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包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

　　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说：“一饮之而不良，再饮之而无效，三饮之而疾不去者，必庸医也。”文学家对于评论家的好心指点，哪怕他字号再老，名头再大，也要具有这点最起码的清醒。

　　——海明威说过，30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患上不育之症，写不出东西，就是评论家教导的结果。

　　秦可卿病得很重，贾府上下焦急万分，请来名医张友士，诊脉以后说道：“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这番话的意思，连傻子也听明白了，何况贾蓉？可到底害的是什么绝症？医生不说，作家也不说，《红楼梦》中这位始终是谜团一样的美人，又多了一层悬念。

　　据张大夫“或以为这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的话来推测，即将香消玉殒的，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最完美女性，有可能患的是妇科肿瘤之类的病症，而且到了晚期。再高明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了。

　　平心而论，人之垂危，是很值得同情的，无论以往有多少不是，也不应该苛责了。清末的王希廉，即护花主人，最早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在大夫阐述病情一段，于书眉批上“一副色欲虚怯情状”的评语，是有欠厚道的，无论如何，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嘛！

　　评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李卓吾、金圣叹、李渔、毛宗岗，为其佼佼者，在古典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评点式批评，及时跟进，随感而发，嬉笑怒骂，生动活泼，是其优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忽略全局，是其缺点。因此，长于“后顾”，短于“前瞻”的手术刀式的评点，作用于文本的意义，要大于对文学运动、现象、潮流、思潮的探讨与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或批评家，所以“事后诸葛”者甚多，“高瞻远瞩”者甚少，恐怕和评点的这种弊端有关。积习相沿，旧风不改，也是当代中国大师级评论家难产的原因。

　　虽然不少人自命为大师，或被徒子徒孙尊之为大师，那是小圈子里的室内清唱剧，纯属自娱自乐。这位王希廉，大概也是有“大师感”的人，在那里信马由缰地开评。北京有一句俗话，形容某个人胡说八道，叫做“真敢开牙”，他就是一个。其实，此公倘不是依附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谁会知道他是老几呢？谁会在意他说的那些昏话呢？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这也是《红楼梦》问世以来，招来不计其数的食客，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的缘故。凡树大，底下乘凉者必多，凡显学，赖以蹭饭者必众，凡本主儿长眠地下无法从棺材里爬出来辩白，那些“真敢开牙”的家伙必蜂拥而上，这就是大师难逃的悲剧命运。

　　“护花主人”得风气之先，是较早啃红学得了便宜的一员，称得上是时下所有捧“红学”饭碗者的前辈。他这“雅号”，自作多情，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那假正经，令人讨厌；他那自以为是，令人讨嫌。对不怎么样的批评家来说，无论古今，都患有这两种胎里带的毛病，很难治愈。有什么法子呢？怀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经，凡罔顾客观自说自话，必自以为是。于是，一张油脸、一双鼠眼、满嘴喷沫、口臭熏人，让人受不了。

　　评论界的这种陈年痼疾难除，也就别指望当代文学批评史，能够使人多么振奋。

　　显然，此老为焦大“爬灰”说、脂砚斋为“**丧天香楼”说所囿，偏往歪处想，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从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讲不偏不倚，讲无过无不及。实际上，数中国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赅全，就是矫枉过正。好，好到无以复加，完美无缺，恨不能将所有谀词都用上；反过来，孬，也必然孬到一无是处，连本非孬的一切，也挂搭上了。

　　其实，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怜哪，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码也要得上花柳白浊，杨梅大疮，才对得起列位看客似的。王希廉一句“色欲虚怯情状”，这位长门长媳，要在“文革”期间，就该挂上破鞋游街了。所以，对于说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说得太坏，坏得不知没了底的文学见解，应该抱老农“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的质疑精神，爽性去他妈的。因为，王希廉虽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当然耳”的评论，是不会绝迹于文坛的。

　　这位经冯紫英介绍来的医生，望闻问切以后，提起笔来，开了一张药方，共十四味，外加两味引子。对中医药了然无知的我，曾经拿着这方子求教过认识的大夫，那也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他说，这应该是一副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剂，作为医生，总是要聊尽人事的。

　　酷评家对他要灭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码的宽厚了。

　　很惭愧，早先读到这张药方，总是一瞥而过，从不思量。后来，我也学着写些东西，懂得写作的“惜墨如金”，和“一字不易”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个构想，都具有其个性化的特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别要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带着轨迹可循的个人色彩。便对大师的这份执拗，感到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不会介意这张药方的吗？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巨册《红楼梦》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药的具体分量，几两几钱都明细标出。但绝大多数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订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的《石头记》版本，都不买大师的账，通常略去这些细节。因为，方子已属多余，有这个分量，无这个分量，更无关紧要。

