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协议的成就和失败，包括作为(它做了什么)和不作为(它没做到什么)。市场做某些事，避免做另一些事。“失败”可能出于积极目的结果却是坏事，或出于没有做本应做的好事。从道德判断这个例子看，谋杀是有害的作为，而没有阻止可预防的谋杀则是不作为。

　　与其他机构一样，市场做某些事，避免做另一些事。市场机制和“非市场”体系之间的确隐藏着不对称。在市场无法自由运行甚至根本无法运行的情况下，一项经济安排可能是“非市场"的，这可以称为"排斥市场"的安排。或者，许多事国家会做而市场不会做，这也是“非市场”的。这些辅助性操作不一定禁止市场和交换，可以称为“辅助市场”的安排。

　　既有排斥市场又有辅助市场的混合干预体系显然有存在的可能，两种“非市场”安排其含义可以非常不同。用当前关注的一个特殊领域的实例，即持续困扰现代社会的可怕的饥荒现象，能有效地说明该问题的性质。饥荒既发生在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但是在观察市场经济中的饥荒时，我们要问：为什么市场体制无法避免饥荒呢?

　　经常有人争论说市场能够而且正在扭曲食物交易。当然不难发现市场被有组织的商人操纵的例子，这类操纵有时增加了与饥荒有关的痛苦和不幸。但另一方面，很难找到证据证明贸易畸变是市场经济中饥荒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中，市场机制的明显缺陷在于市场的不作为。比如说，如果有些群体由于干旱或洪水而失去工作，从而丧失了购买力和获得食物的权利，市场不会努力重新创造收入或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对食物的控制。这是不作为的错误，有别于市场积极作为的坏事。在这个例子中，补救措施不是寻求“排斥市场”的干预。

　　没有理由认为饥荒中与市场机制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是“不作为"型的，也就是认为市场没有行动而不是它们积极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的运作可能恶化某些团体中人们的处境。举个例子，由于主食价格更便宜，与之相关的肉类和肉类产品价格下降，畜牧场主大批屠杀牲畜，这就是因为市场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许多饥荒中经常发生。畜牧业经受的痛苦是因为商业化社会中它们的经济存在依赖市场的作用。同样，在劳动力需求下降时，工资与食物的价格比率下降(由于干旱或洪水影响了农业活动),无疑同时恶化了劳动者的处境，这种脆弱性与其对市场交换的依赖有关。

　　但是，即使市场行为会造成问题，也不能通过法律取缔市场来消除饥荒的威胁，也就是不能通过采取任何"排斥市场"的全面干预的行为。的确，在这些案例中，个人通过市场参与(例如，出卖劳动力、以个人的工资所得购买食品、或出售肉类产品以购买便宜的食品)获得的利益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急剧受损。这一过程由于市场交易利益的减少而产生——市场交易的利益对生存极为重要，人们可能已依此为生。由于市场机制无法为交易协定和贸易条件提供保障，人们就只能继续处于贫困中。

　　没有阐明排斥市场的干预和辅助市场的干预之间的区别，造成了一些错误的分析和误解。例如，亚当·斯密(1776)为谷类食物的私人交易辩护、批评国家的禁止性限制，经常被误解为斯密认为国家干预只能使饥荒更严重。然而斯密是通过驳斥“食物贸易会产生严重市场作为错误”的观点，从而为私人贸易辩护的；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否认在对付饥荒的威胁时，为了辅助市场行为国家需要采取增加收入的行为(如就业计划),因为市场不会这么做。斯密的观点是拒绝排斥市场的干预体制，而不是辅助市场行为的社会干预。

　　斯密对饥荒的分析实际上与这个观点相一致：赞成通过有辨别力的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让被剥夺权利的人增加收入和购买力，通过私人贸易让食物的供应反映新需求。有证据——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表明(1)政府采取行动为潜在的遭受饥荒者增加收入和购买力，(2)让私有市场反映这些收入和需求，这两种行为的结合在防止饥荒中十分有效。斯密的朋友孔多塞(Con-dorcet)详细地论述过这种结合，斯密自己的分析也完全按这条思路进行。

　　斯密没有为市场机制的作为功能大力辩护。他的关于“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为一方，消费者为另一方”的贸易收益的著名论断指出，市场通过交易确实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不可否认，如果我们缺少购买肉类、啤酒和面包的钱，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对我们就没有用处。他认为，抑制这种交易将是个主动性错误，但是满心希望地消极等待收入的产生，然后面包师等人开始向穷人提供食物，也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

　　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现代经济中市场和非市场机构各自承担的角色很重要。实际上，可以同时达到：

　　(1)市场机构更

　　多，(2)超越市场的目标。的确，在应对印度行动计划遇到的挑战时正需要这样的组合。印度政坛争论形式趋于传统(“赞成”或“反对”市场)正是由于混淆了问题性质的结果。例如，在需要更积极地发挥市场作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领域，没有解决需要更多的国家行为来提高印度糟糕透顶的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水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不会削弱对印度过分管制的经济进行改革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辅助市场的安排，在独立后的印度对消除饥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作为仍是当前印度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不是指易发生饥荒，而是表现出常见的营养不良、普遍的文盲、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形式。这是对人类应重视的基本自由的否定，而且这些不足，在人们参与经济扩展和社会变动的实践中，将严重限制人们的机会。为保卫这些自由，把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相结合，极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辅助市场的干预将比排斥市场的干预或不干预都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