民党元老赵戴文。
赵戴文长阎锡山十五岁，和孙中山是同代革命家，为兰晋政坛革命元老，素为阎锡山所倚重。对此，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但蒋介石更清楚这样资深位尊的元老，既能起阎锡山的“耳朵”作用，也能起影响阎锡山决策的作用。对于后一种功能，蒋介石一向采取信任、敬重的态度，希望赵能在阎的面前多说他几句好话，对稳定阎锡山将会起到特殊的功效。所以，每逢开会，蒋总是把赵戴文请到前面，和吴稚晖元老同坐，他对赵戴文的称谓，向来取其号次陇的第一个字，尊称赵次老；每逢步入会场上台阶，他就急忙赶到身边，搀扶着赵拾级而上，每次座谈他的讲话，他总是先请赵次老发言……总而言之，蒋介石在赵戴文心中的形象，甭提有多么完美了！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终于设计出了利用当代蒋干―赵戴文完成他的战略构想的方案，遂邀请赵来官邸晤谈。
赵戴文在此时刻获悉蒋介石传见，心里忐忑不安。在他想来，蒋介石一定是为阎、冯联合反蒋之事拿他问罪。他诚惶诚恐地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举目一看，门口没有候等他到来的身影，他禁不住暗自说：“蒋介石不来搀扶我进门，就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无限悲凉地向门口走去。令赵戴文惊愕的是，他刚刚推开官邸的大门，就听见了蒋介石那亲切的话声：
“实在抱欲得很！张汉卿突然派来专使，说有要事报告，我就急急忙忙会见、处理，投想到，慢待了赵次老。”
蒋介石边说边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赵戴文身边，一手挽着赵的臂膀，一手掂着文件，非常诚恳地解释说：
“赵次老，您看，张汉卿带给我的材料，都没顾得上放下，我就赶来接您了。”
赵戴文借机扫了一眼蒋介石手中的材料，原来是张学良密报蒋介石：阎锡山要他通电反蒋。他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暗自说：
“百川啊百川，现在是证据在手，叫我可怎么做人啊！。二”
“其实，我是不相信百川兄会真心反对中央的，”蒋介石边说边把手中的材料交给赵戴文，“我给张汉卿回电话：祸根是冯焕章，阎百川充其量是上了人家的当，请他不要公开通电骂百川。”
赵戴文仔细地看完材料，暗自骂阎锡山：“人家张汉卿自打易帜后，一直是拥护中央的。你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人家悄悄地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数钱广赵戴文落座之后，未等蒋介石说出邀见他的本意，他就主动地说。
“如果蒋先生还信得过我这位老朽，我愿即刻动身回太原，说服百川服从中央。”
“那我就代表中央和国府，向赵次老道声谢谢吞”蒋介石转身取来一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我写给百川兄的亲笔信，请赵次老当面转给他。一句话：我蒋某人是力主和为贵的。”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合：正当阎锡山将拟妥的讨蒋通电文稿送交张学良，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的这当口，赵戴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太原。赵一见阎的面，就以治罪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说：
“百川，听说你也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不明赵戴文兴师问罪的原因，遂十分平和地解释说：
“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二“”
“你为什么同意人家的意见？”赵戴文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正当赵戴文说到火头上的时候，阎锡山的谋士贾景德偕薛笃弼走进门来，赵即气势汹汹地以手杖指贾景德说：
“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景德和薛笃弼见势不妙，二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去。赵戴文接着又说：
“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嘛。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嘛！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了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阎锡山“听了这些话，讨蒋的决心便发生了动摇，于是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阎在捣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并表示自己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阎当时对张缺乏尊重。王树翰在太原了解了阎的真实情况向张报告后，张认为阎是在拿他耍着玩，对阎深致不满。”特别出人意料的是，阎锡山和赵戴文见面之后，竟然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
至此，蒋介石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为未来中原大战取胜，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棋。
晋军将领见阎锡山如此举动，都惊疑莫定，认为一定是赵戴文的一番话把阎说变了心。这时，各将领均纷纷议论此事，许多人深恨赵戴文替蒋做说客，以致动摇了阎的决心。但是大家对阎锡山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徐永昌比较有见解，对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周瑕说了如下这段话：
“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这回分明是蒋介石先以造反的罪名打动赵的腐儒之见，阎居然上了蒋的当，决心发生了动摇，我很着急。阎、鑫既已决裂，势成骑虎，如果叫蒋给吓回去，也太窝囊了，无论对内对外，他的威信都要一落千丈。况且蒋介石早已抱定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以实现他的独裁政治的野心，我们若是这样软下来，蒋必得寸进尺，各个击破，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失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欢听了徐永昌的这番话后，遂向阎锡山陈述了徐和各将领的意见。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接着，留住太原的各方代表相继见阎，有的指出赵戴文上了蒋介石的当，有的指出蒋的内部矛盾重重。至此，阎锡山才拿定了打蒋的最后决心，随即发出通电，宣布讨蒋，并下动员令。
这时，阎锡山已不便再请张学良在通电上署名，深悔赵戴文贻误了联合张学良的大事，他说：“咳！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只好派薛笃弼、贾景德等前往沈阳向张学良解释。但蒋介石早已抢先派遣吴铁城、何成俊、方本仁等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而阎所派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的重视。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导演的新蒋千盗书取得的胜利沽沽自喜的时候，阎锡山于一九三0年四月一日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在撞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称：“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洁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蒋介石决计迎战，用军事的手段战胜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他为了给调兵遣将创造更多的时间，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宣传大战。他首先用国民党中央宜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宜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冯玉祥的所谓罪恶，结论是：阎、冯二人死有余辜。接着，蒋介石又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文告，继续揭露阎、冯的所谓罪恶之后，还声言讨伐阎、冯的决心。蒋介石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还亲自在汉口召开平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对各将领发表了如下这段话：
“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一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据与会者事后回忆，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深感杀气腾腾。
面对所谓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迎战的部队部署完毕。南线委派何应钦为帅，指挥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李宗仁的桂系所部、张发奎部作战，希冀迅速解决南方战斗，再挥师北上。与此同时，他把对付阎、冯联军的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集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扬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俊统率，与马鸿遗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蒋介石通电发表《讨阎誓词》之后，突然于五月三日收到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军事会谈的消息，他惊得下意识地自语：
“这两个同床异梦的难兄难弟，会谈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