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我们路过佛门古刹的时候，并不妨碍我们去庄严的大雄宝殿拜一拜，在佛前许个愿。

　　也就是说，佛教的清规戒律对于西门庆甚至所有人来说，是不具备吸引力的；但求神拜佛，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大伙儿包括西门庆又是乐意接受的。

　　所以，西门庆一边说西天佛祖的殿堂都是用黄金打造的，只要有钱，“就是拐带了嫦娥，和奸了那织女，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转过身来，就给寺庙、道观捐钱，对于那种捐点钱，就有好回报的说法也不怎么排斥。

　　换句话说，这也恰好说明了世俗宗教活动对于民间的影响，简直是无孔不入。

　　西门庆作为一个晚明的商人，对过去那种价值观充满了叛逆，但是在没有一种和资本主义萌芽相配套的新式思想出台之前，西门庆的思想又无法找到更好的依靠。

　　这就是西门庆对于佛教态度矛盾的原因，也造成了西门庆本人在极度功利，极度现实之外的空虚和迷茫。

　　当然了，假设人人灵台清澈，对事物看得透彻，也就不会有算命先生的存在了。

　　西门大官人还真算过命，那这个算命先生的功夫如何呢？咱们下期再讲。

　　第六节术士怎样谋生

　　上回说到西门庆这个人很功利、很现实，但是对未来还是有迷茫存在，充分得体现了他还算过命。

　　《金瓶梅》中出现算命先生得地方还真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吴神仙冰鉴定命运一章，说这周守备推荐了一个算命师，绰号“吴神仙”的人前来西门府，给西门庆算命。

　　那么，西门庆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术士的功夫又怎样呢？

　　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算命师怎样谋生。

　　我们反复说，西门庆是个“利”字当头的人，可以口无遮拦得叫嚣：“和奸了织女，也不妨碍我泼天富贵”，这代表他未必真惧怕所谓的“命运”。

　　所以，当听说周守备推荐“吴神仙”给自己算命的时候，西门庆并不是很热忱。

　　但是当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神仙见西门庆，长揖稽首就坐。

　　西门庆“忙降阶迎接”，“忙”，表示诚惶诚恐，不敢怠慢，“降阶迎接”以示西门庆的谦卑和对吴神仙的尊重。

　　这又是为何？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是吴神仙面子大而是周守备的面子大。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有点出乎西门庆的预料，这吴神仙还是把西门庆目前的状况预料得丝毫不差，然后西门庆还追问了自己的结局，吴神仙预料西门庆必然死于非命，而且不是善终。

　　这在后来应验了。

　　然后，西门庆还把自己的一众妻妾都喊了出来，吴神仙一一下断语，最后的结局丝毫不差。

　　这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刻意安排这样一个情节，来昭示西门府由盛转衰，不过这个情节安排的却很失败。

　　因为，这个吴神仙算命的功夫实在不怎么样。

　　西门庆告诉吴神仙自己的八字：“属虎的，二十九岁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时生。”

　　这神仙暗暗掐指寻纹，良久说道：“官人贵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时。七月二十三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纲辛酉，理伤官格。”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吴神仙根据西门庆的出生时间，排出了四柱，而中国传统的四柱八字算命法，也就是子平术，是按节气算生月的。

　　所以西门庆出生的那年农历七月二十三，虽然还是七月，但因为过了当年的白露这个节气，所以呢，已经是八月了。

　　这就跟某一年的立春很早，在头年的腊月中，过了立春才出生的孩子已经算下一年一样。

　　可是，西门庆属虎，按照虎的地支肯定是寅，天干与地支相搭配，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永远是奇数配奇数，偶数配偶数，所以瘾作为第三个地支，与甲、丙、戊、庚、壬可以搭配。

　　吴神仙说西门庆丙寅年，看起来没错，但问题是按照子平术排月柱的方法：“甲己之年丙做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之位从庚上，丁壬壬位顺行流，戊癸之年何方法，甲寅之上好追求”。

　　丙年、辛年的正月天干永远是庚，也就是庚子月。

　　庚子月的下一个月就是辛丑月，那一年的八月应该是丁酉月而不是辛酉月。

　　这还不是一个错误，根据日柱起时柱的方法法：“甲己还加甲，乙庚丙坐初，丙辛从戊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法，壬子是顺行。”

　　那么壬午日的子时自然是庚子而非丙子。

　　这么看来，吴神仙已经把西门庆的八字弄错了，而西门庆竟然浑然不知道。

　　往更深的角度来看，从命理的论述看，月令是辛酉，理论上是伤官格，子平一法是以月令为纲，壬日自然属于枭印来论格的。那么伤官一词的依据有是什么呢？

　　接下来看吴神仙对西门庆八字的批注：“立命申宫，是城墙土命。”

　　熟悉六十甲子纳音歌的朋友不难知道，城墙土是以其出生年来论，那么丙寅年应该是炉中火而非城墙土命，丙寅年显然不是城墙土，年干应该是戊，也就是说年柱应该是戊寅而非丙寅。

　　宋明时期论命非只日元而论，有以年干而论命者，喜干来论，西门庆之命就是用年干而来的，以年戊土来论，月令酉金自然属于伤官。

　　那么戊寅年的月干支应该是什么呢？自然是甲寅之上好追求，顺行酉月干支正好为辛酉。

　　那西门庆究竟是哪一年生人呢？

　　按照西门庆和潘金莲第一次鬼混时的交谈，潘金莲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正月初九丑时生。”

　　西门庆道：“娘子到与家下贱累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

　　就是说，潘金莲和吴月娘一样，都是庚辰年，那假如西门庆是丙寅年出生，至少比潘金莲大一轮，也就是西门庆当时就已经38岁了，这还怎么印证西门庆33岁亡故的事实？

　　这西门庆看起来，脑子不是一般的灵光，可毕竟不是读书人，涉猎不广，你娘子庚辰，你比她大两岁，还不知道自己戊寅年出生？

　　这种错误还不是一次，李瓶儿快要咽气的时候，各种药物不起作用，和尚道士作法也拦不住李瓶儿在黄泉路上狂奔。

　　这时候，吴月娘建议西门庆再去找吴神仙，看看到底能否活下去，如果能活下去咱就接着治，如果横竖是个死，这么折腾就没意义了。

　　你看着吴月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西门庆一样，凡事利字当头，当然了，不折腾或许对将死的李瓶儿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但是这个吴神仙云游不定，西门庆只得找来了当地的大师黄先生。

