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是一条**的河，也是一条流淌着无数兴亡之叹的河。长江水系里，如果比较长度和水量，秦淮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衡量文化和历史，秦淮河无疑远居于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之上。可以说，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似乎再也难找到第二条河像秦淮河那样弥漫着诗意与奢侈，迷梦与向往，才华横溢而又醉生梦死。

　　秦淮河原称淮水，据说因秦始皇时凿通方山引淮水横贯城中，故而得名。秦淮河分内外两河，其中绕行南京市内的内河，可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自从司马家族南渡以来，便从江南的众多河流中脱颖而出。到了六朝，更是成为南京和江南富庶与繁荣的象征。众多世家豪门，纷纷卜宅河畔。一时之间，钟鸣鼎食之家多如过江之鲫。

　　总之，这是一条弥漫着金粉与脂粉的河，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公里——缠绕在南京城中的那段，更是只有区区数公里，所谓十里秦淮是也。但这十里秦淮却集合了南京乃至江南的精华和灵魂：“衣冠人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甲申之变数十载后，一个叫孔尚任的剧作家在他流传千古的名作《桃花扇》里，用这首柔美纤巧的诗句描述了他想象中的明末秦淮河的春天。从孔尚任饱含**与感叹地创作《桃花扇》之时往前上溯半个世纪，在距南京一千里以外的河南归德，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也正沉浸在对秦淮河诗酒生活的追忆中。这个人，就是孔尚任《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

　　可以说，侯方域前半生的幸福生活，几乎都和以秦淮河为标志的南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生于河南归德府官宦世家的公子哥儿，当他和亲密的朋友们醉眼惺忪地游**于秦淮河两岸的酒肆与青楼之间，用青春的**、偏执和佯狂佐酒时，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握到了悲欣人生的脉搏，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多年以后，繁华湮灭，步入中年的侯方域在一篇千字文里，写下了他记忆中的南京和对世事变迁的感叹。

　　三十五岁那一年，侯方域把他的书斋命名为壮悔堂，后来又将他的文集称为《壮悔堂文集》，并写了一篇阐述其改书斋名因由的短文《壮悔堂记》。然而，就像鲁迅感叹向秀的《思旧赋》因畏于时局而只得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一样，侯方域的《壮悔堂记》也是如此语焉不详。表面看，他似乎在后悔“以古人学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创艾，日其余几”，好像在后悔没有趁年轻努力致学，以致年岁渐长，追悔莫及。事实并非如此。侯方域从小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于文章学问向来自负，他要追悔的，其实与及时为学毫无关系。倒是文中的“时有所创，创则思，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隐隐道出了更为深刻的内因：与其说他在后悔少壮未惜光阴，毋宁说他在感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革时代的文人命运。

　　那么，侯方域在壮岁之际，到底在为什么事而追悔，是什么刻心铭骨的东西令他痛定思痛地否定自己的前半生？

　　张岱是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学者，也是生活的艺术家，他比侯方域年长二十一岁，和侯的父亲年齿相仿，却比侯方域晚死二十五年。张岱晚年，甲申之变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这时清朝的统治已根深蒂固，从而使他能有更从容的心态去打量逝去的大明帝国和自己的过往人生。张岱为自己写了一篇类似于人生总结的墓志铭，其中这样写道：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从早年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到甲申之变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的前代遗老，其实不仅是张岱一个人的自况，更是张岱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的真实写照。侯方域亦如是。

　　1618年，正值明末天下鼎沸之际，侯方域生于河南归德，字朝宗。侯家乃当地望族，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官至太常卿。这是一个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事宜的官。虽然权力不大，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中国，却位列九卿之一，算得上国家高级干部。侯方域的父亲侯恂，累官至户部尚书，则是有其名也有其实的高级官员。侯方域的叔父侯恪与侯恂为同榜进士，后来升迁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总之，侯家数代为官，且大多出任掌礼乐教化之类的高级文职，从而使侯家形成了一个读书事举子业，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成长，侯方域少年时就敏而好学，十六七岁时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认为生有异质，把他比作汉朝的张安世和唐朝的李文饶。《清史稿》说他“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与之交”。官宦世家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凝结成了侯方域性格中偏执、好为大言和过于自负的一面。

