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作为一个操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如此沉湎于声色，迷恋于一个年轻女子，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本来玄宗执掌政权以后，鉴于武周后期特别是中宗神龙以来的政治动乱，严格禁止后宫及外戚干政。但是，自从杨贵妃入宫以后，玄宗的这种戒心就**然无存了。

　　杨贵妃家族的门庭，本来十分寒微。为了显示自己对贵妃的宠爱，同时也是为了抬高贵妃的身世，玄宗毫不吝啬地对杨家父母、兄弟、姐妹大加封赏。杨贵妃在四川的生母及三个姐姐，被迎至京师长安居住。三个姐姐被封为国夫人。大姐韩国夫人，原嫁崔姓人家；三姐虢国夫人嫁裴家，夫亡寡居；八姐秦国夫人则嫁柳氏人家。

　　天宝初，杨贵妃正式册封后，其生母封为凉国夫人，其亡父杨玄琰累赠大尉、齐国公，叔父玄珪升授光禄卿，再从兄杨姨为殿中监(后授三品、上柱国),杨锜为传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以母爱，礼遇过于诸公主，赐甲第，连于宫禁。

　　天宝七年(748),贵妃的三个姐姐被册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杨铥、杨锜等五家，玄宗“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成为权势显赫的新贵族。

　　贵妃的三个姐姐，玄宗呼之为姨。每年给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钱千贯，作为脂粉之资。她们三人还特蒙恩顾，可以随便出入宫掖。玄宗每得四方上贡的珍异之物，都分赐予杨家姐妹兄弟，每家一份，“五家如一”。

　　玄宗每年十月都要到临潼温泉去度假，自从有了杨贵妃，他不但每次都带着她去，还要贵妃姐妹兄弟五家随行。出发时，五家每家为一队，穿一色衣服，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

　　而人马过后，“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璃芳馥于路”。这些新贵的豪奢之情由此可以想见。这在正直的官僚群中，不能不引起很大的反感，而人民更对其憎恨。

　　在京师长安，杨氏姐妹兄弟五家的宅第，极其豪华。他们每造一堂一室，动辄花费千万。这还不算，见谁家的房子胜过自己，便拆掉重盖，致使“土木之工，不舍昼夜”,劳民伤财，毫不在乎，骄奢**逸到了极点。而虢国夫人这个寡妇，更为豪**霸道。

　　有一天，她亲自带领工徒，闯入韦嗣立私宅，下令撤去旧屋，自盖新房，除了给韦家十亩空地外，其他一概不问。但是，中堂盖成后，虢国夫人故意挑剔，谩骂工匠，克扣工钱，只给了二百万。工匠复求赏钱，虢国夫人答应给五百段绎罗，但有一个条件，要工匠捉一些蝼蚁、蜥蜴放在屋中，记好数字，若走失一个，则赏钱分文不付。其蛮横无理竟至如此!

　　每逢朝廷举行大典，百官五更便汇聚朝堂等待天明，而这时杨氏五宅总是炫耀自己，抢在百官之前，“倩妆盈巷，蜡炬如昼”。甚至连李唐宗室事务，她们也经常插手干预，如“十宅诸王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绍介”,只要向她们先纳贿赂千贯钱，则奏请无不称旨。

　　这些贪得无厌的杨氏新贵，还仗着贵妃威势，滥用特权，谋求私利。她们骄横霸道，有恃无恐，甚至连宗室皇亲都不放在眼里。

　　天宝十年(751)正月元宵节，是长安城中的灯会，京城热闹非常。杨家五宅的国夫人之类都出门观灯。一行人在闹市中横冲直撞，百姓们为之侧目。行至西市门，与广平公主的骑从相遇，双方争道。杨氏的家奴竟依仗主势，挥鞭乱抽，连公主也不放在眼里，鞭及其衣服，公主受惊堕马，驸马程昌裔赶紧上前扶公主，竟又遭数鞭。

　　广平公主受此侮辱回宫向父亲玄宗哭诉。玄宗不问情由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下令杀杨氏奴，另一方面又停程昌裔的官职。

　　然而，杨贵妃家属中最为得势的要数杨国忠。如果说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铥、杨锜二兄弟还仅限于生活上的豪侈荒**，那么杨国忠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就远非她们可比了。