　　这黄先生得到李瓶儿的生辰后，排出的四柱是：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时，根据日干与时干的对应规律，即“丙辛起戊子”，那李瓶儿的八字时柱是甲午，而不是壬午。

　　就是那个毫无底线，目空一切的潘金莲也算过命，

　　潘金莲曾经找刘婆子的老伴儿给自己看八字，这老头儿给潘金莲排的八字是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时，按照我们反复强调的八字排盘方法，庚辰年怎么会有庚寅月呢？

　　或许就是这次算命经历，潘金莲下了血本，那么吝啬的她，也给了刘婆子夫妇几两银子，但是最后效果并没达到，所以吴神仙来给西门庆算命，潘金莲最为抵触。

　　从西门府一家算命，以及前面咱们讲的吴月娘让薛姑子给自己讲佛法，这说明了当时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普遍性。

　　一个是主体特别广泛，除了西门府，连周守备都信这一套，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嘉靖皇帝就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金瓶梅》作者把时代背景挪到道君皇帝宋徽宗年间，可谓无缝契合，真正的做到了借古讽今。

　　除了大伙儿都与宗教活动不能完全分开，还有就是参加宗教活动时间上很随意，除了正常的宗教纪念日还有民间德重大节日，大家几乎是遇事就会搞求神仪式。

　　连对于从不相信神灵的西门庆来说，在从东京返回途中遭遇到了恶劣的天气及其他情况后，也开始向神许下愿心，令丫鬟院子内放桌儿，满炉焚香，对天地位下告许愿心。

　　这在西门庆十兄弟结义的时候也有所体现，。

　　不过结义地点，大伙儿首先提倡永福寺，西门庆却装模作样说：“结义这种事情不该是佛家管，应该是道家管”，所以他们选择了道观。

　　可是，结义这种事情，也不应该是道家管，最起码应该去的是儒家的祠堂。

　　类似的情况还有吴月娘在西门庆病重时向碧霞元君许愿，如果西门庆病愈，就到泰安州给碧霞元君进香挂袍三年。

　　而在道教众神仙中碧霞元君主管送子，而不是延寿，由此可见民众的信仰以对于神仙究竞担负何种职责并不加以区别。

　　为什么呢？

　　这其实变相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各色神灵前祷告、祈求、供奉，并不在意这些神灵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抑或是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只要能得到神灵保佑，消灾祛病，就全部相信。

　　这种信仰很明显也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就拿算命来说，这其实和高大上的宗教信仰还有所不同，算命更像巫术信仰，就是希望利用神秘力量来为自己服务。

　　这样的信仰没有正统宗教那种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体验，更看重的是世俗物质生活的满足，哪怕是我们说得“趋吉避凶”。

　　这就给江湖术士招摇撞骗提供了可能，反正都有追求，算命师说几句模棱两可的好听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掏钱，即便被骗，民间经济发达，大伙儿又不差那几个钱。

　　不过，这些连四柱都能排错，连骗人都不按照“基本法”的术士，还能有那么多信众，只能说“人傻、钱多、速来”，恰好又说明了民间对这算命这些活动的狂热。

　　可是，吴神仙又为啥能把西门府一干人的命运预测八九不离十呢？

　　吴神仙作自我介绍：“贫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晓麻衣相法，又晓六壬神课。常施药救人，不爱世财，随时住世。”

　　这句话是吴神仙的自我包装，显示自己“山医命相卜”皆通，但是也确实看到了这位吴神仙是有侧重点的，——“善晓麻衣相法”。

　　既然西门府的人都在吴神仙面前，吴神仙相面是可以的，况且他还要求众人走动几步，这或许是观察众人的姿态。

　　在不经意间，假托子平术的外衣，用了相面的方法，不得不说，这吴神仙很会赚钱。

　　吴神仙给西门府服务完后，就云游去了，按理说，依托着周守备和西门庆这样的大客户，“一回生、二回熟”，这样不比云游轻松吗？

　　可是，我们要知道，算命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倘若一次失手，不仅名声受损，西门庆找麻烦怎么办？

　　所以，算命师云游是为了更好的赚钱。

　　对于求测者来说，既然算命、求神拜佛都是实用主义，那在西门府众人看来，就是有利的就信，无利的就不信。

　　吴神仙已经提前告诉了西门庆将来恐怕不得善终，西门庆并没有问该如何化解，而是喊出了家人让吴神仙挨个看看。

　　潘金莲的态度更有特色。她既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吴月娘就攻击她“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

　　可是吴月娘却再三让她算，她也不得不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讲。

　　第七节礼教死而不僵

　　上回咱们说到，吴神仙给西门府一众人算命，最为抵触的就是潘金莲。

　　为何呢？因为潘金莲作为女主角，个性很鲜明，自打潘金莲进入西门府，西门庆家鸡飞狗跳，矛盾的发起者和冲突的核心都是潘金莲。

　　这样一个脸皮厚、心肠黑的女人，她才不信什么命运。

　　然而，她拒绝吴神仙的算命，还有另外一层考量。

　　她毒死了武大郎，并且和许多人**，虽然算命看相是一种江湖术士，但让人说几句不好听的话出来，总不是件好事。

　　可是在吴月娘的坚持下，潘金莲还是让吴神仙给算了算。

　　吴月娘肯定是观察到潘金莲的日常举动，有所提防。

　　现在潘金莲是没有敢明目张胆挑战吴月娘正妻的地位，但依照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宠幸，吴月娘总觉得，和潘金莲的对决迟早要来。

　　借着吴神仙给人算命的机会，正好对潘金莲做一点了解，这是未雨绸缪之举，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经验。