　　此外，从现存资料看，侯家似乎是一个具有轻快自在、不拘绳墨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家庭。按一般理解，像侯家这种通过苦读后金榜题名再步入仕途的家庭，应当是严谨的、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事实恰好相反——可能也和晚明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日趋开放有关，侯家多少程度上有着率性而为的因子。比如身为高级官员的侯恂，他爱好戏曲，蓄有家乐，为了让演员的表演更加生动逼真，他有时竟悄悄地带着这些演员和自己一起入朝，以便他们观察同僚“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小说家马拉美说过，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写一部小说。这自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但就侯恂的行为而言，他似乎已经模糊了仕途与戏曲的界限。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自然会对侯方域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少年侯方域在北京城里被称为早慧的才子和未来的政界明星时，他对父辈欣赏的回报是常发惊人之论，比如他曾在十多岁时撰文预言天下将要大乱，而目下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寄托中兴希望。

　　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和吴应箕年齿相仿，也是往来颇多的朋友，同时又都出身于鲜衣怒马的官宦家庭，当时被称为复社四公子。这四位风度翩翩的公子身上，可以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因子：他们都讲求生活的质量，多情到了滥情的地步，但全都无一例外的关心时政，以近乎夸张的方式忧国忧民——当他们从秦淮河畔的青楼抽身回到书房时，可以迅速由一个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转化为书桌前奋笔疾书、不无偏激地批评时政的持不同政见者。青楼与青灯，身体的荷尔蒙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它们之间的跳跃如同电影的蒙太奇。

　　有关侯方域的性格，《明代轶闻》有较为翔实的总结：“方域佚**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辄合，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援友之扼，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西人说性格即命运，假设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明代轶闻》所总结的侯方域的性格推断出他很可能遭遇悲剧性的命运。简单地说，侯方域是一个感性的而非理智的人，他爱憎分明，快意恩仇，这种性格对朋友固然天真可爱，但对敌人——或者仅仅是他不喜欢的人——则未免过于武断和轻率。事实上，后来侯方域遭到弘光政府权臣阮大铖的无情打击，就和他这种过于率意而为的性格不无关系。

　　尽管曾经在二十世纪经受了无情的批判，但公允地说，用科举的办法选择人才仍然具有它不可抹杀的优点，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办法。用科考的方式选拔官员，至少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些即将出任政府官员者都是士子，都是久沐圣人教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识见似乎要比引车卖浆者流高明。由他们来结构帝国的经纬，应该不无道理。因而，上千年的时间里，学而优则仕成了一个真理。

　　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二岁的侯方域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秋试。此时的侯方域年少轻狂，这位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把这次考试看作表现才华、结交名流的绝好时机。在南京，他与吴应箕和夏允彝等人秋日登金山，酒至半酣，侯方域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同行者为之气夺，把他比喻为三国的周瑜和前秦的王猛——侯方域留下了一幅写真，画的是他三十多岁时的形象。他手捧一卷图轴，身材矮小，面容委顿，完全看不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蛛丝马迹。其实，那一年的秋日登高，距他在归德追悔平生，间隔仅仅十多年。

　　然而，志在必得的侯方域竟然在这次秋试中名落孙山，这不仅大出他的意料，也大出时人意料。据说，这位才子之所以榜上无名，乃在于他在策论中对时局的批评过于激烈，主考官当然有理由据此认为这是狂生的虚妄，不录取也是分内之中的事。

　　落榜是侯方域平生遭遇到的第一桩打击，对此，他的反应相当激烈。他在一篇送朋友的随笔里，不无夸张地写道：“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栖乎高阳之旧庐，日召酒徒饮醇酒，醉则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门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术请间者，固拒之。’于是侯子之庭，无儒者迹。”

　　南京秋试既是他一生挫折的开始，也是一生爱情的发轫。在金陵，在秦淮的烟水之间，侯方域邂逅了一个和他的名字从此紧密相连的女子。他和这个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桃花扇》的蓝本。

　　这个女子就是李香君。

　　李香君名李香，时人称为香君，因了几十年后孔尚任的《桃花扇》而名留青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扇》尽管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却并不等同于历史本身，历史上的李香也并非尽如《桃花扇》所刻画的形象。

