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两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儿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两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眯眯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儿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跺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是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先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拨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账，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唯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国民党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致。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国民党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的，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儿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得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