　　“良工不示人以朴”，他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尽管红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为大师的寂寞一叹！那个最为絮絮叨叨，最为婆婆妈妈的脂砚斋，居然保持缄默，让我意外。

　　这真痛苦，评论家一失语，读者不就该无所傍依地惶惑了吗？

　　不晓得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否于文字中，插入一纸处方者？因读书不多，所知有限，不敢断言其无。但中国有小说以来，唯见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李瓶儿丧子以后，哀毁成疾，西门庆曾经请了一位赵太医来给她看过病，出现过药方。但那仅是几句顺口溜，作不得数。不像曹雪芹郑重其事，将一张正经八百的药方，堂而皇之地条列作品之间。如果能够上吉尼斯纪录，估计，《红楼梦》为独一份。

　　一般来讲，作品中写医生及其治疗过程，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曹雪芹偏要录入这张无趣的药方，首先，不能不敬服大师的相当自信，他估计到你不会细看，也要照抄上去。做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如此破天荒之举动，恐怕只有他方能为之。一般作家，想都不敢想，更甭说做起来了。我等小八腊子，纵使借给咱斗大的胆子，也未必敢干。

　　其次，我也试着想，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作品，应该有“万皆备于我”的气度和胸怀。但这张干巴巴的药方，能炫耀其作品之包罗万象，能显示其学问上之广知博识吗？如果把曹雪芹看成如此浅薄，那倒是对大师的亵渎了。因此，我一直尝试着理解大师，将药方固执地留在作品中的意图，是不是有一份难以忘怀的心结在？

　　家道败落，生活困厄，弱妻病子，潦倒西郊，“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大师的那一份艰窘，可想而知。穷，当然不好过，也不是不能过。假设他早年不曾“锦衣纨绔，饫甘餍食”，也许躬耕自娱，粗茶淡酒，甘苦其中，无怨无悔，不是不能将就一辈子的。可富“过”以后再穷“过”，那盛世辉煌、钟鸣鼎食的记忆，对生计艰难、穷困潦倒到如此田地的他，重温锦绣年华的绮丽往事，除去悔愆交织，惭恨相继，还有什么呢？这种熬煎的痛苦，折磨的滋味，对于诗人心灵上的戕害，甚于“饔飧有时不继”的饥馁，甚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拮据。所以，儿子痘殇，新妇飘零，伤感成疾，泪尽而逝，是他，也是他这既贫且病的一家子的必然结局。

　　在书中，贾宝玉赞美煎熬中药的那股气味，胜过世间一切的香，恐怕也是曹雪芹长年离不开药罐的体验。因此，药方虽区区不足道，一定寄托着大师一份不了之情，难尽之意。无论如何，这位最早启发了贾宝玉性觉醒的女人，这位第一次使他尝到禁果滋味的女人，这位在他情爱途程的起跑线上起过催化作用的女人，成为他心灵的守护神，是可想而知的。那么，焉知这张药方，不是曹雪芹与这位女神契约中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呢？

　　正如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药》的结尾，坟上出现一朵小小的花，在风中摇摆那样，是他对牺牲者在愚昧中永远孤寂的死所作出的一点心祭。鲁迅先生说出来了，我们有幸知道，曹雪芹没有说，我们只好体味和猜测了。

　　评论家居高临下，鸟瞰众生，难免有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疏。像王希廉这样的评家，敞开乌鸦嘴，大放厥词，搅七念三，完全是猪八戒吃人参果，根本不知其味，纯系扯淡了。因此，庸医杀人，庸评杀文，这样说固然偏激，但用来类比的话，还是有一定警醒意义。

　　所以，大师这张执意写在书中的药方，我认为应该是他那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所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不可淡淡看过，否则，那一口鲜血，就没来由了。

　　作家在其字里行间，要想完全隐藏起自己，不露丝毫痕迹，是很难做到的。可以掩饰，可以矫情，可以假张致，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暂时可以，长久不行。其本能、其天性、其下意识、其弗洛伊德心理，对一个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归根结底是要起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这些年来，在一些同行中间，为什么性无能的作家热衷写性？为什么一腿泥的作家硬扮贵族？为什么略有风头的女作家排她成性？为什么夕阳西下的老作家怨天尤人？为什么没落作家留恋昨天常摇头叹息？为什么普罗作家吃着鱼翅要铲除不平？为什么学历空白的作家削尖脑袋争当教授？为什么半瓶白醋的作家上蹿下跳全赖炒作？为什么酷派作家以骂倒众人求鸡犬升天？为什么媚外作家拿外国垃圾来欺骗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己有关。