　　历史的冷酷在于，经过了时光的过滤后，后人再也无法真正进一步地对先人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甚至他们能记起先人的名讳，往往也不是因为对他们有多么深刻的洞察与理解，而是因为这些先人有某些令后人稍感兴趣的经历以供谈资。比如侯方域，于今天的大多数人——包括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恐怕知之者甚少；纵使有知道者，也是因为**如斯的李香君，顺便也才记住了李香君的男朋友侯方域。多年以后，当侯方域历经丧乱，重回老家归德，在无限的感慨中以诗酒自伤自娱时，他为这位曾经的情人写过一篇千余字的传记，他把李香君称为李姬，记录了他们已然消失的爱情传奇。

　　李香是当时秦淮河畔名妓李贞丽的养女。李贞丽为人有侠气，曾经一夜输尽千金而意气自若，和她来往的都是当世豪杰，她尤其与阳羡的陈贞慧关系最好。李香受李贞丽的影响，性格中沉淀了同样的侠气与率真，侯方域称之为“亦侠而慧”。和柳如是诗词俱佳不同，李香只是“略知书”，但“能辨别士大夫贤否”，由此受到复社领袖张溥和夏允彝的称赞。至于其长相，从当时和她有交往的文人留下的记载看，和柳如是一样，似乎也算不上美女，最多中人而已：“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人题之为‘香扇坠’。”

　　三百年情事俱成过往。但我感兴趣的是，在甲申之变前后的那个变革时代，江南的女子——尤其是妓女，比起当时的男人来，反倒更多一份肝胆相照的侠气。她们人在青楼，行的不过是陪酒凑趣的生涯，但对家国时势的关心，完全不让须眉，而她们的识见，则更令须眉汗颜。

　　侯方域于1639年秋试时来到南京，张溥便向他兴致勃勃地介绍秦淮河畔有李香这样一个奇女子。侯方域本是风流倜傥之人，遂欣然前往，两人由此结识，并开始了他们为期只有几个月的爱情——幸好我们知道，爱情的真诚与否，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唯一的判别标准。这一年，李香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当侯方域和李香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热恋时，另一位也被认为是才子的人也身在南京。与侯方域醉心诗酒风流不同，这位才子处心积虑想要东山再起，以图施展政治抱负。这个人就是阮大铖。

　　1639年，闲居南京的阮大铖可能是那一年最倒霉的人。阮大铖早年投靠阉党，后来阉党失势，他遭受了来自东林和复社的打击，几度想要起复，均因东林和复社的不妥协而作罢。1632年，他为避李自成之乱，从家乡怀宁迁居南京，一面以他才子的天赋创作风雅的剧本教习家乐，一面招揽游侠，谈兵说剑，企图以边才而被起用。

　　暂时失势的阮大铖虽然没有也不敢再与东林和复社为敌，却于1639年遭遇了来自复社公子们的主动进攻。这一年，因南都秋试的举行，大批复社骨干人员和东林人士的子侄聚集南京，由冒襄和魏学濂——魏学濂即被阉党迫害致死的魏大中的儿子——发起，在秦淮河畔举办了一次旨在向阮大铖挑战、为魏学濂扬威的盛宴。盛宴上，大批被阉党迫害的东林人士的后代出席，更兼有复社的一批领袖人物。其时，魏学濂向与会者展示了其父魏大中的血衣和血书，群情激愤，哭声震天。现在看来，冒襄等人的举止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使人怀疑这次聚会到底是旨在夜宴还是旨在忆旧——当天晚上，为了举办这次夜宴，单是羊唇就用了三百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菜品和美酒以及三杯美酒下肚后，被旧时恩怨引发的政治豪情，这些看似不太相干的东西就这么杂糅到了一起。

　　随后，陈贞慧和吴应箕、顾杲等人觉得还不过瘾，还没把阮大铖搞臭，于是一番策划之后，由吴应箕起草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里，复社的公子们条分缕析地罗列了阮大铖的几大罪状。但细察深究，这些罪状有太多捕风捉影之处。《留都防乱公揭》的策划者们组织了一百四十二人在上面签名，并由前来南京参加考试的复社成员将其批量复制后带往全国各地。

