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一年还住在劲松。那一年母亲从成都来北京住在我处。有一天巫丹丽和她母亲来看望我母亲。互相该有二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吧？那么，是怎么联系上的？

　　回忆起来，就很费力。

　　那一时期我没有日记。我是在使用电脑以后，才开始在电脑里设置“大事记”的文件夹的。那时不记日记，是觉得没有必要——重要的事情，以后我一定能回忆起来。现在我回忆跟巫家的交往，却无法将印象锁定为准确的时间，是因为不重要？

　　巫丹丽的父亲，叫巫竞放。我四五岁的时候，在重庆，那时父亲是重庆海关总务处的主任，巫竞放伯伯是他的一个下属，我留有模糊的记忆：巫伯伯巫伯母带着巫丹丽来我家做客，巫伯伯人高马大，西服革履；巫伯母身材苗条，旗袍闪亮；巫丹丽比我小，但也能满地跑了，见了我家蔷薇花丛下的鹅，就敢去追……

　　当然，以下情况是我长大以后才知晓的：解放军来到山城重庆，军代表进驻重庆海关，海官旧职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遣散，有的被留用，留用的人员中，有的还被重用，比如我父亲，他被重用，是因为海关地下党组织证明，他为不让海关的物资——其中有许多是新中国极需的特殊物资——被国民党带走，以及因为带不走就想毁坏，配合地下党，做了工作，妥善地保护了这些物资，完整地交付给了进驻的军管小组。

　　接收重庆海关的军管小组一进驻，就宣布了接收小组的名单，巫竞放和另几位地下党员立即公开了身份，进入接收小组，而我父亲，是旧海关职员里唯一一位非地下党而被吸收到接收小组里的人士。

　　新中国决定在北京成立海关总署，对全国海关建制进行大调整。重庆海关被撤消。重庆海关里的地下党员林大琪、巫竞放等保荐父亲到北京海关总署任职。那是1950年秋天。就这样，我随父母从重庆迁居北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父亲被任命为新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我童年记忆里，从重庆乘轮船到武汉，以及从武汉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包括到达北京后的头几个月里，父亲都还是穿的西装。但印象里，重庆一解放，巫伯伯就换了一身“干部服”，和从解放区来的那些接收干部穿戴得一模一样，巫伯母呢，则立即是一身“列宁装”，这是那个时代革命女干部的一种服装，很难用文字形容，必须看那时候的照片才能明白。至于为什么革命女士的服装要叫作“列宁装”，我至今不甚了了。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着“列宁装”必须戴“八角帽”，那时一看是戴“八角帽”的女性，就知道非一般家庭妇女，多半是“女干部”。每次大的社会变革总避免不了会形成大规模的“易服”。我父亲那样的“留用人员”的易服是慢好几拍的。但地下党员一旦公开身份，则都是“立地换装”。记得父亲曾跟我们子女私下说，那时因为工作关系常会见到外贸部的副部长卢绪章和江明，这二位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贸易大亨——改革开放以后拍摄过一部故事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以他们特别是卢为原型的——他们因为穿惯了西装，乍换上干部服不要说自己总表现出不那么适应，就是外人，比如我父亲从旁看来，也总觉得他们要么领子不对头，要么手抻袖口不顺当，总之多少有点滑稽。

　　巫竞放伯伯是和父亲前后到北京任职的吗？我那时太小，不懂大人任职这类的事。如今有了网络真好，可以从网上查到许多资料。我查到一条关于巫伯伯的，很简短，说他是江苏武进人，1937年到延安，1938年入党，历任延安边区银行科长、中央财经部主任秘书、重庆海关职员、东北空军后勤部长、北京海关关长、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面对这条资料，我发愣。为什么把他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职务混列呢？“中央财经部”应该是延安解放区的机构，重庆海关却是国民党治下的啊。

　　2

　　打电话给成都的二哥，请教他。

　　二哥生于1927年，比我大十五岁。

　　我：巫伯伯去过延安，还在那里入党、任职。那他以后怎么还能到重庆海关做事？

　　二哥：据我了解，巫伯伯是上海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就在海关当小职员。咱们爸爸手里曾有很古老的海关职员名录，我记得那里头就有巫伯伯的名字。那时候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控制，总税务司都由西方人担任，他们禁止任何党派在海关里活动，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在海关里建支部。1937年巫伯伯应该是三十岁出头，估计他是向海关请了假，然后去了延安，后来，大概在四十年代初，又回到海关工作。那应该是国共合作的时期。

　　我：海关怎么能允许他回来工作呢？他去了延安，入了党，还在延安银行等部门任过职，他竟又在国民党政治中心的重庆海关获得工作，就算他把去延安等事实隐瞒起来，难道人家就不查他吗？我读《红岩》，获得的印象是重庆的国民党统治是非常森严的啊……

