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冬，我十五岁那年，忽然有个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她算孃孃，还是婆婆？
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那宿舍原是大富人家的带花园的四合院。我家住在有垂花门的内院里，但小厨房是另搭在一边的，一株很高很大的合欢树，像巨伞一样罩住小厨房和住房外的部分院落。走拢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摺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那时我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还保持着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她望够了我，一笑：“像天演啊！你是他幺儿吧？”我父亲名天演，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而那妇女则唤妈妈：“刘三姐，好久没见了啊！”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我就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
我妈妈姓王，在她那一辈里大排行第三，因为嫁给了我爸爸，同辈亲友都唤她刘三姐，后来广西民族歌剧《刘三姐》唱红了，又拍了电影，有来我家来拜访的人士跟传达室说“找刘三姐”，常引出“你开什么玩笑”的误会，但我从小听惯了人家那么称呼妈妈，看电影《刘三姐》绝无关于妈妈的联想。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她就跟我们同桌吃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孃孃，我唤她，她笑，笑起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
我家常有客来，留饭也是常事。爸爸妈妈跟客人交谈，我从来不听，至于客人的身份，有的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
但是就在胡孃孃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督促我整理清爽，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清理**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孃孃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孃孃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蒙，这怎么可能呢？
我那时候虽然还只是个中学生，但是人小心大，读文学书，爱读翻译小说，高尔基的《福玛·高捷耶夫》有的成年人读起来也觉得枯燥难啃，我却偏读得下去。妈妈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孃孃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
胡孃孃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孃孃，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爸爸提到四川作家李劼人，“也鸣放了，有言论啊，可是保下来了，没划右”，很为其庆幸的声调，妈妈就提到胡孃孃：“她也该保啊！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他们用家乡话交谈，“毅”发“硬”的音，但我还是听出了说的是谁，非常吃惊，不过我懒得跳出来问他们个究竟。
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记不得是哪天，我忽然想起了胡孃孃，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论起来，大家都是同乡。在上个世纪的历史潮流里，爸爸妈妈上一辈及那一辈的不少男女，走出穷乡僻壤，投入更广阔的生活，也就都有了更复杂扭结的人际关系。胡孃孃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入爱河，在亲友中那并不是秘密，他们山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胡兰畦生于1901年，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分别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也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这个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在世界流布。那时候的苏联文学界，能阅读中文原著的人士几乎为零，汉学家虽有，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很少。他们也许知道鲁迅，却未必知道冰心，丁玲在当时的中国才刚露头角，更不为他们所知，但他们却都读了俄文版的《在德国女牢中》。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成为唯一从境外请去的“中国著名作家”，参加了那次盛会。（当时中国诗人萧三常住苏联，参加了大会并致贺词。）
胡兰畦命途多舛，但寿数堪羡，她熬过了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96年含笑去世。她在复出以后写出了《胡兰畦回忆录》，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尽管关注这本书的人至今不多，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料却弥足珍贵。1934年胡兰畦到了莫斯科，那次全苏作家大会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为嘉宾，虽然多数是左翼作家，开列出那名单来一看也够壮观的。胡兰畦是来自中国并且作品广为人知的女作家，那一年才33岁，端庄美丽，落落大方，成为会上一大亮点。那次大会选举高尔基为第一任作协主席，他对胡兰畦非常欣赏，除了大会活动中主动与胡交谈，还多次邀请胡到他城外别墅做客，一次高尔基大声向其他客人这样介绍胡兰畦：“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那时候胡所接触的苏联官员与文化界人士中赫赫有名的除高尔基外还有布哈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等，像爱伦堡、法捷耶夫等都还不足以与她齐肩。因为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西欧对胡限制入境，苏联政府就为她在莫斯科安排了独立单元住房，说养起来都不足以概括对其的礼遇，实际上简直是供了起来。1936年高尔基去世，尽管历史界对他的死亡是否系斯大林的一个阴谋有争议，但当时的情况是，斯大林亲自主持了高尔基的丧事，出殡时，斯大林亲自参与抬棺。那时有多少人出于崇拜也好虚荣也好，都希望能成为棺木左右执绋人之一，但名额有限，最后的名单由政治局，实际上也就是由斯大林亲自圈定，而“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被钦定为执绋人之一。
“人生最风光的日子，也就那么几年！”这是十几年前一位仁兄在我面前发出的喟叹。他举出的例子里有浩然。他说有的人争来论去地褒贬浩然，其实浩然的悲苦在于，他最风光的日子，往多了算，也就是1963到1966，以及1973到1976那么六七年。胡兰畦作为“国际大作家”在莫斯科活动的日子，只有不到两整年的时光。
