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奇人萧大哥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轻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重建西北军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不好听些，就是一丧家之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蹦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起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儿，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