　　阮大铖的为人确有可鄙之处，即使在投奔魏忠贤时，也狡猾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往好里说，这是他的政治智慧；往坏里说，这是他的人品有缺。不过，当他闲居南京，并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没有东山再起后就要像复社领袖们预言的那样为阉党翻案的意思时，他闲居期间创作的一系列剧作，按陈寅恪的解读，其实隐然充满了悔意。因而，阮大铖在复社及东林子侄的凌厉攻势下，只好含恨逃出南京。当陈贞慧和顾杲等人纷纷沉醉在虚拟的胜利中时，应社创始人杨廷枢写信批评他们此举纯属无事生非，“不燃之灰，无俟众溺”——阮大铖就像一堆无法再燃的死灰，犯不着兴师动众地大家都向它撒尿。顾杲大为不满，两人为此交恶。究其实质，陈贞慧和顾杲等人带有夸示意味地痛打阮大铖这只死老虎，在于晚明时期那种与众不同的社会风气：一个被认为正直的文人，一旦挺身而出批评奸佞或朝政，越是激烈的批评，越是出格的举动，反而越能赢得时人敬仰，越能轻易获得天下重名。因此，“顾杲等人实际上是把攻击阉党作为操持清议权杖的手段，从事着朝外政治的实践”。

　　然而，顾杲等人没有考虑到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甲申之后，阮大铖时来运转，和他的密友马士英一道把持了弘光朝廷的大权。这时，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当年打击得他抱头鼠窜的复社领袖和东林后裔寻仇。于是乎，连绵不断的党争仍然没有因北京的沦陷和崇祯的凄凉自缢而稍有尽时，它就像大明帝国与生俱来的毒瘤，只有当大明帝国彻底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它才会随之消散。

　　因此，陈寅恪对《留都防乱公揭》明言批评说：“（阮大铖作《燕子笺》）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

　　与好友陈贞慧等人相比，侯方域对群起攻讦阮大铖好像缺少更大的兴趣。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正沉醉于与李香的幸福爱情之中，据说热恋中的人所看到的世界要更为美好；其二，阮大铖与侯方域之父乃同年，算是侯方域的父辈，侯方域是否因之抹不开情面？当然，二者皆属时隔数百年后的猜想。只是，侯方域没有意想到的是，好友陈贞慧和吴应箕等人驱逐阮大铖的壮举，竟会牵连到自己头上，后来差点致自己于死地。

　　仍然是1639年的南京。有一段时间，一个姓王的将军主动结识了侯方域，王将军对侯执礼甚恭。每次和侯在一起，都要请侯写诗作文，每次写完，不论写的水平如何，都显出极其喜欢的样子——这算是搔到了才子侯方域的痒处，还有什么比欣赏自己的才华更令才子发自内心地喜悦呢？王将军不仅欣赏侯方域的诗文，且每次过往，都要请侯方域喝酒，并招来妓女侑酒，有时则请侯方域出城登山或是游湖，“积旬不倦”。

　　侯方域本是公子哥儿出身，历来受人尊敬和追捧惯了，也不觉得为何身为大老粗的王将军怎么会对身为文人的自己倾盖如故，如此礼遇。善于阅人的李香却嗅出了这中间的不对劲，她提醒侯方域说：“听说王将军家境并不宽裕，并不是可以挥霍结交朋友的人，现在这样对你，你为什么不尽早问问他到底有什么事呢？”

　　侯方域觉得李香说得有理，下一次见面时就如是问王将军。王将军先是不肯正面回答，侯方域问之再三，他才屏退左右，向侯方域如实相告：这都是阮大铖想和你结交。他正被你的朋友陈贞慧和吴应箕等人所诟病，希望能通过你去劝说一番。侯方域把王将军的话告诉李香，李香说：妾因为养母的原因，也认识阳羡陈贞慧，那是一个有高义的人；也听说吴应箕是一个坚贞刚直的君子，他们现在都与公子你交好，你难道能为了阮大铖而有负于他们吗？况且，以公子你的世望，岂能为阮大铖这样的人做事？你读书万卷，难道识见还不如贱妾吗？