　　所以吴月娘绣里藏针，才再三催着潘金莲出来让吴神仙算命看相，也就是说，潘金莲今天算命看相是必须的，非看不可。

　　吴神仙说潘金莲短命，潘金莲竟表示无所谓。在她看来:“算得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这潘金莲够豪气，但是如此看得开的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怎么在吴月娘的再三要求下，乖乖就范呢？

　　我们看西门庆喊府内妻妾来算命，吴月娘是单独被叫出来的。

　　西门庆便令小厮：“后边请你大娘出来。”西门庆和吴月娘是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西门庆维护月娘的尊严就是维护家的尊严和自己的尊严，所以用“请”。

　　其他小妾们不再被请之列，对软屏后潜听的小妾们是命令，不过是一句“出来让神仙看看相”。

　　在众小妾中，既不是潘金莲也不是李瓶儿先出来，而是李娇儿，因为她最早嫁入西门府，名分仅次于正头夫人吴月娘，所以她第一个走过来。

　　在吴月娘出来的时候，吴神仙连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边观相。“稽首”和见到西门庆时“长揖稽首”价值基本等同，显示在外人面前，男主人和女主人地位等同，应享受到同等尊重，又因为女主人，不方便坐也不方便正面相看，故而“立在旁边观相”。

　　对其他小妾，吴神仙并未行礼，因为妻妾关系和主仆关系是类似的。

　　当吴神仙给众人算完命后，吴月娘对于算命的结果是有点怀疑的，尤其是吴神仙算定当时还是婢女的庞春梅能做官太太，而且是正室，有点不以为然。

　　吴月娘跟西门庆说：“春梅是咱家丫头，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咱家又没官，哪来珠冠来？就是有珠冠，也戴不到她头上。”

　　吴月娘以为，便是西门庆有平地登云之喜，加官进禄之荣，那个“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的女人，也是她吴月娘呀，怎么轮也轮不到区区一个使唤丫鬟身上。

　　吴月娘之所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都是因为她是西门府的正妻。

　　她和宫斗剧里的皇后差不多，“虽然枕边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而且还絮絮叨叨，规劝西门庆，其实并不怎么招西门庆待见。

　　可是，吴月娘却有着其他妻妾所没有的东西——家世清白、门第纯正，而且吴月娘吃斋念佛，相比于其他小妾，她在这个家中建立的道德权威是很大的。

　　西门庆虽然对于传统道德有叛逆的成分，但是当吴月娘与潘金莲、庞春梅这几个得宠的小妾冲突的时候，西门庆总是首先维护吴月娘的“正妻”地位。

　　抛开吴月娘，当潘金莲和宋惠莲冲突、庞春梅和如意儿冲突的时候，西门庆很明显就维护自己的小妾了。

　　从吴月娘、潘金莲、春梅、如意的伦理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庆的做法是基于宗法伦理和礼仪方面的排序，而非真正意义上亲疏远近的情感排序。

　　当西门庆一死，吴月娘作为当家主管的权力即刻膨胀，马上将春梅、潘金莲扫地出门，其背后的宗法、道义力量拨云见日，令人生畏。

　　可以说，在商品经济发达对传统的道德秩序形成冲击后，这种老古董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像一张无形的网，让我们不知不觉受到它的限制。

　　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备下金帛厚礼，请宋真宗宁和殿的侍者杜子春来题写铭旌。

　　按西门庆的意思，当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氏柩”。恭人古时命妇封号之一。宋徽宗政和三年定制，中散大夫至中大夫之妻封恭人，亦是元六品、明清四品官员之妻的封号。

　　我们且不说西门庆此时的官职是几品，咱们只要知道恭人只能是官员之妻，而不是妾，西门府能称得上恭人的只有吴月娘！

　　连平常插科打诨的应伯爵，都看出来了。

　　他再三阻挡西门庆道：“见有正室夫人（吴月娘）在，如何使得？”

　　伯爵的意思是，李瓶儿侧室，怎么能称恭人，况且西门庆有职位，但没有爵位，就算是吴月娘，也不能称恭人，更何况李瓶儿。

　　可叹西门庆正处于悲痛之中，全然不顾丧仪之礼，一定要为爱妾争个名分。争了半日，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掉了“恭人”二字，改为“室人”，就这样糊涂过去了。

　　这在西门府仅仅是一个缩影，当西门庆走出自己构建的“乌托邦”，遇见食物链的更高层后，礼制森严与等级分明体现的更为明显。

　　拿西门庆想给蔡京当干儿子来说，西门庆不由分说，朝上拜了四拜，然后又拜了四拜。

　　整个过程，蔡京不答一语，也不回礼，而这正是西门庆所盼望的——因为据说父亲受儿子四拜，是无须答礼的。反过来说，蔡京不回礼，等于是默认了拜干爹这一事实。

　　再有东京的黄太尉为皇帝承办“花石纲”，路过清河县，清河县大小官僚一致选定西门府作为接待场所。

　　御前钦差的仪仗所经之处，鸡犬不闻，樵采遁迹，其威势之煊赫、仪仗之饬严，自不必多说。

　　至西门庆家下轿，众官员便前来拜谒，整个过程，规制堂皇，不越雷池一步。

　　巡抚都御史、巡按监察御史前来参见，太尉依礼而答；布政使、参政、参议、提学诸人上前参拜，太尉稍加优礼；知府八人拜见，太尉仅答以长揖而已；至于统制、都监、团练一类的官员，太尉则端坐不动，稍加训诫后，众人即退过一边。

　　西门庆以提刑副千户的身份，作为整个宴请的东家主人，倒贴了许多银两，且夹在李瓶儿的丧仪中，忙乱了好多天，最后只落得个“献茶”的机会，远远地朝太尉望一眼罢了。

　　自始至终，六黄太尉与主人西门庆未交一语，尊卑等级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西门庆当初到李瓶儿房中看望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起他的未来，西门庆才会感慨道：“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西班是说西门庆靠着钱买了个武官，明代的体制中文官的地位高于武职，因而不西门庆对文官的地位，表现出衷心的羡慕和向往。

