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先生本来是以小说名世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路得来，如拾草芥。后来转而写杂文，尤重历史散文，不久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当之无愧地成一大家。

　　我留心李老师的散文久矣。开始是在《随笔》《文学自由谈》等刊物上零星地读到，后来就读到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这样的文集，很是喜爱。出于编辑的本能，心想什么时候要是自己能出本李老师的书，则不胜幸焉。这样的机会果然来了，我在做一套历史书的时候，自然想到了李老师。当时定的书名是《中国历史之叹》，意在对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捶胸顿足、伤心叹惋的人与事进行述评，如李牧、岳飞、袁承焕这样的名将不能战死疆场却屈死于内乱权奸，以至自毁长城大厦立倾的国家之痛；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这样令人发指地摧残文化、虐杀文明的民族之灾；如宋徽宗、李后主这样的艺术奇才，因错生帝王之家，不仅浪费了自己的艺术才华而且身死国灭的历史之误。给李老师发出约稿信后，诚皇诚恐地等待着，几日后，收到了回信，这样写着：

　　来信收到已有一段时日，因为我觉得你的设想不错，但我已非年富力强之辈，力不胜任，想了这些日子，还是要给你写这封令你扫兴的信，我实在不可能接受此项约稿。如果你编书，选用我以前发表过的类似作品，我会欣然同意的。

　　实在对不起。不过，你这个议题，还是值得下力气找别的人来做。

　　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回绝，没有扫去全部的兴。李老师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要我按照既定的主题搜罗他的旧文加以选编倒也不是难事。于是立即着手搜集复印资料，购买文集，不多久案头居然堆得有一尺多高。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个较通行较朴实的答案：工作并快乐着。当我把所喜欢的一种阅读与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时，那种快乐是由衷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我发现李老师有好多历史随笔虽不契合我所定的主题，有些并不重大的历史题材在李老师笔下却显得发人深省。他对历史资料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他都有涉笔，而且不是一般的“涉”，是深加工。文学家写起历史来比之历史学家写起文学来是大不一样的。文学家胸中有丘壑，腕底起风云，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史料也会写出别样的精彩来。如果按照我先前所定的标准来选编，势必有很多好文章得割爱，这是我所不愿意的。于是我将书名定为《李国文读史》，这样的题目涵盖面广，可收的文章要多得多了。

　　选编工作开始之前，我想请李老师写篇序文，他慨然应允。后来却因身体状况不好，住了好长时间的院。他说序文的事也难以完成了，嘱咐我自己写一篇。我掂掂自己，哪能应这个命？那样只会招来佛头著粪的批评，但又有必要对这本书的原委给读者做个交待，只得写篇跋，附在书后，权作续貂的狗尾吧。

　　王重阳

　　200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