　　李香的一番话，说得侯方域既惭愧又高兴，他“大呼称善，醉而卧”，而王将军则“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侯方域在李香的劝说下，识破阮大铖欲收买自己为他作说客的企图，此事自然引起阮大铖的强烈不满。数年之后，当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攻陷湖北时，负责该战区防务的左良玉引兵退守九江，继而以九江粮尽而扬言将东下南京。左良玉部队纪律极为败坏，南京市民异常惶恐。由于左良玉曾经是侯方域之父侯恂部下，与侯家乃世交，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写信，要求左良玉打消进逼南京的想法。但此事却被阮大铖歪曲并大做文章，声称此乃侯方域邀约左良玉进驻南京。一时间，不明真相者群情激愤，侯方域为了躲避不测之灾，只得逃离南京。

　　考诸史料，目前所见到的资料都只能证明，侯方域与李香的爱情乃是有始无终——他们于1639年相识相交并相爱，大致也于当年就因侯方域落榜回老家归德而不再有任何往来。他们为何不再往来，史料付诸阙如。不过，他们分手时的一段故事，却是颇为动人的佳话：

　　侯方域离开南京前，李香在桃叶渡为之饯行。席间，李香为侯方域唱了一曲《琵琶》。李香唱曲之前，对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李香最擅长演唱的就是《琵琶》，但为所爱者竟将自己的拿手好戏变为绝唱，可见其用情之深。至于她对侯方域所说的公子豪迈不羁，此去相见未可期云云，事实上已隐隐表达出李香对两人爱情即将结束的哀婉。此外，她选择《琵琶》一曲，也大有深意藏焉。《琵琶》即戏曲传奇《琵琶记》，写汉末学者蔡邕与妻子赵五娘的故事，情节多属虚构：蔡邕进京应考，考中后被迫做了牛丞相的女婿，其妻赵五娘弹着琵琶，一路乞讨寻夫到京城，后来终于团圆。陆游曾描写过走村串户的艺人演唱此曲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蔡中郎，即蔡邕——我们似可就此把李香选择《琵琶》，看作她对侯方域的嘱咐，希望他不要做蔡邕，也希望他们的爱情能有个大团圆。然而事与愿违，侯方域与李香自桃叶渡饯别之后，从此再也没有往来。侯方域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出描写此后他们交往的只言片语，有的，也是对从前故事的追忆。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的一个小渡口，至今犹存。坐着画船游秦淮的游人，都会从那个小小的渡口经过。导游绘声绘色的解说里，侯、李二人仿佛才刚刚起身离去。

　　从南京回到归德，侯方域开始感觉到了落榜带来的压抑和郁闷。虽然科举考试如同万马千军过独木桥，中举者只是极少数幸运儿，但自小就负于文名的侯方域仍然郁闷难平，因而也就写出了前面引用过的《送徐吴二子序》，以相当偏激的语言表达他内心的躁动不安。

　　这时，李自成大军已经走出了多年来疲于奔命的低谷，开始主动进攻大城市，开封成为李自成军队在河南志在必得的一座城市，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被朝廷任命为督师，负责救援开封。侯方域以为展示自己才华的时候到了，他向其父进言说：“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征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于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

　　这自然是一个没有可行性的馊主意，乃白面书生的想当然耳。如果侯恂照儿子的意见办理，非但开封不能救，恐怕他自己的仕途乃至身家性命都将遭遇极大危机。以此观之，侯方域以及他同时代那帮复社才子，虽然相互之间以干材鼓吹，自己也以干材自许，但往往只有干材之名而无干材之实。侯恂是久在官场的资深高级官员，对儿子的意见大为恼怒，他叱责侯方域的想法过于跋扈，不仅不用，还要求儿子尽早离开军营，回老家归德读书去。

　　侯方域在归德稍事停留后，又一次赶往南京。就在侯方域和李香桃叶渡饯别之后不久，他们的爱情即遭到了一次严峻考验。是时，淮扬巡抚田仰慕李香之名，派人持三百金找到李香，要求一见。但李香鄙薄田仰之为人——田乃马士英和阮大铖一派人物，因谄事阮大铖而得官——便婉言谢绝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妓女，竟然不买封疆大吏的账，田仰恼羞成怒，认为李香是受了侯方域的指使，才故意让自己难堪，于是致信侯方域，加以切责。侯方域只得回了一封信，这就是侯方域文集中的《答田中丞书》。信中，侯方域一面替自己辩解，说明自己与李香却金拒见毫无干系，一面绵里藏针，对田仰暗施嘲讽。侯方域后来为李香所作的《李姬传》，也以此事结尾。

