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歧亭去
大武汉的保卫战有时确实烈烈轰轰过一阵，但敌人志在必得，而当局却志在保全实力，早迟必然要撤守是已经成了定局的。特别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之后，长江门户差不多等于洞开，大武汉委实是动摇起来了。政府机关、民间工商业，在业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了。
拿我们政治部来说吧。在十月初头又把秘书处、一和二两厅全部、总务厅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总务厅只留下少数办交通和必要事务的人，副部长周恩来和秘书长贺衷寒只留下自己的随从秘书。我们三厅的人则由范扬和范寿康又率领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长沙。就这样武汉三镇便差不多整个成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虽然偏向着南边，但我们对于北战场也并没有完全冷落。在这儿倒有一件说来令人惭愧的记忆。
北战场的五战区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组织散布在那儿的，我们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第六队被派遣到那儿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剧队两队，一队是金山、王莹所领导，另一队是万籁天所领导。还有臧克家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团。有了这些组织的散布，长官司令部的进步分子便有人计划着，在司令部下边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领导。
这消息对于我们当然很愉快：我们趁这个机会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战场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约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访问李宗仁。那时五战区的司令部已经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时顷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我们的一部坐着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着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这另一部的朋友们主要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着去观光而同时打气的。乃超特别细心，还从我们三厅的日文铅字中检了一套出来拿去做礼品，这不用说是以备做对敌宣传的工具了。
车子出发后不久，我们的一部便抛了锚。修好了，再跑，但又抛了锚。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满好。我们站在路边望月，等着车子的修理，但车子却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机绝望了。据他说：根本没有办法。
在路上我们也拦过好些过路的车子，但都不肯搭载我们。另一部车子又已经老早跑往前头去了。乃超和愈之两人便决定去碰运气，在附近去找寻车子的修理站。我在心里想：这不等于是海底捞月吗？弄得不好，便只好走路回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个多钟头的光景，乃超他们坐着一部工程车转来了。海底公然捞到了月！
乃超告诉我：我们去东碰西碰，碰了好几处钉子，结果找到了这位同志（他指着开工程车的人），找到了他的临时修理站。这位同志说他认识愈之，非常热心地愿意帮忙，便自行把这工程车开来了。
工程车是有起重机的，我们几个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机的周围，让我们的小车子被拉着，又继续前进。
这真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事，在绝望当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车把我们拉到了司令长官的指挥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着我们的小车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时告诉我们，他顺便要去通知招待所里的人，帮忙打听我们另一部车子的下落。这样殷勤而负责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记了。
我们在指挥所门前，向站岗的通了姓名并说明了来意，要求见司令长官。站岗的叫我们在门外的凳上坐着，他进里面去替我们通报了一回。我们坐着老是等，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却没有消息。我们又请站岗的再去通知，他转来告诉我们说：副官处说的，司令长官睡了，不能惊扰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见。
这样坐冷板凳怕只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奋勇，他要去找寻招待所，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
乃超去了，又有一个钟头光景，有一部卡车开来了。据说是招待所开来接我们的。我们满以为是乃超去接洽来的，被接到一座农家院子去睡了个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见乃超的时候，才知道昨晚的车子并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无疑问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诉我们：他在晚间过于冒昧，胡乱去闯，闯上了好几处哨兵。问口令，答不出。有好几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广东人，说出广东话来，那些广西兵便没有刁难他。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钱俊瑞、陈北鸥他们。再开车子来接我们时，知道我们已经被接走了。
又经过这一番周折，愈是感谢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应该，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
