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印度的压榨外，东印度公司还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鸦片收入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7。说到鸦片，就必须要从茶叶讲起。从18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在英国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茶在英国的关税高达90%～100%。如果茶叶不能按时按量地保证供应，就可能严重影响英国的社会安定和国家财政收入。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毫无兴趣，漠然视之。19世纪，一位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此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英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加棉花重量的三倍……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另一位英国贵族则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但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吃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结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逆差。1710年一1760年，英中逆差总额高达2600万英镑，相当于1亿4百万两白银，几乎耗尽英国的白银储备。在当时的英国，普通警官每周收入不过1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收入才寥寥6便士(在英格兰银行1971年实行新货币进位制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和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英国人用英国工业品、烈酒等换取非洲黑人，再把黑人卖给美洲奴隶主换取白银以及美洲白糖、棉花、咖啡等土特产。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随着中英茶叶贸易流入中国。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如果从1000年开始算起，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长期出超，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中国拥有了全球2/3的白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

　　1773年是中英贸易发生逆转的关键。这一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最高比例。1796年，中国政府宣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因素，东印度公司不再做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鸦片贸易转由其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经营。这些自由商人开始以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

　　从1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被逆转。白银通过迂回的方式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公司将白银运往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所以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与此同时，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储备流出。1790年一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4亿两白银。1828年一1836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

　　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棉纺织业彻底衰败，大量原本种植棉花的印度人开始疯狂改种罂粟。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运输工具，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鸦片贸易使英国主宰世界白银市场，却使中国人陷入悲惨的境地。近代史中的两大罪恶贸易分别是鸦片贸易与奴隶贸易。但与鸦片贸易相比，奴隶贸易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残，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鸦片对中国人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同治年间(1862—1874),中国吸食鸦片人口达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到1932年，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为8000万，占当时人口的16.89%。即便到了1949年，四川有70%的成年人是鸦片吸食者，云南昆明不到30万人口中鸦片成瘾者有6万多人，今天的云烟大本营云南玉溪吸食鸦片者占当地总人口的30%。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1834年以前，所谓的自由商人所组建的洋行已经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鸦片贸易。外资洋行大批涌现，其中最大的三家英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以及美资旗昌洋行，他们几乎垄断了中国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迪逊公司，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迪逊创办。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麦迪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成为自由商人，1818年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迪逊在广州合伙创办了怡和洋行。1834年，怡和洋行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世纪40年代初，渣甸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成了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心腹。麦迪逊也当选为议员，在下议院一干就是25年。后来，他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从鸦片贸易中赚到的钱。

　　1805年，3只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仅次于英国，1817年一1818年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在广州的美国洋行除奥利芬一家外，全都参加了鸦片走私活动。从1805年美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中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成为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财富。1848年去世的19世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财富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