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

　　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华文化的第一行程”。中华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私邑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这样一来，孔子与这三大门阀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又不争气，迷恋女乐，惰于政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鲁国国君不想再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都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当政者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应该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的薪酬是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充耳不闻。这大体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无聊的几个月，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不久的人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到了一个叫作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这里被当地人围困了很长时间，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道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道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天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获取一份天人谈判的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化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他总是在寻找“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仔细地琢磨越线的风险和可能。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秋雨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愈加掂量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苍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苍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让我们远远地听一听。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其实是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学生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

　　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学生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

　　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学生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

　　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他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民众。在民众的接受和自己的理想之间，就是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对他们的谈话用一般的人情世故来衡量。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因为我们高于民众。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审视民众、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