我们到五战区来，须得再说一遍，是为了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的。这一个使我们兴奋得夤夜赶上前线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让我们探听一下现实情形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感觉着有点惭愧了。原来那位司令长官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这样拟议。更有一二位买空卖空者，便把我们动员了起来，是要我们到前线来学毛遂自荐的。这简直是笑话了！但是我们能怪谁呢？
司令长官第二天中午时分和我们见面了，还陪着我们吃了一顿中饭。我们没有学自荐的毛遂，对方也没有提到文化委员会的事，不，反而在气色和口吻之间有点奇怪，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突然又到了前方。
我们真是在白昼做梦！但这，又能怪得谁呢？买空卖空的人自然有，但谁叫你相信？谁叫你对于一位本质是法西斯的李宗仁轻易发生幻想？
特别是我自己，我在今天思前想后，实在是感觉着惭愧。我是太无先见之明，而太不以前事为师了。
怎么说太无先见之明呢？散布在五战区的各种文化人的组织，后来不久便先后被迫解散或转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样的人都不能够呆下去了。那样的法西斯二等头目能够望他们重视文化吗？
怎么说太不以前事为师？北伐时，当革命初被出卖的时候，我在安庆曾劝说过这位二等头目声讨出卖革命者蒋介石，他装醉，马虎过去了。到后来清党的时候，他清得比任何人还要彻底。这些往事我怎么那样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发生幻想的动物，而幻想更偏爱这个二等头目，大约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吧？我希望今天还在发生幻想的人们早一点像我一样自感惭愧。
三两件珍品
在这儿想补叙一件事。我们在干对敌宣传，印了无数的日本文宣传品，而且当武汉要撤守时，我们还把一套日文铅字亲自送到五战区来做了礼品，那么这些日文铅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党老爷们是大大地发过劫收财的，但其实在抗战开始时便已经有人发过了。汉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战发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财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过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却没有要。就因为这样，我们到武汉虽然很迟，而日本人的《汉口每日新闻》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却是原封未动。日本领事馆的档案和图书，也是原封未动的。我得到这个消息还是在三厅未开锣之前，便向陈诚建议，才由总务厅去把这些东西接收保管了起来；三厅开锣之后便移交给我们了。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便成为我们的对敌宣传的武器了。
比这更值得夸耀的，认真说，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们。他们在艰难的日子中保存了机器，保存了铅字，而且还参加了对敌工作。有几位更跟着我们撤退，经过长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还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分了手的。这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在总务厅未去接收之前，工友们是自己吃自己的。在总务厅去接收了之后，照顾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头主要也就为了生活艰难，受了国际宣传处的买贿，把铅字的铜模盗卖了。这到后来很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铅字减少而用淤了时，屡向国宣处借用铜模，总借不到。党老爷们的德政是一言难尽的。
顺便让我提到那从日本领事馆接收过来的档案吧。那在别种意义上是很可宝贵的资料。门类多，方面广，很多是日本的情报员由各地所送来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当高级的情报员，例如现任青岛市市长某（这人的姓名我现在怎么也想不出，倒无心故意替他隐讳）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曾在日本人经营的南浔铁路上服务，他就不断地打了不少的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我曾经抄录了来送给陈诚，要他向当局人提醒，对于这样的人应加以注意。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这其实有什么稀奇呢？那时候汪精卫在做国民党的副总裁，周佛海在长宣传部，陈公博、曾仲鸣等一切低调俱乐部的人都还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报员吗？就是“最高”的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人？在抗战期间，他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吗？事实上这也就是所谓“曲线救国”了。我在当年实在是无知，但到后来也渐渐地懂得一些了。我要当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长某，的确是特蒙惠眷，后来便逐渐飞黄腾达了起来。由一位不知名的铁路管理员一跃而成为中美合作的生产局副局长、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能到任）、青岛市市长。这位情报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同美国发生了不解缘，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做了他的情报吧？反动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能向日本人打情报，正是证明他能“曲线救国”而又有外援。这不就是做大官的两项大政治资本吗？
的确，我近来时在这样想：汪公精卫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还活在今天，美国人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的，他的商品价值难道还比不上罗哈斯、李承晚，“乡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请想想看，“和平”调的卖唱，本来要算此公是开山的啦！
四文艺活功
