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做个傲骨的美人

　　世人知她苏青，

　　便是由那两个艳才情绝的人的文字中晓得的。

　　不过，无论是张爱玲的《我看苏青》，还是胡兰成的《说苏青》，诉诸于世人眼帘的都只是一个邻家妹妹的普通寻常。

　　然，这之外的苏青，

　　实则是旧时上海滩上一个“极富盛誉的女作家”，是为一个傲骨的女子。

　　导语

　　王安忆说，她是个怀旧中的旧人。

　　当人们对上海这座传奇城市进行追忆的时候，她才姗姗登场。

　　她那活生生的，满溢着生活之细节的文字，原是如此让人惊艳不已。于是，人们便于怀旧中记住了她这么个旧人。

　　她写弄堂，写胭脂水粉，写婚姻生活，独独不写爱情。于她而言，爱情只不过是那俗世里的一点爱恋罢了；男女间的那档子事，于生活之中延绵也便罢了，断不必使她用笔去记录、去书写的。

　　她只写活生生的生活，细至精髓，让人心惊不已。

　　出生于宁波书香门第之家的她，免不了接受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随之，她的生活便陷入那泛泛的世俗之中。

　　若不是那可恨的夫君于外花天酒地而不顾她之生活安稳，她便也可在那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过得红红火火。

　　她，终为了自己抛却了无以回望的十年婚姻，做了那人前光鲜实则艰辛的职业新女性，以一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刻画本真的生活。无关它好、它坏，没有禁忌。

　　于是，她成了让人侧目的“最胆大的作家”。

　　她更于追逐“俗世中的爱恋”的厌烦中，把世间女子都写作成欲望之中的“蛾”。

　　张爱玲说她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

　　诚然，她本心忠厚，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只是，世间男子多是些薄情寡义之人，无处可寻到她之所想的那样。

　　如是，她的红尘楼宇中只剩下了无数春痕在那里。她，唯做了一个傲骨的人，才可以安然地存活在这个世界。

　　20世纪

　　40年代的上海，可谓是个乱世，不幸被日军占领沦为“孤岛”。

　　于此，这期间许多文化界名流或撤离、或隐居。因而，彼时的上海文坛寂寞得可怕。然，在某一个晨曦，却惊现了两朵别致的花朵，一朵是那个世人皆知的传奇女子张爱玲，一朵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传奇女子苏青。

　　她在自传体的小说《结婚十年》中，尽数用了那大胆的标题和内容，她写初婚的感受、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她亦写婚外恋，写与各种男人打交道，并于书中细微描述着婚姻生活中女性真实的性心理。一时，被称为“大胆的女作家”。毁誉参半中，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于是，她的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她渴望安稳，亦希冀男子带给她爱，然而世间男子多是那薄情寡义之人。于是，她于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在玩弄男人。而她文字之中的那些男人女人，更是被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如是，她便免不了被人记恨。男人和女人都把她当作敌人。

　　孤岛里的人们，便看到一个于乱世中寂静前行的“最胆大的作家”。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搅乱着那时上海滩的男男女女的心。

　　是真实地活在现世的女子，在一如既往地写着心底的魂，无论好与坏，快人快语地，做了人家芯子里的活。

　　多年后，我们可从她的文字里辨出上海女子那泼辣的一面：能言善辩，占了男子上风；什么事都懂，没有什么瞒得过眼；厉害、刻薄，却不讨人厌，只是骨子里世故罢了。

　　还是被历史埋没了。

　　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当年的声色，早已偃旗息鼓，烟消云灭。一个苏青，又有什么？在人家的时代里，只能是寄人篱下的“乱世佳人”而已！

　　用一支柔弱的笔，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惊天动地的她，让彼时的上海滩记住了一个叫苏青的“胆色”女子。

　　她是自恃极高，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清绝孤高的上海女子，骨子里亦全都是经由岁月时光雕琢的脱胎换骨的涅槃。

　　苏青，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原名冯允庄。

　　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祖父冯止凡乃是一介举人，后经商遂成了那时城市里新兴的殷实市民。由此，这苏青亦是那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小姐。