　　杨国忠，原名杨钊，山西蒲州永乐人。武则天时的幸臣张易之，即其舅父。杨钊从小不学无术品行不正，嗜饮酒赌博，杨氏家族中对这个小无赖十分鄙视。

　　杨钊在家乡混不下去，乃“发愤从军”,到蜀郡当屯田兵，以屯优当迁。益州长史张宽因“恶其为人”,先借故打了他一顿，然后才授予新都尉。杨钊与杨玉环是从祖兄妹关系，是一个宗族关系疏远的远亲。

　　贵妃生父玄琰死后，杨钊即往来其家，“与其中女通”,根据后来的情况看，中女即杨玉环的三姐。因杨玉环生下不久便被居住于河南的叔父领去，所以她长大后并不认识杨钊。总之，杨钊的青少年时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直被人歧视。

　　自从杨贵妃得幸，杨钊的时运也来了。在蜀中时，杨钊曾结识了四川的豪富鲜于仲通，在经济上时常得到他的接济和资助。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据说他“颇读书，有材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任他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遇事多和他商量。

　　章仇兼琼虽在四川地区握有重权，但宦途险恶，朝廷中又无靠山，故对自己的前途颇为担忧，总想在朝廷的重臣或其他方面能找到一个靠山，以保全自己的官宦前程。

　　当他了解到杨贵妃的老家在四川，于是便想通过贵妃在四川的亲属，打通这一条内线的关系。他推心置腹地和鲜于仲通说。“今吾独为上所厚，苟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

　　可是，鲜于仲通是个交游并不广的地方土豪，和杨妃家素之交往，在长安认识的人也不多。因此对鲜于仲通说：“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会事。”表示自己无法完成这个重任。

　　但当鲜于仲通提出找杨妃戚属的关系时，他想起了杨钊，并将杨钊介绍给章仇兼琼。章仇兼琼接见杨钊时，见他“仪观丰伟，言辞敏给”,干这类差使，条件很适合，遂即任杨钊为推官，在感情上又加意结纳，关系一天天融洽。

　　章仇兼琼见时机成熟之后，即派杨钊上京师长安向朝廷贡献蜀锦。临行，对杨钊说：我备了一些东西在郫县，以供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即可由他自己支配使用。

　　杨钊至郫县，见章仇兼琼已备好价值万缗的上等蜀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大喜过望，昼夜兼行，很快抵达长安。他一一拜访杨氏诸位兄妹，将蜀货分别亲自送上门，说这是“章仇公所赠也”。他与虢国夫人是“老相识”,遂住在虢国夫人的家里，将蜀货的一半留给这位贪财的夫人。

　　于是，杨氏诸兄妹日夜在玄宗面前夸奖章仇兼琼，博得了玄宗对他的好感，杨氏兄妹也就成了章仇兼琼政治上的后台。杨钊也因此获利，他的兄妹称赞他“善樗蒲”,引他去晋见皇帝。

　　玄宗见又冒出来一位贵妃的亲属，便留下在京师充职，可以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旋即任为金吾兵曹参军。只是杨钊系疏属，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所以玄宗在初时并没有像杨铥、杨锜那样给予高官厚禄的封赏。这是天宝四年(745)秋天的事。

　　杨钊在长安站稳脚跟以后，便凭借贵妃及杨氏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内，他经常入宫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地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侍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钩校精密”。

　　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度支郎中乃户部负责统计核算财赋收支的官吏，其实杨钊并没有任度支郎中，玄宗这样说，不过是借此比喻他的算计精明，可是，杨氏姐妹却抓住玄宗的这句戏言不放，说什么君无戏言，“数征此言于上”。

　　与此同时，杨钊已巴结上了宠臣王铁，王铁以户部郎中为户口色役使，遂奏请任他为自己属下的判官，玄宗在诸杨的要求下顺水推舟，同意杨钊担任这一官职。不久，又擢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位虽不高，却是一种清要之职，也是进入高级官员的必经阶梯之一，一般都以素有名望的士大夫担任。而杨钊为人卑微，完全凭借着裙带关系，“骤履清贯，朝士指目嗤之”。

　　天宝时期，权相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利用杨钊怙宠敢言，引以为自己的党羽，而杨钊也乘机投靠，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机会，因而与杨慎矜、吉温等人充当打手，积极参予迫害太子李亨势力的各种行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党羽数百家。