　　西门庆升官之后，心心念念要延请一位有学问的先生来家坐馆，专管案牍文书和信件往来，遇事有说帖，送礼有礼帖。

　　他虽然没有读书的习惯，却辟有专门的“书房”，身边也有“书童”跟随；虽然不谙音律，也还每筵必唱。

　　这足以表明西门庆对礼仪的重视，骨子里依旧认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对于那些能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文官充满了艳羡。

　　可是，西门庆还曾在家中招待蔡御史，奉召陪宿的妓女董娇儿于事毕之后跑到西门庆那里抱怨蔡御史打发的赏银少，西门庆嘲笑蔡御史：“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

　　此处显示出作为富商对于寒酸的文官的骄傲。

　　这说明了，主流认可的正统礼法与真实的社会大变革发生了“名实分离”的情况。

　　一面是礼法的崇隆和森严，另一面是礼法的废弛、混乱与衰颓，西门庆本身就不是固守传统礼法的人，却又用礼法来维护家庭秩序，在官场上又不得不屈从于礼法。

　　礼法之伪善必然会导致世态之乱象丛生、人情之凉薄险诡、道德之颓朽衰败，大伙儿都是披着礼法的外衣干着鸡鸣狗盗的事情。

　　那礼法既然已经破产，大明王朝明文规定的法律能否起到纠偏作用呢？

　　我们要知道，礼法或者说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缓慢而持续的，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却是迅猛而容易改变，且存在着滞后性。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很严格，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要求子孙们不得改变，然而日新月异的变化，明初的祖制早就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了。

　　哪怕明朝皇帝本身，就是破坏祖制的始作俑者，当然，大伙儿都是心照不宣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律法仍旧在哪里，这就产生了比道德破产更可怕的事情——合法得用丛林法则把人往死里欺负。

　　为社么这样说呢？请继续收听下期节目《破产的律法》。

　　第八节律法徒有其表

　　上回咱们说到，礼法在《金瓶梅》成书的明朝晚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聊胜于无，可就是人人都不再拿礼法当回事，人人又不自觉得活在礼法中。

　　相较于礼法是一种潜移默化存在人们脑海中，那些成文的大明律例，又是怎样呢？

　　明朝的体制比较特殊，朱元璋建国后，采用的完全是最粗陋的管理方式，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官员不发工资，以为靠此能杜绝贪污，但是明朝的官场腐败，比其他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经济上，本来宋朝已经开始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虽然宋朝被元朝所灭，可毕竟元朝也是重视外贸和商业的，但明朝却又开始了“重农抑商”。

　　只不过，商业活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存在的行为，到晚明更是如此，商业发达，就会有金钱往来，也就有了借贷。

　　如何保证借贷的良性运转，就催生了契约机制，这当然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明朝政府在这方面反应是滞后的，只不过当借贷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后，才以律法行为规定，借贷的具体利率。

　　那这个利率的准确数字是多少呢？

　　话说西门庆和李瓶儿走到一起之前，还有个插曲，李瓶儿嫁给了一个郎中蒋竹山。

　　这对于西门庆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为蒋竹山抢了他的女人，虽然这个女人原本也不是西门庆的。

　　西门庆想找个机会整治一下蒋竹山，所以找了当地的两个痞子张胜、鲁华。

　　这两个痞子首先是设计了一份伪造的借款文书：

　　立借票人蒋文蕙，也就是蒋竹山，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不致少欠。恐后无凭，立此借票存照。

　　这个文书是很讲究的，按照明代借贷之法，凡借贷契约须由中间人担保，还须写明借款数额、利率和还款日期。

　　两个痞子是断然想不出这样的借据的，肯定是请教了刀笔讼师，才能伪造出来。

　　有学者研究，其实明朝民间借贷的利率大家都默认为5%，只是律法规定是3%而已，那这份借票拿到县里公堂上，完全经得起推敲，这也说明这份文书就是为了坑蒋竹山而专门设计的。

　　蒋竹山看到后，自然是不明就里，张胜、鲁华就把蒋竹山打了一顿，拉着蒋竹山去见官。

　　从该事件里，貌似明朝是一个严格的“律法”社会，连地痞无赖整人，都得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

　　在整部《金瓶梅》中，也确实如此，武松知道哥哥被暗害后，第一时间也是要报官：宋惠莲自杀后，她那位开棺材铺的老爹宋老儿，也是威胁西门庆，告西门庆奸污自己姑娘的事情。

　　最突出的一点，西门庆死后，他那位出身于妓院的小妾李娇儿，以“弃旧迎新”为本，要从西门庆家脱身，以图改嫁。

　　离开前，李娇儿不仅索要几十两“遮羞钱”，还要将服侍自己的两个丫头元宵和绣春一起带走，而吴月娘坚决不肯，生死不予，双方僵持各不相让。

　　按理说，李娇儿既然要走，吴月娘是拦不住的，吴月娘的权威是建立在西门庆正妻的地位上的，可现在李娇儿要离开西门府，再带走自己的Y头也无不可。

　　吴月娘就是不乐意，因为Y头是西门府的一种资产，虽然这种称呼不太文明，但却是事实。

　　也就是说，李娇儿要带走这两个Y头，那么拿钱来赎，很显然，李娇儿不愿意，就想空手套白狼。

　　就在双方谁也不肯让步的时候，吴月娘说话了：“你倒好，买良为娼！”

　　这句话的神奇效果，可能连月娘自己也未想到，竟然直接吓退了李娇儿。

　　因为李娇儿出身娼门，而元宵、绣春则是良家妇女。

　　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很显然明朝是禁止“买良为娼”的。

　　吴月娘的这句话虽然普通，但它所依据的却是法律条文，背后支撑她的是法律的威严。李娇儿只能羞惭而退。

　　人人心中有法，一旦想到维护自己利益，自然而然就想到“法律”，这是否就能说明朝是“法制社会”了呢？

　　近现代文明社会，法律的调节作用无孔不入，是基层百姓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自发且主动得想到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明朝很显然达不到这个地步，明朝百姓人人知法懂法，是因为统治者单纯自上而下发起得普法运动。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元代法律废弛、贪腐成风的现实，明太祖朱元璋有意凸显法律的作用，至十八年颁布《大诰》，明代法律（刑法）大致格局初步成形。