在武汉时期文艺界是一团和气，可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四蕴皆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作为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敌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作着浮泛的叫嚣。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和“文章入伍”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场、农村、军队。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他的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对象不同，因而文体有别。小说平易近人，杂文则陵劲淬砺。我们是应该抓紧那种精神，而分别学习。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周公的话最为精采，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紧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社会催生，一直战斗到死。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今天的“疾风”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据乃超告诉我，那次周公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五等待爆炸
我们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那儿在做着电影制片厂。制片厂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庆，我们便又由杨森花园搬到鄱阳街一号。这是在一座教会旁边的二层楼上，大小有三间房，有浴室、电话，是相当舒适的。
据说这层楼房本来是一位牧师住的地方，战事发生，牧师走了。起先是陈铭枢在住，其次是鹿地亘和乃超同住。鹿地亘夫妇在第二次疏散的时候，先送到长沙去了，乃超便让给我们。我们住进这儿，但也只有三个星期光景，政治部又不能不作第三次疏散了。
这次很彻底，全政治部所留下的不到二十人。副部长周恩来，秘书长贺衷寒，自非留下不可。三厅就留下我和胡愈之，其余的大抵是总务厅的人。
疏散期是十月二十一日。三厅被分派到一只小轮船，由水路开往长沙。我让立群也搭上这只船先到长沙去。当时无论走水路、陆路都相当危险，敌人早知道武汉要撤守，每日连续不断地在轰炸火车和轮船。往长沙、往长江上游的轮船，有好些次遭了难。这样的离别，无论行者、居者都不敢保定：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再见。
清早，我从鄱阳街送立群到码头，三厅的同志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只小轮船，上下两层都挤满着人和行李。有几个放映队和演剧队须得同路，挤得来真是水泄不通。这时是孙师毅在代替阳翰笙的主任秘书的职务（翰笙到香港采办药品去了），经他的经营擘划，倒也安顿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断地在唱着。
但我自己并不想讳言，我在隐隐地感觉着怅惘。和许多朝夕共处的同志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树木，而同时又生生地从树上摘下一条桠枝想要插活那样，实在感觉着从此的前途有点吉凶莫卜。这或许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吧？但我并不讳言，我是强为欢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别，和立群告了别，而在我心里暗暗地祝福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长沙。
送了行，我转到三井洋行。顿然感觉着房子特别的宽大了。整个的一屋三楼，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一个人影也没有。有些丢下来的办公桌椅倒满不在乎地闲散在那儿。一些杂乱的纸头堆积在四处。为什么那样仓卒，连纸头都不火化呢？这是应该原谅的。
这三井洋行自十月中旬以来早已成为一座等待爆炸的火药库了。照当时的规定：撤退时要把汉口的主要敌产炸毁。三井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早就由工兵团的人穿通了各层，埋上炸药，并安上引线，只等到必要时点火。在这样一座等待爆炸的火药库里，平时连吸烟都是禁止了的，谁还敢轻易举火呢？
不一会，愈之也孤影悄然地来了，两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冷静之中倒充分感觉着兴奋。
是的，我们是不能不兴奋的，我们还得做好些应当做的工作：为报纸写文章，在汉口市内布置对敌的樯头标语，应付国际新闻记者，有时还得照顾到市内的治安……
人手虽然只有两个，但三厅还没有完全撤离武汉。
六飞将军自天而降
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大部分朋友们也在同一天上了船，准备撤退到重庆。因此，在当天下午，周公便搬到了鄱阳街来和我同住。我们在这里是准备着欢迎一位自天飞来的稀客的。他本来说二十一日会来，但因气候的关系没有起飞，致使危城中的朋友们多抱着遗憾，迫不及待地走了。朋友走了，而我们所期待着的远客却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飞到了武汉。
那是谁？
那就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了。
能不出乎意外吗？在武汉快要陷落的时候，却从华北的前线飞来！我们是阔别了十一年的再见。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周公和我先入汕头，朱总司令镇守三河坝，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便分了手。没想出十一年以后，经过不小的陵谷变迁，在这临到陷落边缘的危城，我们又能够再见。
朱总司令到后，由周公引导，和那位“最高”见了面。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没有过问。
晚上是康泽招待，请周公和我作陪。这样一位显客的到临，尽管是在“孤城落日”的时分，做主人的竟轮到了康泽名下，也可显见招待者的毫无热诚了。这倒是理所当然的，要向反动派求热诚，岂不是等于向乌龟求一点热血吗？
朱总司令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他就在鄱阳街一号和我们同住了一夜，二十三号的上午他又飞回前线去了。
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在书房里畅谈了一个清早。他要我写些东西给他作为纪念，我信笔写了几句白话诗，内容已经忘了。待我回头请他也写些东西给我时，他也信笔写出了一首白话诗。诗题是写着《重逢》。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违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