1936年年底胡兰畦回到中国。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里，她的活动让我这个后辈实在搞不懂。国共联合抗日，她公开身份是在国民党一边，作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蒋介石给她授了少将军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她为共产党暗中做了许多策反一类的事情，但她的共产党员资格却被地下组织轻率取缔，这期间她与陈毅有几次遇合，爱得死去活来，但盟誓三年之后他们失却联系，陈最后与张茜缔结良缘，并携手穿越历史风雨白头偕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应该也是胡兰畦此前奋力追求的一个胜利果实，但她的身份却变得格外尴尬。她算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士？但能证明她这一身份的人要么已经不在人世，要么也已经在这个运动的流变中成为了可疑之人甚至“叛徒”。她算苏联人民的朋友？跟她一起照过相谈过话来往过的如布哈林等人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肃反中已被处决，一些也曾被斯大林养起来的外国文化人在大肃反中也被视为西方间谍驱逐出境，实际上她后来也被“克格勃”怀疑。她算“中国著名作家”？她那本《在德国女牢中》后来虽然也在中国出版，但并没产生什么大的动静。她算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谁来证明她有那样的身份？她一度是宋庆龄的助手，但宋和何香凝、廖承志一样，多年没见过她，不能证明，陈毅跟她之间只有隐私没有工作联系，又能证明什么？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第一届市长，她顺理成章地写信到市政府请求会面，很快有了回音，约她去谈，但出面的不是陈毅而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多年来担任共产党谍报机关负责人，却并未将胡纳入过他的体系，他告诉胡陈已娶妻生子，“你不要再来干扰他”，胡只好悻悻离去。1950年以后她在北京工业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担任教职，只是一个总务处的职员。那时候北京工业大学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旧址，离我家所住的钱粮胡同很近。当她灰头土脸地走过隆福寺前往我家时，街上有谁会注意到她呢？谁能想象得到这曾经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大潮乃至国际大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呢？谁知道她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事迹，被茅盾取为素材，以她为模特儿塑造为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呢？更有谁知道她曾经和蓝苹也就是江青，以及其他当年美女一样，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呢？
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五十几年前，出现在我面前，妈妈让我唤她胡孃孃。那时从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里，我就知道，胡孃孃“日子难过”，“三反五反”运动里，她因管理大学食堂伙食，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定为“老虎”（贪污犯），关过黑屋子；“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她又被定成“胡风分子”，其实她根本不认识胡风，她倒是与远比胡风著名的国际大作家有交往，苏联的那些不说了，像德国的安娜·西格斯（其《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过来风靡一时），就是她的密友，那可是坚定的左派啊，可谁听得进她那些离奇的辩护呢？她的国民党将军头衔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获得的，但“肃反运动”一起，她不算“历史反革命”谁算？到了“反右运动”，像她那样的“货色”，有没有言论都不重要了，不把她率先划进去划谁？她实在是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熬啊！她到我家来找“刘三姐”，连我那么个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实际上也是来借钱的，在那个革命浪潮涌动的年代，像我爸爸妈妈那样还能接待她的人士，实在已经属于凤毛麟角。
在胡孃孃波澜壮阔的一生里，我爸爸妈妈其实只是她复杂人际关系里最边缘的一隅，但我爸爸妈妈在人际圈里，确实有“心眼最好”的口碑。在那个事事都要讲究阶级立场，对每个人都该追究阶级成分的历史时期，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很注意不能犯政治错误的，在我的印象里，他们衷心地认同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但是他们对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放弃基于良知的独立判断。比如除了这位胡孃孃，还曾有位蓝孃孃（蓝素琴），在“肃反运动”里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无处可去，且不说其身份不雅，她是个老处女，脾气很古怪，纵使没有那样的政治污点，哪个亲友愿意收留她呢？但她辗转找到“刘三姐”，爸爸妈妈竟让她住进我家，供吃供喝，直到政府终于把她安置到一个学校里去工作。据说当时组织上也曾找爸爸谈话，问他怎么回事？他坦然地说，蓝女士在德国留学时期，与周恩来、朱德都很熟的，也算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后来她参与的派别是错的，解放后对她的历史进行清算，我是理解的，但她的罪不重，这从刑期不长且提前释放可以看出来，她还是可以进行思想改造，把她化学方面的一技之长发挥出来，贡献给新中国的，我们暂时收留他，也给国家如何对她妥善安置，留下了充裕的考虑时间，觉得还是一件应该做的事。爸爸妈妈公然收留蓝孃孃一事胡孃孃当然知道，那么到了她走投无路时，来到我家求助，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最苛酷的斗争风暴里，也还保持一份对个体生命的温情与怜惜，这是爸爸妈妈给予我最宝贵的心灵遗产，他们相继去世多年，我感谢他们，使我穿越过那么多仇恨与狂暴，仍没有丧失大悲悯的情怀。
最近我抽暇整理近二十几年来陆陆续续画出的水彩画和油性笔线画，把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装进定制的画框里。装好了，自我欣赏的过程里，我往往浮想联翩。我有一幅田野写生画的是田间小路。那是2002年春天，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板块拍摄一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让我作为“一个人”来讲北京这个城，他们在我乡村书房温榆斋录完访谈，又随我到藕田旁的野地，我画水彩写生，他们录了些镜头，后来用在了完成片里。我画这条乡间小路时，想到的是自己似乎曲折的命运。但是现在再端详这幅画，忽然想到了胡兰畦，她的生活道路，那才是真的万分曲折、千般坎坷、百般诡谲呀！兰畦之路，几乎贯穿一个世纪，折射出多少白云苍狗、河东河西、沧海桑田！……忽然想缄默下来，咀嚼于心的深处。
2008年11月4日写完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