　　朱元璋在制定《大诰》得时候，就遵循法律简明、务使人人知晓的原则；为使百姓皆知律条，明了“趋吉避凶之道”，朝廷甚至规定，凡是家中藏有《大诰》或通晓《大明律》的罪犯，可一定程度减刑或免刑。

　　这种靠着政治力量的推动肯定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即便张胜两人没把蒋竹山揪到衙门，蒋竹山无端被扁，他也会主动报官。

　　《大明律》中对于司法公正毕竟还是有所体现的，对刑讯拷问的规定十分谨严，要求案件判决必须审慎，“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在一般案件中，哪怕是用未去棱的竹片鞭打脊背、脚踝而致伤，审问者也会被问罪、充军。

　　但实际情况呢？

　　刑讯拷问的滥用，在《金瓶梅》中尤其令人胆寒。不论是作为正千户提刑官的夏龙溪，还是作为其副手的西门庆，或者如李知县、霍知县等官员，每逢犯人到庭，不问是非，不询情由，不辨曲直（用《金瓶梅》中最常用的话来表述，叫做“不由分说”），必然严刑拷打。

　　拷讯之刑以拶指、夹棍、打板子较为多见。西门庆似乎很喜欢使用榔头（大概是木制的吧），打得犯人“胫骨皆碎，杀猪也似喊叫”。

　　在“苗青案”发生后，当地负责承办此案的狄县丞找到尸体之后，因见不远处有座慈惠寺，即将长老等僧众拘来，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再赏给众僧二十大板，拷得口供，收入狱中，就万事大吉了。

　　这可以说是很明显得违背了《大明律》的法律精神，连具体条文也置若罔闻，甚至在执行程序上也混乱不堪，哪有不经历立案调查，就直接刑讯逼供的？

　　而蒋竹山被张胜这种“合法”的文书所诬告，很显然，法律条文很多时候，反而成了恶人欺负他人的冠冕堂皇的手段。

　　既然法律这样不堪，那么就肯定存在着金钱与情色交易，贪墨腐败横行，掌握法律断案权的司法主官，自然也就成了香饽饽。

　　西门庆是当地的副提刑，正提刑是夏龙溪，夏龙溪因为在任上满期，不日就将高升。

　　但夏提刑丝毫不开心，还在京师活动，想在这个职务上再干一任。

　　这么一个不以百姓利益为上的官员能获得升迁，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还不想升官，这就有点“黑色幽默”了。

　　不过，夏提刑这次的活动没起到作用，他还是“被迫”升官了，西门庆接任了正提刑，原先的副职，则为何太监的侄子所谋得——何太监为了让他的侄子得到这个位置，竟然央及皇妃刘娘娘，由皇帝本人直接传旨，足见掌管律法的提刑官职位，实为官员们趋之若鹜的肥缺。这也从侧面烘托出当时社会的司法已经腐烂到了何种程度。

　　而这一切，正是由于正德到万历这些明朝帝王的“懒政”行为。

　　皇帝懒政的确给民间经济松了绑，但是也导致了对社会的失控，崇祯皇帝倒是想有所作为，但他的努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因为，前面这些帝王种下的“恶之花”，到崇祯这里已经成了毒瘤，朝廷的意志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家的眼里只剩下了一个“利”字。

　　在具体行为上，从朝廷至民间，从皇帝到大臣、士人乃至庶民，随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纵情享乐的虚无主义气息。

　　在商业利益面前，传统的礼义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日渐衰微，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建立，社会的政治、法律及原有的制度设计，出现了空前的危机，社会逐渐陷入无序状态。

　　不过，在这一团乱麻的无序中，西门庆这种人并不能只手遮天。

　　那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丛林法则，谁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谁就拥有最高的话语权。

　　所以，西门庆在蔡京等人面前，是很温顺的，因为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

　　还有就是法律已经成了西门庆欺压别人的武器，那么心中压根儿没有法律的浑人，看透法律本质的强人，甚至法律波及不到的地下秩序，就成了西门庆不敢轻易触碰的对象。

　　西门庆谋害了花子虚，花家那位好似“滚刀肉”一样的泼皮无赖花大，一直困扰着西门庆；

　　对于武大郎的兄都武松，西门庆也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西门庆在东京加官进爵后，返回山东老家，行至荒郊野外，恰好数九寒天的恶劣季节刮起了一阵阵的冷风，吓得西门庆忙躲进黄龙寺借宿。

　　因为在这种景象下，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李逵一样的恶人猛然冲到路旁，喊一句：“此路是我开，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由此可见，一旦离开了大队随从和军士，离开了法律的保护，西门庆其实非常脆弱，什么都不是。

　　除了官场上的蔡京，具备挑战法律边际的花大与武松，即便是在这比较偏远的临清，还是有很多人能与西门庆一较长短。

　　这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只能从细节中推理一番。

　　西门庆喜欢逛妓院，是个人尽皆知的事情，西门庆还为李桂姐大闹过李家妓院。在妓院这种场所的女人，几乎对西门大官人是仰视的态度，极少有敢忤逆西门庆的存在。

　　但在一个郑爱月的妓女身上，西门庆吃到了闭门羹。

　　这是为何？我们下期再讲。

　　第九节妓院莺歌燕舞

　　上回咱们盘点了晚明社会全面失控的时代背景，全社会只认得利益二字，那么谁能给的利益更大，那么这个人的话语权就更大。

　　这很明显得体现在妓女的态度上，妓女这个阶层毫无疑问，比普通人更为势利，所以西门庆才会在妓院一呼百应。

　　不过，西门庆在一个妓女身上，吃到了闭门羹，这个妓女叫郑爱月。

　　郑爱月长得什么样子呢？

　　穿着紫纱衫儿，白纱挑线裙子，腰肢袅娜，犹如杨柳轻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艳丽。正是：

