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缢死煤山，李自成坐镇北京的消息传到东北的盛京（今辽宁沈阳）时，已是甲申年四月初的事情了。这时，虎踞关外的大清皇帝是七岁儿童福临，即史家们所称的顺治。七岁大的小孩当然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治理国家，大清的国柄执掌在被封为摄政王的睿亲王多尔衮手里。当时，多尔衮三十五岁。

　　四月初四，清方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主张趁中原动**之机进军关内，并要改变以往的抢掠屠杀政策，以便夺取天下。

　　范文程本是汉族读书人，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十七代孙。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后，他前往投奔，受到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者皇太极的高度信任和重用，乃是清朝前期最重要的文臣之一。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四月七日，在多尔衮主持下，清军向太祖和太宗神灵祭告出师。九日，多尔衮率其弟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以及明朝降将，受封为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范文程和洪承畴等共八万精锐军队师出沈阳，以每天三十公里的速度向山海关长途奔袭。作为统帅的多尔衮深深地明白，这一次进军关内和以往出兵完全不同。以往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抢掠财物妇女，这一次却是为了争夺关内的万里江山和亿万斯民。从父亲努尔哈赤开始，爱新觉罗家族几十年来一直梦想进军中原，进而定鼎北京。现在，这个宏大的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就快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了。

　　四月十四日，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才知李自成攻破明都，并要攻取山海关。这种情况下，清军是进是退，多尔衮内心犹豫不决。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原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星夜赶到，并发表了关键意见：自从李自成造反以来，中原生灵涂炭，最近李自成又攻下京师，逼死明帝，此乃我们必须征讨之贼。李自成虽拥众百万，但他有三条足以招致失败的隐患：其一，逼死君主，必招天谴；其二，刑辱缙绅，拷掠财物，必招士怨；其三，掠民资，**民妇，烧民房，必招民愤。有此三条失败的理由，再加上骄傲自大，可一战而击破。接着他又指出，如果我们只想守住关东，不图大进，那就攻掠一番即可；如果想统一天下，则非安抚百姓不可。

　　范文程的意见得到了以多尔衮为首的大清国重臣们的认可，坚定了多尔衮进军中原的信心和决心。他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请降，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由多尔衮率军进发山海关的甲申年上溯，一直到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少年依靠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其间横亘着六十一年的漫长光阴。明朝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人不满百、甲仅十三的微弱力量起兵，拉开了他为建立一个爱新觉罗家族江山而奋斗的序幕。

　　明代，今天的东北三省及外兴安岭在内的广大地区，系女真人地盘。女真人当时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分，努尔哈赤和他的家族，属于建州女真。一直到努尔哈赤时期，他们还自称女真人，到了清太宗执政，方才改称满洲。

　　部落林立，文化上基本处于蒙昧阶段，弱肉强食便成为必然。多年以来，强凌弱，众暴寡，女真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血腥的部族仇杀，剽悍的女真民族像一盘散沙。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言：“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女真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对处于统治者和宗主地位的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机会——几乎大多数有权力处理东北地区事务的明政府官员，都想尽办法最大可能地利用女真各部落的不和，他们既然不能避开女真人口日益增长、势力日益扩大的现实，就退而求其次，常常不是故意激化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就是于有矛盾的两方中，不站在中间立场，而是扶持一方，打压一方，想以这种走钢丝的方式来换取东北地区的长治久安。

　　贵族出身的努尔哈赤也许没想到有一天会和明政府分庭抗礼。对于他和他的家族来说，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是明王朝的忠顺臣民，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政府的声誉和利益。然而，由于当地明政府驻军最高长官李成梁的一次失误，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均被误杀。在李成梁眼里，误杀了两个女真部落首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何况，事后他还以朝廷的名义对努尔哈赤进行了安抚，给敕书三十道，赐马三十匹，并另给都督敕书。李成梁以为这样的安抚已经仁至义尽了，所有明朝官员也以为这样的安抚已经仁至义尽了——毕竟人是死了，能有这种还说得过去的善后，对一个蛮荒之地的青年来说，足够了。然而，事实证明，李成梁们的想法完全错误，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少数民族青年，而是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