　　于是，缺乏什么，狂补什么，拥有什么，卖弄什么，显然是以上这些“为什么”得以在文字中暴露的原因。不是“文如其人”，而是“睹文知人”，这些同行们的内心情结最终是按捺不住的。花言巧语也好，直奔主题也好，转弯抹角也好，卖乖卖快也好，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要表现出来。虽然深沉一点的人讳莫如深，但琵琶半面，欲盖弥彰，蛛丝马迹，仍有踪迹可循。而那些浅薄的人，情不自禁的烧包，津津乐道的自得，摇头晃脑的炫耀，小人得志的嘴脸，就更不敢恭维了。一位朋友说，每当见这等货的表演，恨不能踢过去几脚才解气，这番话，多少道出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心声。

　　因此，曹雪芹将张友士为秦可卿开的药方，抄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可能是他一次心碎的早恋记录。一个极美丽，又是极成熟的女人，对正处于性觉醒期的少年，那**力是难以抗拒的。那些曾经在歌德、托尔斯泰等大师笔下写过的场景，又在秦可卿对他启蒙时读到。在贾宝玉心目中，她是色与性兼美的伊甸园里的夏娃，是最早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爱神。所以，云板响起，丧音传来，在情天孽海中的少年贾宝玉（很大程度也是作家自己），能不“哇”地一口鲜血喷出来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虽然，秦可卿之死，是这部史诗中胜过元妃之死、胜过贾母之死的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惊鸿一瞥，流星消逝，魂梦依依，人琴两亡，只有这张存有伊人芳泽的药方，将其保存下来的愿望，对一个爱恋得太深的作家来说，那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固然这是作者私衷的表露，但如能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何尝不可呢！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也不尽然。有的，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的，像国画上的空白，是用来作无边无垠想象的。读者，不能光捧着书在那里读，思索，或许是最重要的。因此，于阅读的同时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感情升腾，在审美中获得愉悦，那才是艺术享受呢！

　　所以，性灵的文学特质，就怕庸人们在那一一坐实，尤其怕乱施虎狼药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文不对题，瞎掰乱说，有时候，不仅毁了作品，还会毁了作家。

　　可敬的红学家们，几十年来使《红楼梦》变成作者信史的努力，干的正是这种大杀风景的事。中国有的是足以让全世界骄傲的历史著作和史学大师，但能够进入全球文学视野中的不朽作品和文学大师，实在是屈指可数。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曹雪芹，好容易有这么一部《红楼梦》，结果，被无数死去的、活着的食客们，生生鼓捣成一部个人的、家族的传记。不朽之作被他们搞得支离破碎，大卸八块，真他妈的让人痛苦。经他们玩剩下来的《红楼梦》，鲜活的、诗一般的灵韵化为乌有，文学全部蒸发得干干净净，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剩下的只有索然无味。

　　曹雪芹生前万万不曾想到，他的书能养活这么多人。红学，成为一个行业，不仅可以立足谋生，赚钱养家，还可以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如果大师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谁承想收获的却是跳蚤。

　　红学家，是特殊的评论一族，但其中，良莠不齐，跳蚤不少。

　　于是我想起一张曹雪芹画像，肯定是跳蚤们干的好事了。若大师看到那个面胖、躯肥、体黑、富态、一脸俗气的市侩，就是他本人的话，我估计他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的。其实，这些作伪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都是聪明太过，而常识性的智商甚低的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了。博士一直到死，也交代不出他《甲戌本》的来路和出处，他说他忘了，也太把别人当小孩子那样容易哄了。同样，从收破烂那儿寻觅出这张不知其谁的画像，冒充曹雪芹来骗钱的主，至少也该去查一查敦诚的诗。那一句“四十萧然太瘦生”的“瘦”字，说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急火攻心，涌上来的一口鲜血，是可能的。而画像中更类似油盐店掌柜，大车店老板的酒囊饭袋，除了龌龊，还能吐出什么呢？