　　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

　　郑爱月这次出场是在西门庆的生日宴会上，她偏偏姗姗来迟。

　　西门庆叫了四个妓女来唱曲。齐香儿、董娇儿、洪四儿等三人皆为陪客，西门庆真正看重的只有一个郑爱月而已。

　　可是他派去的“节级”请了半天，只请来了三个妓女，单单郑爱月没来。西门庆正在兴头上，被浇了一头雪水，如何能就此罢休？

　　他追问郑爱月不来之故，节级回答说，郑爱月被王皇亲家抢先请去了。

　　接下来，西门庆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让贴身随从玳安出面，带领军士直接去王皇亲家索要，若还不肯放，就将郑爱月连同她家老鸨一同锁了拿下。

　　这里写西门庆不顾王皇亲的身份，为一妓女大动干戈，其实是在衬托郑爱月的艳丽娇媚。

　　同时，也可以看出西门庆巨商兼官员的身份已今非昔比，对王皇亲亦无须忌惮。

　　可是当玳安带着郑奉、排军和节级风急火燎地来到妓院时，郑爱月还在家里待着呢。

　　很明显，郑爱月并没有被王皇亲提前请去。

　　郑爱月到了西门庆跟前，面对西门庆的质问，只是傻笑，而且在宴席上时不时发呆，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我们常人理解，西门庆一请郑爱月，郑爱月没来，是自提身价的一种表现，传出被王皇亲请去更是一种虚假宣传，来达到“欲迎还拒”的目的。

　　先说这郑爱月为何吸引西门庆，郑爱月美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西门庆家中妻妾众多，为何什么还对妓院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肉欲？

　　还拿西门庆对这次郑爱月迟到，不给自己面子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有机会和郑爱月独处来说。

　　他进入到郑爱月的房中，但见瑶窗绣幕，锦褥华裀，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

　　彼此攀话调笑之际，只见丫鬟进来安放桌儿，摆下许多精制菜蔬。

　　先请吃荷花细饼，郑爱月亲手拣攒肉丝卷就，安放小泥金碟儿内，递与西门庆吃。

　　须臾，吃了饼，收了家火去，就铺茜红毡条，取出牙牌三十二扇，与西门庆抹牌。

　　抹了一回，收过去，摆上酒来。但见盘堆异果，酒泛金波，十分齐整。

　　姊妹二人递了酒，在旁筝排雁柱，款跨绞绡──爱香儿弹筝，爱月儿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来”。

　　这段文字贤说郑爱月居所的装饰，根本不像是印象中妓院那种灯红酒绿、人流涌动、乌烟瘴气的场所，再看西门庆在郑爱月处所食用的东西，无一不是非常精致与考究的。

　　更何况，郑爱月还会唱曲儿，这可以说，是让人眼耳口舌身意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不代表不喜欢文化气息，这跟有些老板有钱后开始把玩手串，不喝酒改喝茶一样。

　　郑爱月所在的妓院就提供了这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是西门庆这样一个土财主在自己家享受不到的。

　　当然，优质的服务，不是无偿的。

　　西门庆在到郑爱月居所之前，就让玳安送来三两银子，一套名贵衣服，就是妓院里帮西门庆脱靴的小Y头也得到了一块银子的赏钱。

　　看来，妓院精益求精的服务，金钱的力量功不可没，那是不是说金钱就是唯一的力量了呢？

　　书中提到郑爱月接到西门庆邀请的时候，之所以爽约，是因为她正在接待一个南方商人，而且郑爱月之所以会知道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妇，就是从此人口中得知。

　　就是这个南方商人，让郑爱月义无反顾拒绝了西门庆，他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我们知道，东南一直是明朝的财富聚集地，这个人恰好来源于经济发达地区，人家还能先西门庆一步，与官家贵妇林太太搞在一起，可想而知，人家的实力绝对不比西门庆差。

　　而且，郑爱月后来在宴席上发呆良久、怅然若失，很明显是一种着了魔的感觉，那么，如果这个商人仅仅是比西门庆有钱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知道，临清毕竟是北方，比南方还是要欠发达的。

　　南方同样是文化盛地，大伙儿都知道的“南北榜”事件，就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时候，录取的全是南方学子，明朝出于照顾北方，而想出的区别对待的方子。

　　但是，即便搞出了“南北榜”，在科举中夺魁的仍旧是南方人多。

　　文化上的优越，也让南方在思想层面更为开放与包容，这些全方面的不同也体现在了南北方风月场所的不同上。

　　在六朝古都金陵，风月场所已经有“珠市”和“南市”的区别。

　　“珠市”专门接待达官贵人，高消费人群；光顾“南市”的则是下里巴人。

　　这还不算，与临清相隔不远的秦淮河畔，妓院在当时已经不是有钱人光顾的场所，那些妓女也不再视那些有钱的主顾为不可或缺。

　　很多文人士大夫，尤其是继承了东林余绪的复社诸公子，他们也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放浪形骸之外，也使得那些名妓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

　　在与这些文人交往的过程中，有些名妓又因为文人的宣传与追捧而变得名声大躁，就比如闻名遐迩的“秦淮八艳”。

　　由于东林—复社的子弟与秦淮名妓的交往频繁，所以在彼时的江南有“家家夫婿皆东林”的说法。

　　由于这些人的结合有不亚于今日的电影明星的话题与流量，自然也有许多富商愿意与他们结交，因为这样可以蹭热度。

　　有个秀水商人姚瀚，本人没有什么名堂，但一直以结交名人为幸，为此他不惜倾家**产，在秦淮河上搞了一次两千人的聚会，并征集诗文，编撰成一本书作为纪念。

　　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南方，这边的商人有品味还有修养，比西门庆高不少。

　　这位让郑爱月痴迷的南方商人，就算没能跻身东林—复社这个文人圈子，想必也有所耳闻，拿着这些在秦淮河畔道听途说的谈资，来到临清这个地方，遇到了刚刚出道不久的郑爱月，属于“降维打击”。

　　人家搞不定董小宛、陈圆圆，还搞不定你郑爱月吗？

　　西门庆可以“挥金如土”，人家也可以；但人家的那种修养和眼界，却是西门庆没有的，所以郑爱月才会对他依依不舍，为此不惜得罪西门庆。

　　不止如此，秦淮河畔的妓女地位也比郑爱月高不少。

　　郑爱月在西门庆再三邀请，终于现身后，面对怒气冲天的西门庆，只是一味地笑，虽然表现出了与其他女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毕竟不敢正面与西门庆对抗。

