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赛先生”

　　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不过，这些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即使是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也在短暂的胜利后跌入冰冷的深渊。

　　这样的结局，让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曾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回忆说，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事实证明：旧的道路走不通，当务之急是寻找新的道路。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一场更为猛烈的革命风暴正形成一股暗流，涌动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来临前，新文化运动奏响了序曲。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他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道德宣战，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新思潮运动。次年，《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这个“新”字的添加，将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彰显得更为明朗化。

　　陈独秀何许人？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安庆的怀宁县。距离怀宁县不远处有座独秀山，虽然不算什么俊秀之山，但因为陈独秀的关系却也闻名天下。1953年，毛泽东乘船顺江南下来到安庆时，询问身边的人，说：“是先有陈独秀后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这一年，距离陈独秀离世已经十年又一载，可毛泽东仍旧没有忘记当年建党的这位元老。

　　后来，陈独秀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政党分道扬镳，以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孤独去世。对于这一点，后人评价说，可能与陈独秀的个性密不可分。不过，他在建党这个创举上的功劳始终是无法磨灭的。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病逝，由富有学问且极为严格的祖父抚养其长大。从小，他的个性倔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一条道走到底。当年创办《新青年》时是这样，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22岁时，陈独秀只身来到日本求学，回国后在上海和家乡一带创办杂志和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915年，他才开始自主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新青年》。

　　在求学和逃亡的过程中，陈独秀逐渐意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会被人窃走果实，主要是缺少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共和思想的

　　启蒙。由于群众的不觉悟，导致革命的失败。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就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完全靠军队和武力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思想革命的改造，首先要先从改造国民性开始。

　　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陈独秀才义无反顾地创办了《新青年》，并承诺说，我这个刊物，八年十年以后一定会有很大影响。事实证明，《新青年》创刊后不到三年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文中，他披露了当时中国社会黑暗的一面，并敬告当时的青年“六义”之理，包括：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此篇文章中，陈独秀初步阐明了借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与科学，推翻中国迂腐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决心。这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重要标志。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由于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而科学的英文是Science，当时人们为了通俗易懂起见，音译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向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二是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引导下，在《新青年》的阵地上，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并在众多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是北京大学。那么，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又是如何在北京大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曾多次赴德国、法国留学考察，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模式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事业。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学界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后来，他因反对袁世凯的复辟独裁统治而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随后到欧洲留学。不久，袁世凯倒台，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向大总统黎元洪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当时，蔡元培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纷纷劝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因为，那时北京大学的腐败学风是众所周知的，出任其校长是一件苦差事。蔡元培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同意到北京大学就职。这样的结果是他的朋友们所没有料到的，不过也在情理之中。这大概跟他一心教育救国的理论主张

　　是分不开的。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遗留下来的最值得珍视的成果。民国时期，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其官僚腐败气息仍十分严重。曾有多任校长煞费苦心地经营管理，却自始至终看不到任何成效，万般无奈之下，唯有自动请辞。现在，北京大学的烂摊子要归蔡元培来收拾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思想，最先把改革对象指向了文科院。

　　1916年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在前门外一家中西旅馆内找到了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北京为书局招股的事而忙碌着。以蔡元培当时的年龄、资质、声望和政治地位，能够屈尊拜访陈独秀，可见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影响和蔡元培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

　　事实上，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已于1905年相识。那时两人的交情不深，但留给彼此心中的印象却很深。经过一番了解和对《新青年》的研究，蔡元培最终选定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院长。那时，北大不设副校长，独当一面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实际上是学校的“二把手”。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北大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蔡元培和一些先进教师态度鲜明地力挺陈独秀，这才堵住了悠悠众口。1月下旬，陈独秀到北大走马上任。凭借着自己和《新青年》的影响力，陈独秀把当时活跃在文化界的新派人物通通吸纳到文学院，致使北大文学院一时间名流云集，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基地。

　　在北大红楼北面的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这里是陈独秀曾的旧居。1917年，陈独秀住进这间四合院的东院后，《新青年》编辑部也挪到了这里。当时，李大钊、胡适、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梁漱溟、杨昌济等人都是这里的座上客。

　　据沈尹默回忆说，《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一共是7名编委，分别是：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7名编委轮流编辑，每周一期，周而复始。

　　自此，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力量的汇聚点，为《新青年》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阵营。在陈独秀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大旗的指挥下，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向腐朽文化发动攻击，热情赞扬“德先生”与“赛先生”。一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像一道闪电，预示着一场改变历史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