　　田仰求见示好，李香婉言谢绝，这一考验准确地说是考验李香，李香也经住了考验；但令人意外的是，此后不久，当侯方域再度前往南京时，他和李香的爱情故事竟然再也没有下文，桃叶渡头依依不舍的情话似乎都只是一场了无痕的春梦。

　　仿佛是一种象征或暗示，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建筑、历代科考的场所——江南贡院，竟然与著名的烟花之地秦淮河比邻。是故，晚明之际，“江南风月场的常客中尤以文人骚客为独领**的人物，其间既有贵家子弟、应试学子，又有失意的才士、贬谪的清流。他们纵情声色，流连青楼，一掷千金而不惜，搬演了一出出缱绻缠绵的喜剧和悲剧，以至在时人眼里，不论是自命不凡，踌躇满志的，还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若无一段与花魁名姬的艳情，便难以称得上风流倜傥的名士”。

　　如此的社会风气，使得富庶繁华的南京成了最优秀的风月名都，晚明文人余怀在他的回忆录《板桥杂记》里，感情复杂地回忆起明末南京风月之盛况，让人联想起孟元老躲在临安追忆业已被战火毁灭的东京开封：“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蜓，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桃叶渡口争渡的士子中，一定有侯方域的影子。关于他此番重回南京后的生活，史料用九个字作了高度概括：“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我们搞不懂侯方域重返南京后，为什么不与一直忠诚于他的李香联系，而是听任这个小巧玲珑的女子从自己的生活中一点点地消失。把它归结为文人的无行，似乎也不无道理。当尘埃落定，侯方域在老家归德回首往事，一次次追悔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时，想必，他也会后悔当年为何把李香如此散漫地抛置一旁。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认定陈子龙乃是有江湖豪杰气质的愤怒青年，那么侯方域则是有纨绔味的风流才子。愤怒青年陈子龙的愤怒在于他把别人的江山社稷看得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哪怕明知不可为仍然要努力为之；而风流才子侯方域的追悔则在于还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时，一定会选择清歌至终、痛饮到头才肯罢休。然后，他们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既有故国黍离之悲，也有身世浮沉之痛，悲与痛相叠加，那就是永远的悔。

　　但在甲申之变这场大风暴摧毁明帝国这只破败的巨舰之前，侯方域不会感到悲痛，更不会有任何追悔。那时候，他只是秦淮河畔一个千金买笑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秦淮畔到底过着怎样自由适性的幸福生活，可惜他的诗文并无翔实记载，倒是与他同代的另一位风流才子张岱，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陶庵梦忆》中，不无炫耀地描写了甲申之变前他与友人们的一次集体狎妓泥饮的盛况：

　　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夜深客饥，借戒珠寺斋僧大锅煮饭饭客，长年以大桶担饭不继。

　　侯方域在秦淮烟水间的幸福生活倒不一定如张岱这般场面宏阔，但自然亦有它的浪漫、奢侈和颓废。侯方域如此纵情声色，即便是他同样热爱诗酒生活的朋友们，也为之担忧：就在侯方域离开父亲侯恂军中前往南京不久，侯恂即因受党派之争而下狱。远在南京的侯方域却不以为意，“侑酒，必以红裙”。黄宗羲深感不安，对朋友说：“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吾辈不言，终为损友。”朋友们都认为黄宗羲说得对，力劝侯方域，但侯方域依然沉醉在秦淮河的香风艳雨中不可自拔。其情其景，颇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里对当年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却不知大祸将至的开封士人的感叹：“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如同繁华富庶的开封最终注定毁于女真人的铁骑一样，侯方域和秦淮河畔的幸福生活也将于1645年南京陷落时拉上帷幕。此后，侯方域辗转江湖，几次险遭不测，幸好有惊无险，最终和他的父亲侯恂一起回到了故乡归德。

　　十余载后，侯方域还会来到南京这座与他有着太多干系的城市。只不过，时过景迁，旧时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秦淮河上，依旧桃红柳绿，但他已不复青年时的浪游。他更像一个被往事追赶的老人，“风飘烟散，力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从可识矣”。

　　归德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历史上的商丘远比今天更重要。这座地处中原的重镇，侯方域在他的文章里，常常用雪苑这个美丽的名字作为它的代称。在侯方域的记忆中，归德是一座繁华而讲究的城市，这里冠盖云集，歌舞升平，“余因有感于雪苑盛时，乌衣朱桁，门第相望”。