　　“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顾横波，在嫁给龚鼎孳之前，得罪了南京兵部侍郎的侄儿，顾媚敢这么做，当然是有底气的，因为她的好友余怀，正是南京兵部尚书的幕僚，尚书和侍郎，谁官更大？毫无疑问是尚书，顾媚也就全身而退了。

　　顾媚肯定是有魅力的，与复社诸公子都有来往，连黄宗羲这样持重的人物也在顾媚的交际圈内。一个叫刘芳的文人为了顾媚自杀，张公亮这样的大文豪也为之倾倒。

　　如此，就不难解释为何顾媚敢于在权贵面前挺直腰杆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顾媚并未因自己的出身而自卑，周旋于众多名流之间，成为一个大众情人，谁能说这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在与顾媚同列“秦淮八艳”的卞玉京身上也有体现。

　　卞玉京写下：“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薛涛，”因缘与吴梅村结识，当卞玉京在冲动之下，问吴梅村是否有意，而吴梅村的答案既非“是”，也非“不是”，而是“固为若弗解者”，装出听不懂的样子，整一个装傻充愣，把她晾在了半空。

　　卞玉京只是叹了一口气，从此不再提起。

　　由此，造成了她与吴梅村这种朦胧又凄美的爱情。

　　卞玉京敢于直接问吴梅村是否对自己有意，这种主动追求幸福的勇气，是吴梅村本人也不具备的，她这种勇气也建立在不以自己出身而自卑的表现。

　　倘若吴梅村勇敢一点，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了。

　　“秦淮八艳”中柳如是嫁给了钱谦益，董小宛嫁给了冒辟疆，李香君嫁给了侯方域。

　　他们选择的都是文化名流，妓院在满足他们的情趣和品味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乐舞文化、家居装点文化，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些文化名流不怎么光顾的妓院，也在努力向“秦淮八艳”那些地方看齐，这样就会加速这个行业的竞争，然后由南及北，传到北方。

　　或许，西门庆眼里那种高档次的追求，早已经是人家南方人玩剩下的了。

　　再比如说，郑爱月会唱曲，潘金莲、李瓶儿也都会弹唱，但这在南方早就不稀奇了，南方的戏曲文化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影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下期再讲。

　　第十节舞台戏剧百态

　　在上回结尾的时候，咱们说了，《金瓶梅》里面已经有了浓厚的戏剧文化。

　　这不是无稽之谈。

　　首先，《金瓶梅》本身最早很可能就是作为说书人的剧本出现的。

　　目前流行的金瓶梅，有三种：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点评本。

　　张竹坡点评本以崇祯本为蓝本，而崇祯本的成书要晚于词话本。

　　词话本作为最早的一个版本，开篇是《武松打虎》。

　　在最开始还闲话一通，讲什么刘邦斩蛇霸王别姬。这不就是说书人开场的所谓闲白，聊闲天吗？通过一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先把观众聚拢起来。

　　待到观众来的差不多了，然后一拍惊堂木“说时迟，那时快”。这正是词话本的特色之一，充满了说书人的味道，倒是也别有一番风味。

　　晚明著名的说书人柳敬亭就说过《武松打虎》，但和《水浒传》很不一样，他在该补叙之处，便加以补充，该停止之处，又截然停止，并不唠唠叨叨，重复矛盾。

　　他的声音响如宏钟，说到关键紧要之处，叱咤叫喊，如同波涛汹涌，有震屋欲崩之势。

　　讲武松到酒店沽酒那一节，武松入店，其中无人，忽然大声一吼，店中的空缸空甏之类，都瓮瓮地有回声。

　　柳敬亭在并非紧要之处也加以渲染，细微到那样的地步，与其说他讲得是《水浒传》里的的“武松打虎”，恐怕更像金瓶梅里的“武松打虎”。

　　到崇祯本以及张竹坡点评本，用词上更注重文学性，一些粗鄙的话就删掉了，对词话本中说书人的劲儿也做了大量整改，消除说书人的主观思想干扰，让读者可以安静看书。

　　不过，中国古代的小说，“实质上是一种‘大小说’，或曰‘泛小说’，它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艺术’”。

　　“它与史传、诗词、说唱、戏曲等文学体裁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溶入了自己的肌体，变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是经过了文人创作，但是演义的成分一点也没变少。

　　就拿曲子来说，大伙儿都熟悉，作为全书第一女主角的潘金莲，自幼习学弹唱，“诸般曲儿倒都知道”，你看她哀叹自己命苦，嫁给武大郎的时候，是怎么唱的：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凰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所配非其人，美妇拙夫，引起金莲强烈的不满。金莲以鸾凰、真金、羊脂玉、灵芝自譬，而视武大为乌鸦、高号铜、顽石、粪土。虽不乏自视甚高之嫌，但其内心的不满从这曲唱词中清晰可见。

　　李瓶儿是《金瓶梅》诸女性中的第二号人物，作为比潘金莲还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她也会唱，官哥死后李瓶儿唱的三曲〔山坡羊〕，一句一滴泪，一声一泣血，将对官哥的挚爱，对其在世期间辛苦的痛楚回忆，对嫉妒者的怨恨，对官哥逝去的无限悲痛，都化作长歌，伴随着痛哭和热泪，倾泻而出。

　　然而，这只是曲子，还未到含有剧情，再由人扮演的程度。

　　不过，就在李瓶儿死后的葬礼上，我们看到了和如今京剧、昆曲那般既有唱腔又有剧情的雏形。

　　话说李瓶儿死后，由于西门庆当时在清河县已经炙手可热，所以很多达官贵人出于客套，都来吊唁李瓶儿。

　　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薛内相，一个“内”字，大伙儿知道了，这人是个宦官。

　　宦官虽然生理残缺，但不要忘了，人家和皇帝经常在一起，所以西门庆对这位薛内相谦称为“学生”。

　　西门庆说了：“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了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

