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顺局者易养成颐指气使、气量狭小的习惯。做人气量太小，则不足以成大事。乾隆认为“做人万不可器局太小”，可见他希望做人器局要大，魄力要强。

　　乾隆还重翻了雍正时期的一些大案，年羹尧一案，是仅次于允、允礻唐等皇族内部斗争的大案，它是由雍正亲自办理的，当时震惊朝野、轰动全国。乾隆即位后也着意解决了此案，及其他重大案件。

　　雍正三年曾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大臣纷纷奏报祥瑞，想让皇帝龙颜大悦。威振朝野的年羹尧在奏本上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早就想找年羹尧麻烦的雍正恰好找到了给年治罪的理由。他说：“今年年羹尧既不以‘夕惕朝乾’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认为年羹尧心怀不敬，便治他以狂悖之罪。事实上，“朝乾夕惕”是由“朝乾”和“夕惕”两个词组成的联合词组，语序无所谓颠倒不颠倒，只是有点不符合正常阅读习惯而已。雍正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年羹尧也真是有口难辩。

　　以文字为突破口雍正罗织了年羹尧92条罪状，被革职、削爵、赐死、没籍。年羹尧原受雍正帝特宠，尤其是雍正元年、二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另外，他对雍正皇帝的继位及钳制皇十四弟允礻题也起了巨大作用。这样一个于国有功、于雍正有恩的清廷重臣竟落得这样惨的下场，是谁也不曾想到的。不仅年羹尧，此案所涉及的年羹尧的幕僚邱鲁、汪景祺也被处死，其亲属给宁古塔披甲为奴，并以冒滥军功为由，将一批立功于西藏、青海的文武官员革去官职。

　　因年案而受株连的人很多，他们有的被关在狱中，有的被流放边远地区，有的被革职赋闲，但其中不乏精明强干的文官武将。于雍正十三年，乾隆继位后，就谕吏、兵两部：“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人员，实因当日年羹尧营私作弊、伊等遂萌侥幸之心，其罪当另有可原。其革职人员内，未必无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著行文该旗都统、该省督抚等秉公确查：文员自知县以上，武弁自守备以下，若有可用之才，保送该部，再加验看，拣选奏闻。候朕酌量降等录用。”

　　乾隆这一“不计前嫌，重在才能”的才智，使这些受株连官员免除其罪，这不仅表现出他的胸襟之阔，而且还说明他不拘一格用人的英明。

　　乾隆元年三月，他下令总理事务大臣对年羹尧幕僚汪景祺之案作出处理，说：“朕查阅汪景祺归案，景祺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于宽宥。”

　　受隆科多案而遭株连的查嗣庭案，也是一件由文字发难的大案，其主要罪名是“趋附”隆科多。为查案平反，有着为牵连隆科多一案人员昭雪的实际意义。乾隆明确表示：“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

　　此外，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再上奏，要求彻底查清见事生风、株连波累的文字狱：“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他的建议被乾隆所采纳，说明乾隆确实想尽力纠正前朝株连之风，以树一朝清明之新政。

　　对于前朝中因各种原因被罢免、废黜和关押人员，乾隆大多根据实际情况，能放则放，能用则用。在雍正朝获罪而确有才华并负盛名的臣子张楷、彭维新、陈世倌、俞北晟四人被乾隆首先予以起用，彭维新、陈世倌命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张楷署理礼部侍郎，俞北晟在内阁学士里行走，四人后来都担任过地方督抚大员。原云南巡抚杨名时，因在当时整饬胥役科敛，核实州县需数，酌定数目征收，减除加派，因此使税收有所减少，被雍正指责为“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后革职待命云南。乾隆把他召回京师，特赐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当他有病的时候，乾隆还特派太医去诊视，给他参药喝，在其死后还赐祭、赐葬、赐谥，并入祀贤良祠。

　　雍正时因参劾宠臣田文镜而被捕入狱的李绂、蔡二人，及流放充军九年之久的谢济世，都被赦免放出。乾隆大帝授予李绂户部侍郎，谢济世为江南道御史。此外，雍正时因以准噶尔用兵失败，负有大罪的傅尔丹、陈泰、岳钟琪三人，乾隆以岳钟琪平青海有功，傅、陈二人“祖父俱有功勋”为由，谕令释放回家。

　　雍正时，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款，被勒令追赔，严加处分的人，乾隆也多以豁免。他对此总结说：“朕临御以来，凡八旗部院及直省亏空银两，施恩豁免，已不下数千万。”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宽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凡“或已经充发，或监候枷禁，或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已入辛者库等罪，概行宽释”。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凡亏欠钱粮未还完，奉恩旨宽免者，准予铨选，其子孙应选应补者，俱准入所在班次铨用。”

　　对犯罪降革的八旗将领，乾隆尽量起用。大批起用降格旗员，如“法海、李楠俱著赏副都统衔，在威安宫官学处协助来保办理事务。白清额俟有副都统缺出，兵部一并带领引见。韩光基、喀尔吉善等，俱著管理圆明园八旗兵丁，鄂昌著在批本处行走，鄂米、觉罗佛保、额伦忒、禄保、尚承恩俱著以该旗参领试用，徐琳著以副将领用，塞都著发给李卫、以副将试用”。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乾隆朝中重要的官员和统兵将领，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乾隆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是卓有成效的。他以“宽则得命”、“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观念为出发点，从皇室宗亲，到政府重臣、到八旗将领、降革官吏、知识文人，乾隆大帝无一不涉及到，为了统治阶层的团结一心，几乎做到了面面俱到的地步。

　　这些宽大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乾隆初期群臣对严猛政治的不满遗恨情绪，增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了满汉各阶层人士的通力合作，也使乾隆的政治威望直线上升，为他以后的统治奠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