　　这些都是杨钊首先发难的。而在背后指使的则是李林甫。因为有杨氏诸姐妹作靠山，杨钊有恃无恐，“乘而为邪，得以肆意”,既巴结了权臣李林甫，又有利于杨贵妃，自己也可树立威权，在他看来，此事是一举三得。

　　在玄宗面前，杨钊则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玄宗因年岁渐大，“意有所爱恶”。杨钊通过杨氏诸姐妹“探知其精”,事先做好准备，故“动契所欲”,讨得了玄宗的青睐、很快由监察御史迁升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一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招募剑南健儿等使。一身兼数要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员。

　　不久，玄宗又认为他干得不错，正式擢升为度支郎中。总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钊便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天宝八年(749),玄宗召集公卿百官参观左藏库藏之物，见物资、钱币山积，大为高兴，以杨钊理财有方，当即面赐金紫，兼权太府卿事。

　　从此开始，杨钊得专钱谷之任，出入探宫内院，宦官们在玄宗面前为他说好话，因而玄宗对他更日加亲幸。

　　天宝九年(750),杨钊上奏请为自己的舅父张易之兄弟昭雪，玄宗居然表示同意。接着，杨钊以自己的名字钊字，含图谶“金刀”,有犯上讳，请更名，以显示自己的“忠诚”,玄宗遂赐名“国忠”。

　　杨国忠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自己的羽翼逐渐丰满，有了一定的政治力量，便开始不择手段地倾轧与自己分宠的同僚。李林甫指使王铁整治杨慎矜时，杨国忠就已经积极参加了。

　　以后王铁遭殃，杨国忠更是上蹿下跳的凶恶打手。因为当时王铁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在自己之上，官位声望也在自己之上。遂借邢肺“谋乱”的案子，投井下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王铁的弟弟王焊与邢肺友善，杨国忠抓住这一条控告王锂与邢铁谋乱有牵连。玄宗初以王铁委任很久，理财又有“功”,未必知情，为其开脱罪责，认为王镍与王铁是同父异母兄弟，可能是王镍妒忌王铁富贵，故意陷害他的。因此，玄宗想原宥王铁之罪不问，但必须要王铁先奏请罪，然后再加赦免，遂密令杨国忠将此意告知王铁。

　　可是，杨国忠不仅没有将玄宗的真正意图透露给王铁，相反劝王铁忍痛割爱，以保存自己。王铁想了很久，没有答应，结果，王铁兄弟皆被处死。而杨国忠呢，却因此而得以代王铁官御史大夫，并夺得了京兆尹的重要职位，凡王铁所领众使务，悉归国忠。这是天宝十一年(752)的事。

　　从此，杨国忠“权倾内外，公卿惕息”。杨国忠是天宝四年(745)贵妃册封之后进京的，他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便从一个地位低下的新都尉，一跃而成唐朝中央政府的新贵显要。由于他所依靠的是贵妃和杨氏姐妹的力量。因此，他虽身任显官仍为人看不起。他与杨氏五姐妹兄弟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外戚集团的腐朽势力，又通过杨国忠的肆意干预朝政，致使政事日非。

　　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李林甫的长期排斥异己、专断朝政，矛盾本来已经十分激化，加上杨国忠为首的一股恶势力，矛盾就更加尖锐，而朝政的腐败，更是越发不可收拾。

　　杨贵妃本人直接干预政事，她不像韦后、太平公主之流那样具有政治野心，从未和外廷的官僚发生政治上的联系。但是，她客观上助长了杨国忠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势力的兴起。

　　杨国忠等人之所以能保住那种“暴发户”般的新贵显赫地位，如果没有杨贵妃在宫内的支持是不成的。而杨贵妃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宫的专宠地位，同样需要外戚势力在朝廷中的支持。

　　在初时，杨贵妃的这种政治倾向或许不甚明显，但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形势的发展，切身利益的需要，迫使她不能不那样去想、那样去做了。杨国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成为自己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反过来，自己也必须竭尽全力支持杨国忠为首的官僚集团势力。

　　对唐玄宗来说，宠遇杨氏外戚，固然有其取悦于贵妃的一面。然而这种宠遇已大大超过了一般应付的限度。通常情况下，授予外戚的官职，仅限于闲职，散官，玄宗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开元中对武惠妃的家属，都莫不如此。

　　唯独此时对杨氏外戚一族，玄宗禁网大开，授予实职，任其扩大权势，尤其是对杨国忠，重加擢用。玄宗是否由于女色而昏庸糊涂到如此地步呢?

