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浪子小说 其它 毛泽东读书心得:毛泽东品书论人(毛泽东读书的乐趣和目的在于以书为鉴,吸取和运用所读之书的经验、教训、智慧来启示现实问题。)

  

  193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由陕北保安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毛泽东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幼时嗜读《通鉴》,作诗填词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于清光绪十七年考中秀才,清末以段贡生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1911年到省不久,他因看不惯官场的陋规恶习,月余后称病返归故里。

  蔡东藩与邵伯棠是好友,邵伯棠清末为上海会文堂编书。辛亥革命那年蔡东藩在上海与邵伯棠见面,应约,也为会文堂编写《中等新论说文苑》,当年冬天便出版。自此蔡东藩与上海会文堂书局有了联系。邵伯棠于辛亥革命前曾为会文堂编写一部《高等小学论说文苑》。武昌起义后,邵伯棠去世,会文堂为符合时势的需要,请蔡东藩修改此书。蔡东藩为其修订重版。此后蔡东藩就以每月数十元的稿酬长期为会文堂编书了。

  1914年夏,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妄想恢复帝制,蔡东藩义愤填膺。他深知欲改造祖国,应先唤起民众,遂萌发了“演义救国”的思想,从通俗的历史演义着手,以一己之所学诉诸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之方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书生报国的意思。

  为了符合时势的需要,蔡东藩写历代演义并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先写了《清史通俗演义》,1915年开始至1916年完稿出版。其后,写了《西太后演义》和《历朝通俗演义》(《中华全史演义》)。

  1921年至1923年间,蔡东藩完成了《宋史》《唐史》《五代史》,其中1922年完成了两部。1924年至1926年完成了《南北史》《两晋》《前汉》《后汉》,其中1924年完成了两部。

  蔡东藩的全部通俗演义共11部,1040回,651万字,如加上《西太后演义》(后改名为《慈禧太后演义》)和《中华全史演义》共13部,724万字。10年间平均每天写作2000字。

  《历代通俗演义》以演义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是前所未有的巨著,是一部具有二十四史规模的庞大卷帙之作。蔡东藩也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为了写这部《历代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演义小说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便有说三国故事,北宋时期“说三分”已盛行,后来发展为“平话”,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这便是演义小说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么在敦煌发现的《伍子胥变文》《昭君变文》等说唱历史故事的写本,该是演义小说的鼻祖了。如果按章太炎之说,“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洪秀全演义·序》)。那么“演义”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义小说由于采用了章回体形式,深得民众喜爱,故而得到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

  一生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为何爱读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东藩成功实现了历史著作中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相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写“演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他的前后汉、两晋、南北史绝大部分史料根据正史。唐五代以下,除正史以外,杂史笔记,博采旁搜,但记述乖牾的一概不录。其中有些事情,经戏剧、小说传播,几乎是家喻户晓、众口一词的了,原是演义中绝好的趣味资料,但他绝口不谈。他引用历史资料非常认真。凡是历史上可靠的记载,没有犹豫地写入演义。至于事情有出入的,他用三种方法处理:

  第一种,有些事情有不同看法的,蔡东藩只介绍情况,不作肯定。如宋初的“烛影斧声”是件疑案,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中写道:

  小子通考野乘,也没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痛苦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躲,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至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于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

  “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第二种,遇到史书上某些问题,蔡东藩对于某些说法认为不可靠的,在演义中予以批驳。《元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七回,脱脱赐死滇边,蔡东藩注云:

  余少时阅坊小说,至《英烈传》中记载脱脱自尽事,由丞相撤登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实当时只有哈麻,并无撤登,正史俱在,不能臆造一人。

  第三种,在有些事情并无史实可据,蔡东藩也有想当然的描写,但运用批注说明是自己的意见,态度是审慎的。如《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七回中说杨业被擒,撞死在李陵碑上,临死大呼曰:“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这当然是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脱胎来的。但在蔡东藩批注中则说明:“两语不见史传,系作者从杨业口中,警醒后世。”

  由此可见,蔡东藩的著作有正文,有注,有批,除表示他自己的历史观点以外,对史料的取舍也做了一些说明。

  《历代通俗演义》融历史与文学为一体,以很强的可读性为读者所接受,从而为普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蔡东藩在演义情节的设置上,巧妙地运用了“笙箫夹鼓法”、“剥笋脱壳法”、“层峦叠翠法”、“画龙点睛法”、“避实就虚法”、“烘云托月法”、“摹声绘形法”等许多演义小说中的传统笔法,把原本是枯燥的史事,演义成令人不忍释卷的文学作品。同时,在行文上多用短句,在遣词造句中也以朗朗上口为目的,使读者不觉厌烦,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字美。

  《历代通俗演义》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可以当作《二十四史》的辅助读物;为后起的“纪实文学”开了先河,作了先导,是文学和史学熔为一炉的可贵尝试。

  1941年1月,毛泽东写信给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列的书单中,就有《清史演义》,即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卧室床边陈列着许多书,其中就有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足见毛泽东生前对蔡东藩著作的喜爱和反复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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