　　以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没敢把矛头对准明王朝，而是声称要向引发事端，造成祖父和父亲惨遭不幸的尼堪外兰寻仇——对女真各部落之间的仇杀，李成梁们是乐于坐山观虎斗的。这样，努尔哈赤几乎没遇到大的阻挠和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仇人尼堪外兰。

　　以解决尼堪外兰为开端，努尔哈赤采取联合一部分部落，打击另一部分部落的各个击破方式，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如同蚕食桑叶一般，基本将女真各部统一在一起，史称“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独行其是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也就是说，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到贝加尔湖，南至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均成为这个三十年前还在东北密林里射猎的少年的领地。然而，直到这个时候，努尔哈赤依然觉得向明王朝正式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以低调的行事风格继续骗取明政府的信任——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明朝上下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努尔哈赤尽管手握重兵，地方万里，仍然不时派出使节向朝廷进贡，他本人也亲自三次往北京朝贡，“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这就使得明政府的决策者们盲目乐观地以为：这个满面风霜的东北蛮子对朝廷并没有二心。然而，就连瞎子也能看出来，事业如日中天的努尔哈赤，他的欲望绝不会仅仅满足于统一女真各部那么简单。但是，当一个腐朽的政权面对一股新生的充满锐气的力量时，最大的可能就是高级官员们的集体装聋作哑或者蒙昧无知。

　　当明王朝君臣集体熟视无睹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女真民族渐次崛起之日。关于女真人，历史上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说法：女真兵不满万，满万则不可敌。对于历史上曾经与女真对峙的北宋和南宋来说，骑马射箭是职业军人才娴熟的技能，但对以射猎为生的女真人而言，纵马飞奔驰骋，弯弓搭箭射杀，却是每个男人自童年起就天天练习的生存的必需技能。以生存的必需技能对阵工作的职责技能，两者高下立判。而且，就连女真的最基本政治组织——八旗制度，也脱胎于最初的狩猎模式。从八旗制度，可以管中窥豹，看出这个民族的尚武精神。

　　八旗制度是许多人耳熟能详却又不甚了了的东西，有清将近三百年里，八旗制度相当于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作为一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政治军事体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它的创始人就是努尔哈赤。那是1601年，此时距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已经十八个年头了，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今已是韬略满腹的中年。

　　与汉族地区一家一户即可进行生产的农耕生活不同，女真地区的狩猎生活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行不通。可以说，正是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起到了良好的凝聚作用，它把女真人最终凝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女真人狩猎时，总是每人各出一箭，每十支箭——即十个人设立一个首领，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满语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大箭的意思，额真则是首领的意思。以此为基础，努尔哈赤把牛录额真设定为一级官名，而牛录也就成了女真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具体来讲，努尔哈赤把三百人整合为一个牛录，设一牛录额真管理；每五个牛录设一个甲喇，设一甲喇额真管理；每五个甲喇设一个固山，设一固山额真管理。固山是女真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都有自己固定颜色的旗帜，因此汉语将固山译为“旗”。初建时，努尔哈赤只有四个旗，即黄、白、蓝、红。十余年后，四旗扩展为八旗，也就是于四个正色旗外，又增加了四个镶色旗，从而就形成了沿袭两百多年的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即满洲八旗。此后，随着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又新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故通常统称的八旗，事实上是二十四旗。

　　努尔哈赤因时、因地创建八旗制度是一起重大事件。要言之，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都联结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创造，是清王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关键。

　　对关外的女真和关内的明朝来说，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努尔哈赤已经据有东到图们江，东北达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北至开原并括内蒙古南部，南到鸭绿江的广大地区，一个完整统一的民族政权呼之欲出。这一年岁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老城村）接受大臣们所上的“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称号，建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为天命。这一年号表明了努尔哈赤相信，他的崛起乃是顺应了上天的正义之举。自从这一天起，努尔哈赤不再奉明朝正朔，所有涉及到明朝的文书，一律将双方放在平等地位，比如称明朝为南朝。

