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复杂，可能会一时不慎，而终身大败。因此求大胜之局的人，一定要给自己上课，戒冷戒喜。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剑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军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代的平原君、李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硕学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