　　然而，经过农民军和清军几度**的归德，早已不是侯方域记忆中的形象，纵然是曾令侯方域为之感叹复加艳羡的归德最为华丽的沈氏家族，曾经“尤以文采自命，为豪举，辇千金三吴，招呼伎乐如江生者，皆衣轻纨，歌《子夜》，暇则鸣珂走马，富贵儿竞而效之，南邻北壁，钟鼓不绝。如此者遂历三纪，识者以为雪苑风气，于是尽矣”，此时却已是“向之门第相望者，或存寡妇弱儿，或遂展转灭没，不知其姓氏”。

　　在归德，他与一位叫吴清的老艺人重逢了。这位年已六旬的艺人，甲申之变前曾是归德一带的大明星，也是沈氏家族的座上客，他回忆起当年的荣华富贵时说：“人擅《白雪》，每发一声，则缠头之赠，金钱委积。”——只因唱一曲《白雪》，便可获得大把大把的金银。然而经此巨变，不仅江山易主，吴清也从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明星，成了一个“须髯白如丝，贫无依倚”，只得为一个姓陈的将军教其家中小戏班以糊口的朽木之人。当吴清向侯方域说起前尘往事时，忍不住呜咽泣下，沾襟不止。其情其景，让人联想起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在江南重遇皇家首席音乐家李龟年的故事。

　　归德有一座叫郑氏东园的园子，是当地的名胜之地，在明末清初短短的三十三年间，竟然三度易主。侯方域少年时曾多次前往游历，园中有从江南移栽过来的水仙，“吾郡人得之，多置洁室几案间，而郑氏园为最盛”。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军队攻陷开封后，归德也为农民军所占，遍布园中的水仙，竟然成为战马的草料，郑氏东园也沦落为农民军的马圈。从士大夫分咏作诗的园林，到农民军养马的马圈，其间的落差不仅暗示了那个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也预言了身处其中的文人，将会辛酸地体悟到生逢乱世的苦痛和悲凉。

　　晚年的侯方域不复青年时期的快乐与放纵，国祚已移，江山已覆，作为前朝高官的子孙，他的痛苦显然要超过寻常百姓。顺治八年（1651），迫于来自清政府的巨大压力，侯方域不得不参加了河南乡试，举第一，但主司者听信妒嫉之辞，将他列入副榜。时人和后人都认为这是侯方域的失节之处，其实，设身处地替侯方域想想，就会觉得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他既然不能像愤怒青年陈子龙那样慷慨死节，那么就只能用这种虚与委蛇的方式保全自己于乱世。

　　至于李香的下落，正史对这种风尘女子，向来不屑提及，考诸野史，倒是有一条线索：李香与侯方域分手后不久，即于南京栖霞山葆贞观出家为尼，死后葬在葆贞观附近的桃花涧。

　　岁月易逝，当孔尚任循着当年的历历往事追溯到南京时，侯方域和李香的爱情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孔尚任在杀青于十七世纪最后一年的《桃花扇》中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说明了他的写作宗旨。在这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虚构的剧情里，度尽劫波的侯方域和李香君再次相逢了，当他们正互诉衷肠之际，道士张瑶星却把作为他们爱情象征的桃花扇一把夺过，扯烂后掷之于地，并怒喝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醍醐灌顶的当头棒喝声中，侯李二人大彻大悟，侯方域拜丁继之为师，往南山修道；李香拜卞玉京为师，去北山修道。

　　《桃花扇》上演之时，不少经历过甲申之变的遗民还健在。当然，岁月无情，他们已从甲申前后的青春少年，被时光改写成风烛残年的垂垂老者。一片笙歌声中，遗老们掩袂独坐，常常忍不住黯然泪下。然而，天崩地坼的大变革已然发生，又岂是几滴遗民的辛酸之泪能追挽得回的？纵然是孔圣人的嫡系子孙，孔尚任也没法给身陷王朝更替之际的文人指出一条明确的大路，因而，这位大戏剧家才不得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的结局草率地安排为出家修道。至于这出家修道，到底是解脱还是逃避，到底是宿命还是偶然，留给孔尚任这样的来者的，仍旧是一派烟水般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