　　所以提到敦诚的这首挽曹雪芹的诗，正因为这个“瘦”字。

　　“瘦”，是曹雪芹贫、病、荏弱、伤感的身世所致。“瘦”，也是作家“四十年华”，时值壮年，灯油耗尽，弃世而去的原因。正是这个“瘦”字，解开了《红楼梦》中，求医问药，看病治疗的场面，为什么如此之多；也解开了大师笔下，健壮之美，阳刚之气的男子汉，为什么如此之少的疑窦。他肯定是一个北京人所说的“病秧子”、“药篓子”，所以，医疗话题之多、医生人物之多、治病场面之多、药物名称之多，构成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是遐迩皆知的，法兰西文学大师福楼拜的夫子自道，是作家写到情深处的真诚自白。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写出绝对无我的境界，等于拔着自己的头发，想徒劳地离开地球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惟其曹雪芹如此，贾宝玉也不能不如此，连带着，引为契兄契弟的柳湘莲、秦钟也如此，都是女人气十足的男性。能够披挂上阵、厮杀强虏的英雄人物林五娘，恰恰是“将军俏影红灯里”的一个有男人气的女人。

　　曹雪芹的“瘦”，注定了他的孱弱体质，注定了他不少与医生打交道，在《红楼梦》中，医生这个行当，是荣宁两府以外社会分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不知曹雪芹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写的“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为秦可卿看病的张友士（第十回）；给贾母看病的家学渊源，两代悬壶的王御医（第四十二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的那位未必就姓胡，给晴雯看病的胡庸医（第五十一回）；“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那个插科打诨、贫嘴聒舌的江湖郎中王一贴（第八十回）。这四位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看做是某些批评家的肖像写照。

　　这样譬喻，或许牵强，但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前人云，“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抑扬作品，褒贬作家，剖析潮流，针砭弊端，提倡什么时，谆谆告诫之心，言短意长；反对什么时，循循善诱之情，溢于言表。评家对作家的帮助，某种程度上类似医生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包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因为，文学家按感觉来写作。评论家按规则做文章，感觉，很难说好或不好，规则，却是能作出该和不该的判断。所以，凭感觉的文学家，常常需要依赖懂规则的评论家指点，这就好比车要靠马拉着走。但是，理论有时可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死的规则与活的感觉脱节太多的话，在文学史上，我们便会看到车推着马走，或者，车拉着马走的评论缺席的现象。

　　或点石成金，剖璞见玉，或一针见血，弹不虚发，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买椟还珠，射不中的。正如医生，有高低之别，评家，也是有好差之分的。遇到高明的医生，药到病除，遇到低劣的医生，聋子治成了哑巴。同样，遇到好样的评家，如醍醐灌顶，遇到差劲的评家，一锅糨子，越搅越糊涂。

　　深通医道，有儒者风度的张友士，作为评家而论，这是对作家最有帮助的，因为他说真话，行，或者不行，虽然他说得很技巧，你能明白。而且他对毛病所在及其成因，并不隐讳，敢于坦陈他不敢苟同于别人的见解，既不附和，也不排斥，只是切中实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商量着解决的方案，这就难能可贵。来头不小，身份很高的王御医，自是大家风范。这样的评家，多泛泛之谈，好原则指导，喜旁敲侧击，你别指望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能答疑解难，但他言谈中的智慧火花，对作家的撞击，说不定山重水复以后，忽有柳暗花明的启发。

　　而王一贴式的评家，就等而下之了，他那“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方”，按他所讲“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的说法，这就很像经常在作品讨论会碰到的，发表一些不咸不淡看法，不荤不素意见的评家。对作家而言，多么有用说不上，多么无用也说不上，但没有王一贴的口若悬河，口吐莲花，会场气氛还真是热烈不起来。至于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来给作家治病，倘若允许我选择的话，我不会挂他的号，不是怕治不好，而是怕被他治死。

　　所以，医生瞎治，不行，评家瞎评，也不行。治不好病，会死人，评不好文，不会出人命案，也很坑害作家的。海明威就说过，30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由于按评家的教导写作，结果患了不育之症，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

　　对于文学，对于作家，碰上王一贴式的评家，那等于好话说了千千万，废话说了万万千，也许疗效甚低，但耳朵还是受用的。碰上王御医式的评家，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顶多要求你删繁就简，去芜存菁，顶多希望你再上层楼，更下工夫，居高临下，或褒或贬，难免会有一点不开心，但不至于休克死人，从此完蛋。碰上张友士式的评家，期望于文学繁荣，恨不能掏心窝子地助你一臂之力，碰到如此良师益友，岂不三生有幸？

　　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出现的医生不少，但都停留在情节需要，起符号作用的角色层面上。而《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出自曹雪芹笔下的医生：张太医之认真剀切，王御医之温文好礼，王一贴之山吹神哨，胡庸医之乱来一气，每位都是文学上独特的“那一个”，皆写得栩栩如生。

　　因此，我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到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要是遇上胡庸医这样的评家，这服给秦可卿治病的药方，肯定会是“命芹溪删去”的结局。所以，对作家而言，最怕的，是胡庸医，离得尽量远些，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