　　苏青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那个清一色女性的古老大屋里，承载了外婆、姨婆、母亲等女性的无私关爱，让小小年纪的苏青，心底充满了无限的爱，这亦对她以后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人生并非一切都是完满和美好。

　　回忆里还有一个父亲的影子，那个叫作冯松卿的人是庚子赔款留洋的留学生。年轻时，多待在国外，对苏青的关爱亦是少之又少；回国后，对家庭亦是不甚尽责的。这些于年幼的苏青而言，是伤痛和无奈。

　　自古以来，女子于家中的地位都是轻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的苏青，虽说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是在父母的眼里，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还是落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的命运，于十四岁那年经由家长之命、媒妁之言与一个叫李钦后的男子订了婚。

　　1934年，已为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的她，和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李钦后于老家正式完婚。不久，她便因怀孕而退学，正式结束了她少女年华的生活。

　　之后不久，她和丈夫肄业移居上海。

　　至此，她的生活便与那个十里洋场、满眼飞花柳絮的上海滩有了绵密的纠葛。

　　1935年，她为抒发生产的苦闷，写就了那篇名为“产女”的散文，并被发表于时为《论语》的杂志上。由此，她正式踏上海派文学的道路，并与那个传奇的女子张爱玲一起，走了一条现在看来完全是“非主流”的写作路线，一起红遍当时的上海滩，且一起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

　　然而，她终究是个怀旧中的旧人。当人们在追忆老上海的风花雪月时，张爱玲终于红透祖国大地，而她只一如那影里的旧人，只把一抹春痕隐约在旧时上海的梦里，就此模糊在今人的心里。

　　※

　　于苏青而言，这场婚姻是“旧式”的，完全与“爱情”不沾边。所以，多年后，她如是轻省回望地写出这样冷僻的句子：“婚姻不如意，便是顶薄命的事，理想婚姻是应该才貌相当的。”

　　于是，世人仿若可以看到那个因无爱而决绝的凌厉女子曾怎样的彷徨疼痛着。

　　是有过爱情出现的，于她生命里。

　　但对她而言，却是苦涩悲凉的。大学里的那次情动，于开头算不上浪漫，于结局也只剩下悲凄。于是，我们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应其民在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后，唯一过激的反应也不过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我是多余的。’然，她亦没做过任何努力于这段感情，青涩的两个人就这样哭过一场便把感情的伤掩埋。”

　　无奈之下，生活就此进入所谓的轨迹，她以青丝如黛、红颜初艳之好年华成了他李钦后的妻。如此，开始养儿育女，相夫教子，且日日里尽是些柴米油盐，与长巷深院中芸芸众生绝无二致。

　　寂寞、孤独、无聊、烦琐的主妇生活，生生将生性活泼好动的她压得喘息不过来。而身边那个同床共枕的男人，更是暴露出自私、懦弱、虚荣、没有主张的恶劣来。生活真真仿似那“一袭长满虱子的华丽袍子”，有万千的难以忍受在里面。

　　让她心死的，是那个她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的男子的外遇。

　　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端拿着大律师的道貌岸然的丈夫，日日于上海灯红酒绿之中逍遥买欲，独独忘了家中还有妻儿要养，更甚的是他极不负责任地拒绝承担生活费。

　　中国的旧式女子怕是女人里顶顶悲哀的，不过是男权社会里分得甚为清楚的十等男人后的“第十一等”的人，千篇一律地被冠以“贤良淑德”的美名，就此失了自己的脾性好恶，低到了尘埃里。

　　所以，当她向那胡来的少爷乞求家用时，得到的只是那一记响亮的耳光，及那伤人心的话：“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我可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也不能给你固定数目，你爱怎样便怎样，我横竖不大在家里吃饭……老实说，就是向我讨钱也该给我副好嘴脸看，开口就责问仿佛天生欠着你似的，这些钱要是给了舞女向导，她们可不知要怎样奉承我呢！”