　　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大一统的政权都绝对无法容忍一个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僭号称帝，只要实力稍微许可，一定要派出大军加以征剿，以宣天朝威德。然而，意外的是，对努尔哈赤建制称汗，明朝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激烈反应。当是时，正值万历晚年，这位半辈子和文官们赌气的皇帝，天天躲在深宫重门之中，连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员缺职日增，吏兵两部无人掌印，官员数千人领不到政府文书无法赴任这样的事情都毫不理会，哪会去管千里之外的努尔哈赤呢？只是，如果万历能预先想到自己种下的苦果将在几十年后成熟，并由自己的孙子亲自品尝时，他是否还会如此神情淡定地扔下八百里紧急塘报去闲看宫女们绣鸳鸯呢？

　　1616年，在东北，首要大事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中原，首要大事则为山东、河南、陕西饥民群起反抗朝廷。此外，这一年还有两个同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宗师级别的人物去世，一个是中国的汤显祖，另一个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想必许多人都记得那个著名的故事：毛遂向他的主人平原君自荐，平原君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是人才，就像锥子放进口袋，它的锋芒早晚要刺破口袋。以此言之，心怀大志的英雄或枭雄也是一柄装在口袋里的锥子，时机一到，自然会锋芒毕露。为了迎来那毕露的锋芒，他们已经隐忍得太久。努尔哈赤这柄锥子终于刺破口袋时，已经虚岁六十，起兵三十五年多了。这一年，在明，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在后金，为天命三年。

　　这一年，明朝地盘上先后发生了几起较大的地震，首先是山西和甘肃，紧接着是天子所居的京城。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引下，地震不仅是自然灾害，更是上天对世人尤其是对圣上的示警。只不过，这种小小的示警已经不会再对幽居深宫几十年的万历起任何作用了。万历比努尔哈赤小四岁，然而，当努尔哈赤亲冒弹矢冲锋陷阵、带领自己的子孙们开疆拓土时，万历正舒服地躺在雕梁画栋的后宫，无聊地和宫女们打打纸牌或是喝酒看歌舞。梁启超曾呼唤过少年中国，以晚明的气象来说，努尔哈赤的后金正是少年，而万历的大明则已垂暮。这一年新年的一次宴会上，努尔哈赤对满堂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宣布：诸位贝勒大臣，你们现在不要再安闲下去了！我已决定，从今年起，我们要向大明国开战了！

　　这个简洁的讲话，是努尔哈赤在世人面前第一次公开宣布后金和大明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久，他又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后金和大明势不两立的七大恨。两个月后，四月十三日上午，刚在五天前做完六十大寿的努尔哈赤全身戎装，带领他的二万精锐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告天仪式。仪式上，努尔哈赤宣读了“七大恨”。如今，七大恨原文已失查，但《明神宗实录》《满文老档》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书都有间接转述。鉴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篇著名的檄文，故全文转述于此：

　　我父祖于皇帝边境一草未斩，寸土未损，明朝无故生事，杀我父祖，此其一恨。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碑盟誓说，无论大明与珠申（珠申，即满洲——引者注），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见即杀之，见而不杀，罪及不杀之人。明朝背叛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其二恨。又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明人每年偷出边境，侵夺和为害珠申地方，我以有盟言而杀之，明人背叛盟言责我擅杀，拘捕我派往广宁叩谒的使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并以铁索拴系，逼我执十人杀之边境，此其三恨。派兵出边，守卫叶赫，把我已经行了聘礼的女子转嫁到了蒙古，此其四恨。将我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堡，珠申耕种的粮食，不令收获，遣兵驱逐，此其五恨。边外的叶赫，受天之谴，乃偏听其言，遣人持信，书种种恶言对我侮辱，此其六恨。哈达帮助叶赫，两次出兵侵我，我反击，天将哈达给我。明朝皇帝又助哈达，逼我恢复他们的原地。我送还的哈达人，叶赫数次掳取去。天下各国的人，互相征讨，天非者战败而亡，天是者战胜而生。在战争中被杀的人，使其复活，已得的俘虏，强迫归还，有这种道理吗？如果是天任的大国皇帝，就应是所有国家的共主，怎么单独为我之主？从前扈伦部都站在一起侵略我，因而引起战争。天谴扈伦而以我为是，明朝皇帝助天罪之叶赫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妄为剖断。此其七恨。凌辱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