　　不是。他那样做，目的是在朝臣中培植一股新的势力。

　　有事实表明，天宝后期玄宗已开始逐渐疏远李林甫，他扶植杨国忠，一方面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另一方面也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这是玄宗惯用的手腕。

　　杨贵妃专宠以后，不少官僚趋炎附势，讨好贵妃及其外戚。但李林甫的态度颇微妙，从现存史籍资料中几乎找不到他积极支持纳杨玉环入宫的记载(说来也不怪，寿王瑁本来是他保护的对象)。如果同他当年积极讨好武惠妃的态度相比，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显然，杨贵妃同李林甫之间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杨国忠在朝廷势力的膨胀，就不能不对专权独断的权相李林甫构成威胁了。

　　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帝王对于大臣的既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或者在信任重用之后，随着条件和形势的变化，随时都可加以抛弃，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

　　唐玄宗对于杨国忠如此的宠信，除了讨好贵妃等因素之外，还有着借以控制朝臣的一面，这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安禄山的态度上。

　　安禄山天宝六年(747)入京朝见玄宗时，杨玉环已正式册封为贵妃，安禄山早就知道这是当今宠冠六宫的娘娘，对玄宗的影响力巨大，遂别出心裁地请求为贵妃的养子。其实，贵妃的年龄比安禄山还要小得多。

　　有一次，安禄山入禁中，见玄宗与杨贵妃共坐，便先拜贵妃，再拜玄宗。玄宗好生奇怪，问其何故?安禄山对道：“蕃人先母后父耳。”唐时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中，还残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故有先母后父之说。

　　可是，安禄山是懂得唐朝廷封建礼仪的，他这样做，并不是风俗习惯问题，而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想以此讨好杨贵妃，从而进一步讨好玄宗。他这样做，玄宗果然大为高兴。

　　从此，安禄山每入内晋见，玄宗总让贵妃陪坐，还命杨铥、杨锜和韩、虢、秦三夫人皆与安禄山约为兄弟。在君臣关系之上，又结成了薄薄的亲属关系。

　　天宝九年(750)冬，安禄山再次入朝，这次是先到临潼温泉宫。玄宗先命杨国忠兄弟及韩、虢、秦三姐妹以亲属情谊同赴新丰迎接。一路上“飞盖荫野，车骑云屯。所止之处，皆赐御膳，水陆毕备”,好不威风。

　　到了温泉宫，玄宗又让杨国忠及贵妃姐妹陪他游宴。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一日，适逢安禄山生日，玄宗赏赐大量器物衣服，贵妃也送了一份

　　厚礼。第二天，又赐陆海所产山珍海味，皆用金银盛器装载，连盛器一起赐予。

　　第三天，杨贵妃又以母亲的身份将安禄山召入宫内，以绣绷子绷在安禄山身上，还叫了一群宫女用彩舆将笨重的安禄山高高抬起，戏谑声“欢呼动地”。笑闹声传到玄宗耳朵里，急忙派人去问，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

　　原来，当时的风俗，在婴儿生下第三天，要施沐浴礼，还要请亲朋好友去观看热闹。贵妃也如此做。玄宗听了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畅怀大笑，并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

　　从此，宫中皆戏称安禄山为“禄儿”,可见他和玄宗、杨贵妃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层，蒙上了一层父子和母子的关系。因而安禄山可以随意出入官掖不受禁止，安禄山得与贵妃对食，甚或通宵不出，由是“颇有丑声闻于外”,而玄宗呢，既不怀疑，也不加追究。

　　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究竟有无“丑事”,只是历史的传闻，无确切的资料可作说明，按情理推测，安禄山此时主要是向杨贵妃谄谀，目的在讨好玄宗，不至于敢对杨贵妃有所非礼。

　　而杨贵妃明白玄宗笼络安禄山的政治意图，因此才敢如此与安禄山戏狎，也主要是从感情上拉拢安抚。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也是玄宗所默许的。一般人不从他们的政治关系上去探究，而好从隐私方面着眼。自然免不了捕风捉影，实在是不值一笑。

　　总之，在对待安禄山的关系上，杨贵妃不过是唐玄宗笼络、控制安禄山的一个工具。但是，依靠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其结果如何，就不是玄宗所能预料的了。由于非分的恩遇宠待，安禄山在政治军事地位方面迅速上升，随之，政治野心便逐渐在他的胸中滋长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