　　于此，她不得不让自己成了娜拉，开始醒悟，原来女子除了婚姻子嗣更该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

　　1944年，她与他离了婚。这一年，她三十一岁，结婚整整十年。

　　这段婚姻，于她而言真真是无以回望，顶薄命的一件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她这样的文字：“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如此，若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尝不是一种境界！

　　古今中外男子，历来薄幸寡情，他们朝秦暮楚的心思如水游弋不止，而女子却多是不顾男人形容外貌肯与其终身厮守的。想来，真不禁心寒如那夜水，骨子全是那心灰意冷。

　　想她苏青，离婚后顶着独立新女性的头衔，日子自是艰忍难熬的；更是为那一身瘦影在床，人形溃败的。

　　于是，我们在她的传记小说中看到这样的影射：“……天下竟没有一个男人是属于我的。他们也常来，同谈话同喝咖啡，也请我看戏，而结果终不免一别，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有小小的温暖的家，就算是同我很要好，又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哼，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了这个家呢？

　　我恨他们，恨一切男人，他们不肯丢弃家，至少不肯为我而丢弃，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无价值的女人吗？”

　　事实上，她的身边从来是不乏男人的，他们欣赏她，引她为红颜知己，和她谈文学人生，然而他们多有妻儿和戒律标准，全然都是不属于她的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地接着走掉。可是，身在俗世红尘，竟还是免不了那些男女之间的那档子事儿的。于是，她仍是要他们的，日日里身体亦是迎来送往。毕竟是一个正常的女子，断然不会成了古典爱情小说里那种为了破碎的爱情终身守节的标本。

　　她是有所希冀的，于这无望的俗世红尘中，她亦希冀真爱、承诺，及那温柔的归属。只是，她最后希冀到的却全然是架构于无爱之中的那层叠的性。于是她“悔恨交并”，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

　　不过，她毕竟不是乔治·桑，于情欲骄纵混乱中也可安然无所谓。她仍是被“贤良淑德”之类古训影响着的中国女子。于是，她的心底遂有了那耻和悔：觉得自己“吃了亏，还没处诉苦”，甚而“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但，她并没有毁掉自己。

　　不过是俗世中的一点爱恋罢了，断不可使她伤心至断肠的。

　　十年婚姻再是不可回望，都可让她拥有一颗强壮的心。爱恋状态下，她亦可拥有亦舒说的那种“丢在泥淖里还是啪啪跳动，淌着血”

　　的心。

　　苏青之前，没有一个中国女作家能像她那样直言不讳地谈“性”。

　　她，把女人温情脉脉的假面撕掉，还原出一张“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真面目，可使无数女子花容失色，亦可令一些卫道士暴跳如雷。实则，她的“**裸的直言谈性”，是让许多的正人君子挑灯夜读，捂在被窝里窃笑的。

　　她写：“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

　　如此，一语言中了世间女子都是那欲望之中的“蛾”，都有为那爱欲、情欲而飞身赴火的决绝。

　　她是深懂女人的，亦深知男人心机的。于她眼中女子全然是那欲望中的“蛾”，男子则全然是那薄情寡义的“负心郎”，多是靠不住的，见异思迁得很。家中有娇妻，却还要于外面厮混一个情人，这还不能够满足，于是就去嫖妓。

　　如是深懂，让她的文字有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惊世骇俗。

　　人说，惊世骇俗的原是最招人骂的，但她不怕挨骂，仍要发表言论：“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这言论一出，便是在沪上之地“一石激起千层浪”。

　　如此，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然多半是侧目而视。

　　不过，她索性就豁了出去，用那拉家常的语气谈着这些事，且还妙语连珠的。

　　她言：“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因为年轻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

　　由此，有学者如是说：她是一个“无须长发蔽体，也能**驰马”的女人。

　　写就一部上海《长恨歌》的王安忆曾如是说：“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

　　如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于乱世中坚忍的、独立的单身女子，以一身的傲骨飞檐穿梭于她自己的红楼之中，留下一些看似无关痛痒，无关风月琐碎的句子，实则那处遗留下的全然都是春痕似海的伤痛。