　　从上述引文看，努尔哈赤所谓的与明王朝不共戴天的七大恨，除了第一恨，即其父祖被明军误杀，有比较实质性的内容外，其他六大恨均是女真内部的纷争。努尔哈赤所不满者，乃是当其统一女真各部时，明王朝没有站在中立立场，而是站在了他的敌人一方。但从明朝角度来说，要想保证东北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朝廷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必然会采取扶持弱者、削弱强者的策略。究其实质，七大恨只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在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古代中国，身为异族的努尔哈赤必须给他的起兵反明寻找到一个最为名正言顺的理由——毕竟，他的家族世受明朝封赏，自己也三度进京朝贡。这些割裂不断的历史都在向他和世人提醒：你曾经是接受明王朝统治的藩属。如果没有最为正当的理由，你的兴兵讨明就是逆天而动的叛乱。

　　从我们今天的立场来考察，努尔哈赤起兵伐明却有着传统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统以外的积极意义：明王朝的灭亡乃早晚的问题，而不是亡与不亡的问题。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坚持不懈地对明用兵，加速了明朝灭亡，而灭亡的加快，对挣扎于末世的天下兆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至于后来清军入关所带来的血腥暴政，乃至于中国遭遇亘古未有之惨烈巨变，那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努尔哈赤发表七大恨之后，进攻的第一座明朝城池乃抚顺。地处辽西走廊的抚顺是明朝和后金边境要地，镇守者系明军游击李永芳。当时，明军守边将领大多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纷纷在军事之外搞起了第三产业。比如李永芳就在抚顺大开马市，好像与他对峙的不是虎视眈眈的后金，而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辽阔市场。一句话，这位边防军将领没看到敌人的杀机，却不合时宜地看到了商机。

　　努尔哈赤依照第八子、也就是他后来的继承人皇太极的计谋，派出五十个精明部下扮作马商，驱马进入抚顺城。皇太极随后带五千精锐兵临城下，努尔哈赤率中军跟踪而来。在皇太极的精心策划下，抚顺城基本上兵不血刃就被后金拿下，李永芳本人投降。攻下抚顺，努尔哈赤俘虏明朝三十万人畜，并拆毁了抚顺城。被俘的人中，有一些来自内地的商人，努尔哈赤从中选出十六人，分别给银子作路费，令他们带着写有七大恨的文告回乡。

　　正当努尔哈赤班师之际，明朝辽东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率一万人追来。这其实才是明朝和后金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锋。从武器、地形和兵力看，明军处于优势，他们不仅据山险居高临下，而且还拥有后金军所缺少的火炮。此外，明军人数一万，后金军只有留下打掩护的一千人。但从士气和指挥官的水平看，后金军则远非明军可比。

　　最终的结果是，十倍于敌且拥有火炮和鸟枪的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总兵张承胤和副将颇廷相阵亡，原本已突出重围的蒲世芳和梁汝贵见两位长官战死，于是重返战阵，直到最后战死。后金方面，据一份可能有所夸张的资料说，仅阵亡两人。一个戏剧性的细节是，明军原以为后金缺少的火炮将起到重要作用，没想到实战中仅仅打死后金两个小兵，由于风向转变，反而把自己的炮手炸死七人。

　　努尔哈赤抚顺之战的最重要收获其实不是以一千人击败明军一万人并获马九千匹、甲胄七千副——想想努尔哈赤起事时只有区区十三副，此时彼时何止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收获是他把一个年轻的读书人收罗到了帐下。努尔哈赤特地指着这个读书人对自己的儿子和王公贵族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此后的事实表明，努尔哈赤的倚重一点没错，这位读书人一生历仕四朝，对清朝定鼎中原以及治理中国的文治武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位读书人就是本章开篇提到的范文程，他乃北宋名相、著名诗人范仲淹之后。耐人玩味的是，范仲淹当年领军驻防北宋与西夏边疆，令西夏人闻风丧胆。几百年过去了，他的后代辅佐的不再是一向被视为正朔的中原汉族王朝，而是多年来被目为鞑子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其说这是范文正公的后代不再有夷夏之防，不如说时势与运道的沧桑巨变之下，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新的抉择。范文程后来做到内秘院大学士，权位相当于以前的宰相，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