　　薛内相问：“是哪里戏子？”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

　　一起戏子就是说西门庆雇佣了一个戏班子，薛内相问是哪里的戏子，西门庆说是海盐的戏班子，其实是用海盐腔唱戏的一个地方剧团。

　　海盐腔是一种传统戏曲声腔，因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浙江海盐而得名，与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

　　连远在山东清河的西门庆都邀请，说明了海盐腔当时已经风靡全国；而西门庆对李瓶儿还是有真情实感的，在李瓶儿的葬礼上邀请海盐戏班子，也说明了能够请到海盐腔戏班唱戏，一般是很庄重的场合。

　　薛内相点了一出《白兔记》，又叫《红袍记》，讲的是刘知远从流浪汉而登上帝位。

　　此剧写他落魄流浪，被财主李文奎收留，在李家佣工。

　　李文奎断定他日后必大贵，将女儿李三娘许配给他。

　　三娘哥嫂将有瓜精作祟的瓜园分与刘知远看守，欲害之，三娘知计力阻。

　　刘知远仗一身武艺，战胜瓜精，得兵书宝剑，去汾州投军，屡立战功，受到提拔，官至九州安抚。

　　三娘受尽折磨，磨房产子，因无剪刀，用嘴咬断脐带，故取名“咬脐郎”。

　　托窦公将儿子送给知远抚养，十五年后，刘知远命儿子回村探母。咬脐郎因追赶白兔，与汲水母亲相遇。知远回沙陀，夫妻团聚。

　　这已经有了完整的剧情，可见晚明的戏剧艺术已经颇为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海盐腔盛行以后，逐步取代了北曲杂剧在戏曲舞台上的地位。

　　要知道，元曲四大家最知名的关汉卿可是山西人，海盐腔的出现对戏曲声腔剧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戏剧文化的中心也开始南移了。

　　在浙江与戚继光等人一起主持抗倭的谭纶，就非常痴迷“海盐腔”，在军中还有一个戏班。

　　谭纶因为父亲过世回乡守孝的时候，把戏班子带回了自己的老家江西宜黄，海盐腔在宜黄扎根后，又扩散到了临川等地。

　　而在临川，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剧作家，他跟莎士比亚同时期，堪成东西双壁，他就是汤显祖。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采用的都是海盐腔。

　　再后来，魏良辅吸收了海盐腔的长处，改造了昆山腔，奠定了日后昆曲的唱腔。

　　不过，汤显祖虽然成就很高，但并不是通才，他只是剧作家，也就是说，他算是为每个戏剧撰写脚本的人。

　　若论当时的通才，当数后来臭名昭著的阮大铖，阮大铖可以自己写剧本，自己作曲，甚至可以自己登台表演，连阮大铖自己都颇为自负，觉得“略胜汤显祖一筹”。

　　甚至说，京剧的鼻祖都有可能是阮大铖。

　　提到京剧，我们经常提到“四大徽班”进京，但徽班绝不是唱徽剧这么简单，而是指在安徽一带的戏班子。

　　翻看阮大铖的籍贯，此人正是安徽人，魏良辅是昆曲的鼻祖已经板上钉钉，但是阮大铖是否真的就是京剧鼻祖还有待商榷。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阮大铖的戏剧成就，他不仅能自编自导自演戏剧，还有自己的私人戏班子。

　　而崇祯吊死煤山后，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恰好又是一位戏迷。

　　这一对具有特殊追求的君臣，堪称宋徽宗和蔡京的组合，弘光帝在阮大铖的私人戏班子演出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所以把权力完全放给阮大铖，阮大铖才能只手遮天。

　　他们在看戏，他们又成了后世戏剧家的主角，被后世所看。

　　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弘光帝与阮大铖想让李香君唱戏，李香君推脱没有乐队，弘光帝说，大不了他自己为李香君打鼓。

　　在真实的历史中，满清就要兵临城下，弘光帝还在看戏，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妨，朕在此呆不久。”

　　看着弘光如此不思进取，大臣朱大典说：“咱们少不了要来次大散场！”

　　散场也是戏剧语言，还有当初李自成进北京，明朝的那些大臣为了不被闯军威胁，都把官服毁掉了，但是听到闯军会录用前朝大臣的风声后，这些大臣第一时间的举动就是去戏班子抢那些作为道具的衣服，然后去朝见李自成。

　　可见，戏剧对于晚明各方面的渗透已经司空见惯，人们也习以为常。

　　这还不算，更奇葩的是，既然大家都喜欢戏剧，那么时间久了，就会捧出许多类似今天明星的演员，咱们前面说的柳敬亭，已经有了今天耍大牌的情形。

　　按理说这些从事演艺职业的人，地位并不高。

　　在上世纪中晚期，如侯宝林等老一辈艺术家，从没有任何嚣张的举动；再往前，即便荣宠如谭鑫培，也不敢给观众脸色，梅兰芳先生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还被鲁迅讥讽。

　　时至今日，有很多思想格局远超同行的艺人如郭德纲，别看他怼记者怼同行，但是从未见他怼观众，他说得很明白，“观众是衣食父母”。

　　柳敬亭纵然说书技艺出类拔萃，但要说高出天际，脱离了地心引力，那也不可能。

　　进入清朝的王士祯，在南京听了一通柳敬亭的说书，他说：“与市井辈无二”。

　　但如果请柳敬亭说书，主人必须屏住声息，静静坐着，倾耳而听，他才开始讲说；稍微见到底下有人低声耳语，或听者打呵欠有疲倦之色，立刻不再往下说，因而不能强迫他。

　　这说明，柳敬亭说书技巧虽然娴熟，但还是有人打瞌睡，跟当年那位吹出来的“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一样，他上课，照样有学生开小差。

　　但柳敬亭让其他同行仰望的是，完全不在乎观众的态度，我行我素。

　　如此，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偶像。

　　柳敬亭从晚明“傲视公侯，平视卿相”，到清初不被人所理解，这其实说明了思想的流变，由开放变为保守。

　　不然为什么晚明能默许百姓看《金瓶梅》，而满清却连《红楼梦》都要禁止？

　　这一时代，虽然奢靡无度，虽然不思进取，但是又包容开放，这岂不就是咱们说得“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