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们已经梳理了中华文化最早的几项文化记忆，那就是从甲骨文到诸子百家，从屈原到司马迁。按照一种最古典的观念，中华文化的奠基过程到汉代已经完成。我们如果把课程结束在这里，也可以。但是，仅仅集中在奠基阶段毕竟不能令人满足，我们还应该作适当延伸。下面要讨论的，是汉代以后的数百年乱世——三国两晋南北朝。先请大家谈谈对这个时代的看法。

　　刘璇：我觉得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乱七八糟，到处都打仗，社会也不安定。还有很多变态的统治者，像吴国那个孙皓，完全丧心病狂。再看一看《三国志》，不到十页就跳出来一个“人相食”——人吃人，这完全掉到生存底线以下了。这种时代，老百姓过日子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是很难对此产生好感的。

　　丛治辰：我对于乱世的态度，说出来就显得有点“卑鄙”。所谓“乱世”的意思，其实就是“失范”——没有规矩了！这“没有规矩”又包含两个层面：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上没有了规矩，异彩纷呈，特别好玩，我喜欢。但是你要让我到乱世的社会生活当中去过日子，那我不干。

　　余秋雨：我理解你的意思。人有两种需求，一个是基本的生活需求，一个是文化的游戏需求，而这两种需求很可能是分裂的。

　　王湘宁：我的看法可能极端一些。我觉得乱世的那些人，虽然日子过得不好，但是因为规范都没有了，反而可以少很多束缚。比如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专业一确立，我就似乎已经看到了以后要走的路。但如果我是在乱世，可能就自由和超脱得多，会有更多的选择。乱世里有很多非常非常坏的人，但是也有很多英雄，我们且不管是善还是恶，毕竟他们可以把善和恶都发挥到淋漓尽致。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都觉得是一种美。

　　余秋雨：你的这番话，我觉得很有价值，尤其是你来自新加坡。我对新加坡也很熟悉，它在社会秩序方面堪称典范，但有时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惶恐，严密的秩序造成了全方位的控制，不仅控制今天，而且控制明天。正像你所说的，一个人甚至能够大致预见到生命是怎么终结的。很安全、很舒服，但又可能太沉闷、太单调。

　　我们来到世间，是让生命来接受试炼的：我的生命精彩与否？我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我有没有可能改变命运和环境？……过于安定、过于规整的社会，往往会使这些问题褪色。如果眼前还有不少混乱、险滩、陷阱、障碍，还有种种未料的空间、突发的偶然，那么，你会觉得手里把握着自己的罗盘。人生的厚度、重量、意义，都与这种把握有关。因此我对文化意义上的乱世，并不那么讨厌。

　　乱世中的文化人其实是点火者。一片黑暗里，把自己当作灯，甚至当作蜡烛，燃烧了都在所不惜。所以这些乱世中的文化人，比盛世中的文化人更值得我们尊重。不管他们有多少毛病，正是他们，让乱世有了人文延续。这里我想问问你们，在这些人中，特别能够牵动你情感的是谁？

　　丛治辰：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物是阮籍和嵇康。这两个人物，秋雨老师在《遥远的绝响》这篇文章中详细谈论过，而这篇文章也是秋雨老师的文章里最令我感动的。这两个人少年的时候都有大抱负，是想要经世济民的。可是他们的踌躇满志一下子就堕入到司马家族所编织的罗网之中了。这两个有才华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应对乱世，要么沉默，要么抗争，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生命姿态相当富有魅力。

　　王安安：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是很帅、很潇洒，但是有那么一个人长得很丑，就是刘伶。他虽长得很丑，但是特别好玩，在家里不喜欢穿衣服，就光着身子。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啊？你这样多不好啊。”他就说：“我是把天和地当成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裤，你为什么钻到我的裤裆里来？”我很喜欢这种放浪形骸的洒脱的感觉。

　　王牧笛：还有个名气很大的蔡文姬，她一辈子嫁了三次，经历非常坎坷，在文学和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她嫁到匈奴，被曹操接回来以后，曹操跟她聊天的时候说，非常羡慕过去她家里那么多藏书。蔡文姬说：“我家原来有藏书四千卷，但是因为战乱都遗失了。”曹操听了非常遗憾。但是蔡文姬说，“不过兴许我还能背一些出来”，就背出了四百卷，把曹操高兴坏了。这种博闻强识，令人震撼。

　　刘璇：南渡之后的东晋有几个大家族很厉害，其中“王谢堂前燕”里那个谢家就非常有名。谢家有一个子弟叫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可惜出生的时候世家已经衰落了。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山水之间，在他故乡周围的永嘉、会稽这些地方到处玩，开创了山水诗派——不写人物只写山水，但是感情已经融入到山水里面了。他有很多自然清新的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从不同角度去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一种清丽唯美的享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高地位的。

　　余秋雨：我的一个忘年交，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就是这个谢家的后裔。他老家还在绍兴上虞东山那个地方，经常回去。几年前，谢晋叫我为他的老宅写四个字“东山谢宅”挂在那里。谢家的文化之脉，居然延续到谢晋。

　　王湘宁：刚才刘璇说的那些大家族里还有一个王家，王家出了个大书法家王羲之。我在新加坡也是像内地很多同学一样，从小就练书法，那个时候就觉得王羲之的字真好，可是老师不让学他，只让学唐代的三位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因为王羲之的字好是好，却很难模仿。在那个乱世里，书法家有宗师，但没有门户，他是集大成的人物。

　　费晟：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时代的才子，但是我更钦佩这个时代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家——郦道元。他一开始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过地方官，执法非常严明，所以，虽然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却遭到豪强的忌恨。在中央做官的时候，更是引起权贵的不满，被人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了——当时陕西的萧宝夤要造反，对朝廷很顾忌，这个大家都知道。侍中、城阳王徽就特意建议任命郦道元当关右大使，萧宝夤果然以为他要对自己不利，就在半道上把郦道元给杀了。

　　郦道元从小就喜欢地理考察，在旅游途中对河道尤其关注，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河流、水汛特别留意。他看了古代的很多地理著作，最后选定前朝的《水经》作了很详细的注解。以前的《水经》只记载了一百余条河流，他把这个数目扩充到一千二百余条，然后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河道的情况，丰富了古代的地理学研究。

　　余秋雨：郦道元，现在我们讲他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我们终于开始注意环保的时候，发现那么遥远的古代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文化生命和自然环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是一个既非常古代，又非常现代的人。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文人，过多地关注文本文化，即使声言“归隐林泉”，也没有考察自然的志向，并不与自然产生整体交往。

　　他的文笔也很好，凝练而又有诗意，很难想象一个古代的地理学家有那么好的文采。我写过一篇散文《三峡》，在概括三峡两岸险峻的山壁时，不得不引用他的语句。他又一次证明，文采未必专属作家，也完全可以属于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专家。

　　丛治辰：我还想起一个人，就是刘义庆，这个名字乍一听大家没印象，但他留下一本书，大家都知道，就是《世说新语》。我们现在知道那么多魏晋名士的“八卦”，都是这本书记下来的。他本人好像做过官，但政治上也没什么成就，我们对他的个人情况基本没什么了解，但他记别人的“八卦”的书倒是流传后世了。

　　余秋雨：很高兴你提到他。如果没有他的这本书，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半。

　　《世说新语》，我们应该把它看成历史小记还是文学随笔？都可以。刘义庆自如地出入于文采和史实之间，而且用的是“碎步”。一段段短篇笔记，有时只有几句话，却让人玩味不尽。这种“碎步”，也让人感觉到乱世留给文化的只是零散空隙。不像《史记》，大汉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