　　其实，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一如她小说中的女子，天真、感性、琐碎、软弱，渴望爱与依靠。所以，张爱玲说：“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她对人生有基本的爱好。”因而，尽管她脸上有看透一切的讽刺的笑容，但她还是要在红尘楼宇之中兜兜转转，即使得不到她想要的爱和恩慈，却还要自己奋不顾身，飞蛾扑火。

　　人说，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哪一桩是精神变物质地变出来的？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像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

　　因而，她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她开始经营自己所写的书，亦办了那收拢了不少知名作家的《天地》杂志。

　　她是深知乱世里的男女欢爱是由人情世故里滋生出来的一夜夫妻百日恩爱或相互体己罢了。于是，在报纸边角里，她开辟了一个小专栏。除却风月，她什么都谈，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离婚，谈子女家长，谈职业人生……

　　王安忆说：“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这样的上海之地，她断然不能再靠那“爱”来安慰了。于是，她便只在自己的“红尘楼宇”中书写那一纸的细碎和无爱的真实。

　　幸运的是，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

　　如是，她便将细碎生活做舟筏，寂寂渡过那苦海，在城市最黯淡的时光里，可从那紧掩着的三层阁楼窗户里，飘出一丝小壶咖啡的香气。

　　张爱玲说：“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钧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于我看来，苏青在自己的“红尘楼宇”中，也是这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过着，春痕满处也好，淡淡紫晕也罢。

　　我想，把真实生活写得淋漓尽致的苏青是有先知先觉的吧。

　　早年间她于《续结婚十年》中写过这样的句子：“他们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

　　诚然，生活便是这般地给她以捉弄，竟真的应了验。

　　当新中国成立伊始，当张爱玲眼见花开无人赏，别人的热闹亦是和自己不相干，于是远走高飞时，她苏青却因着骨子里是个天真热心的人，想着一个新的社会总是好的，便在了上海紫祥里于芳华越剧团里热热闹闹地安了营、扎了寨。

　　过的依然是真实的日子，却也因着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亦写出了不少好剧本。然而，人世浮华如梦，沧桑过眼如云，好日子才开了头，厄运便从天而降，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掀翻了汪洋里的无数扁舟，她也不能例外。

　　她被投放在一个叫“提篮桥”的监狱，过了一年多白日不可辨黑夜的牢狱生活。出来时，已物是人非，被开除公职，贫病交加，一无所有。当她求助于至爱骨肉之时，寒更由心底凉，对方声称：已与她划清界限，从此断绝往来。

　　面对亲人的无情，她唯有躲在真实生活之下隐匿地过活。她闭门谢客，只守着满园的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病中的身体，于时间的飞转流逝中愈来愈恶化，她并不去医治，一任它如同恶魔般侵蚀她的身躯。她是已经对生活失望了，抑或是绝望，唯一希冀的便是快快死去，好让那不如意的险恶的世相如那滚滚东流的逝水般流去。

　　忽不见了那个用十年走完百年路的坚韧女子，关于她的那些繁华过往便都隐匿于那梦里，便只成了繁华旧梦一桩而已。

　　“生命不过是一场坟地里的盛宴，饮罢唱罢，死亡就微笑着翩翩飞临。”1982年

　　12月

　　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于上海寂寞离世，时年六十九岁。

　　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不过四五个人，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苏青曾在《归宿》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如是说过。

　　可是，时至今日她依然没有归宿。因为，今人还没有谁可寻到她那“文人苏青之墓碑”。

　　安妮宝贝说：“有些人是可以被时间轻易抹去的，犹如尘土。”

　　而她苏青却不能，因她是净土，傲骨凛然的净土，这般的净土有时不在那辽远的世外桃源，而就在你的心里。即使我们寻不到那显石显字的文人之墓碑，她的傲骨的灵魂亦仍是存在于那“善良与爱”里的。

　　所以，无论归宿如何，她苏青永都是人们心中、爱玲眼里的明亮的中国风的房间内那“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