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由陕北保安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毛泽东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幼时嗜读《通鉴》，作诗填词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于清光绪十七年考中秀才，清末以段贡生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1911年到省不久，他因看不惯官场的陋规恶习，月余后称病返归故里。

　　蔡东藩与邵伯棠是好友，邵伯棠清末为上海会文堂编书。辛亥革命那年蔡东藩在上海与邵伯棠见面，应约，也为会文堂编写《中等新论说文苑》，当年冬天便出版。自此蔡东藩与上海会文堂书局有了联系。邵伯棠于辛亥革命前曾为会文堂编写一部《高等小学论说文苑》。武昌起义后，邵伯棠去世，会文堂为符合时势的需要，请蔡东藩修改此书。蔡东藩为其修订重版。此后蔡东藩就以每月数十元的稿酬长期为会文堂编书了。

　　1914年夏，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妄想恢复帝制，蔡东藩义愤填膺。他深知欲改造祖国，应先唤起民众，遂萌发了“演义救国”的思想，从通俗的历史演义着手，以一己之所学诉诸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之方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书生报国的意思。

　　为了符合时势的需要，蔡东藩写历代演义并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先写了《清史通俗演义》，1915年开始至1916年完稿出版。其后，写了《西太后演义》和《历朝通俗演义》（《中华全史演义》）。

　　1921年至1923年间，蔡东藩完成了《宋史》《唐史》《五代史》，其中1922年完成了两部。1924年至1926年完成了《南北史》《两晋》《前汉》《后汉》，其中1924年完成了两部。

　　蔡东藩的全部通俗演义共11部，1040回，651万字，如加上《西太后演义》（后改名为《慈禧太后演义》）和《中华全史演义》共13部，724万字。10年间平均每天写作2000字。

　　《历代通俗演义》以演义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是前所未有的巨著，是一部具有二十四史规模的庞大卷帙之作。蔡东藩也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为了写这部《历代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演义小说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便有说三国故事，北宋时期“说三分”已盛行，后来发展为“平话”，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这便是演义小说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么在敦煌发现的《伍子胥变文》《昭君变文》等说唱历史故事的写本，该是演义小说的鼻祖了。如果按章太炎之说，“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洪秀全演义·序》）。那么“演义”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义小说由于采用了章回体形式，深得民众喜爱，故而得到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

　　一生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为何爱读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东藩成功实现了历史著作中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相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写“演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他的前后汉、两晋、南北史绝大部分史料根据正史。唐五代以下，除正史以外，杂史笔记，博采旁搜，但记述乖牾的一概不录。其中有些事情，经戏剧、小说传播，几乎是家喻户晓、众口一词的了，原是演义中绝好的趣味资料，但他绝口不谈。他引用历史资料非常认真。凡是历史上可靠的记载，没有犹豫地写入演义。至于事情有出入的，他用三种方法处理：

　　第一种，有些事情有不同看法的，蔡东藩只介绍情况，不作肯定。如宋初的“烛影斧声”是件疑案，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中写道：

　　小子通考野乘，也没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痛苦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躲，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至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于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

　　“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第二种，遇到史书上某些问题，蔡东藩对于某些说法认为不可靠的，在演义中予以批驳。《元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七回，脱脱赐死滇边，蔡东藩注云：

　　余少时阅坊小说，至《英烈传》中记载脱脱自尽事，由丞相撤登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实当时只有哈麻，并无撤登，正史俱在，不能臆造一人。

　　第三种，在有些事情并无史实可据，蔡东藩也有想当然的描写，但运用批注说明是自己的意见，态度是审慎的。如《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七回中说杨业被擒，撞死在李陵碑上，临死大呼曰：“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这当然是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脱胎来的。但在蔡东藩批注中则说明：“两语不见史传，系作者从杨业口中，警醒后世。”

　　由此可见，蔡东藩的著作有正文，有注，有批，除表示他自己的历史观点以外，对史料的取舍也做了一些说明。

　　《历代通俗演义》融历史与文学为一体，以很强的可读性为读者所接受，从而为普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蔡东藩在演义情节的设置上，巧妙地运用了“笙箫夹鼓法”、“剥笋脱壳法”、“层峦叠翠法”、“画龙点睛法”、“避实就虚法”、“烘云托月法”、“摹声绘形法”等许多演义小说中的传统笔法，把原本是枯燥的史事，演义成令人不忍释卷的文学作品。同时，在行文上多用短句，在遣词造句中也以朗朗上口为目的，使读者不觉厌烦，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字美。

　　《历代通俗演义》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可以当作《二十四史》的辅助读物；为后起的“纪实文学”开了先河，作了先导，是文学和史学熔为一炉的可贵尝试。

　　1941年1月，毛泽东写信给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列的书单中，就有《清史演义》，即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卧室床边陈列着许多书，其中就有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足见毛泽东生前对蔡东藩著作的喜爱和反复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