　　二哥：我也解释不了。可惜爸爸妈妈全过世了，现在问谁去？我的印象是，当时巫伯伯巫伯母隐蔽得非常好。拿平日穿着来说，咱们爸爸算得讲究，妈妈就总是很不讲究。那时的巫伯母——后来知道，她是跟巫伯伯一起去延安，一起再回到国统区，也是地下党——穿着打扮，举手投足，完全是“高级职员太太”的作派，谁会想到，几年以前，她是在延安窑洞内外纺棉花的“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分子呢？

　　我：那么，爸爸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吗？

　　二哥：我想是很快猜出来了。但大家心照不宣。其实国民党方面也还是来人查问过巫伯伯他们的。我记得爸爸有一次说，他就派巫伯伯作为海关派驻邮局的一个特派员，那样的特派员只设一个，平时也不在海关露面，工作比较清闲，行动也可以相对自便，这当然是对巫伯伯的保护。

　　我：怪不得解放后巫伯伯他们地下党的对爸爸那么好，力荐他到北京海关总署任职。

　　二哥：不过1957年以后，他们来往少了。你知道爸爸在“鸣放”时有言论，他说旧海关的有些规章制度还是好的，不要全盘否定。他没有划右。但“内部排队”算“中右”。当然不再适合担任统计处副处长这样重要的行政职务了，就另任命为专员，后来去编译中国海关史资料，当然，待遇不变。我想，保他的人里，应该也有巫伯伯。但巫伯伯的仕途继续高升，到1965年他当上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那时候咱们和大部分西方国家还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些西方前政要就都以旅游者身份来华活动，记得那时候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毛主席接见了某西方前政要，陪同接见的官员里，就有巫竞放的名字。估计巫伯伯心里还是会保留对爸爸的好感的，但不便联系了。爸爸起码是出于自尊心，也不会再去找他了。

　　3

　　我知道肯定有不少读者对我这种文章回忆的人物提不起兴趣。巫伯伯巫伯母毕竟都不是中国政治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但于我来说，人到晚年，回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人只能存活一世。人在存活中涉及到的他者，纵使很多，到头来也仅是浩**历史长河里的一波一浪。但这些与己有关的一波一浪，牵动着生命的歌哭，忘记是不应该的。

　　但是历经了许多沧桑岁月，关于巫家，回忆中，只能萤光般闪出些斑斑点点，很难构成轨迹，更难洞察底里。

　　斑点之一，是在紫禁城里的太和殿。那是哪一年？记忆需要营养，这营养不仅是令神经元敏锐的物质，更是我们生命流动中的心理需求。往往是，因为在现实功利之外，我们就早将其“忘记在爪哇国”了。其实，真正地享受回忆之厚味，恰应在现实功利之外，但这确是一个悖论：记忆营养需要功利性的心理刺激，没有这一刺激，就会造成遗忘，而过分功利地调动回忆，则往往会化为一种偏离事实原生态的创作。

　　关于太和殿的回忆是超功利的。大概是1952年。那一天刘巫两家联袂游览故宫。我那一年十岁，巫丹丽可能八岁。那时太和殿是可以走进去细观的。我看到金銮宝座，没产生什么不得了的感觉。可是我记得父亲说：“这可是金銮宝殿呀，以前哪里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入呀！”巫伯伯也说：“随便跑进来，那时候是要抓起来杀头的呀！可是现在，你们——”他指我和巫丹丽，“——可以在这金銮殿里打滚啊！”记得母亲和巫伯母也都快活地笑出声来。巫伯母说：“丹丽，你可以在这里打滚的！”巫丹丽淘气向来超过我，她立即在地上打了个滚。我岂甘落后，也故意在地上滚了一下。大人们呵呵地笑。另外的游客，似没有介意的，也站住脚笑。

　　再后来，是关于一本刊物的回忆。那时候我上初中了。那本刊物是《中国青年》杂志。那一期上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写信的是巫丹丽的母亲。她说自己的女儿巫丹丽总是不能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此她很有意见。她认为自己女儿只不过比较有个性，是不应该被拒之于少先队门外的。编辑部发表出这封来信，加了按语，大意是这种因为孩子有小缺点，甚至只不过是因为比较有个性，就不给入队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少先队应该对所有的孩子敞开大门。那本刊物不是我发现的。不记得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哥哥姐姐中的哪一位发现的。总之，至少有一个晚上，在晚饭时，父母带头议论了这件事。母亲说这真奇怪，丹丽是延安干部的孩子啊，怎么还会连入少先队也被卡住呢？我们家的这位（指我）那么一大堆毛病，入队晚是晚了些，也应该晚，但到底还是戴上红领巾了嘛！父亲就说丹丽母亲的信写得好，少先队员不该是些失去了活泼的孩子。不过，父亲又认为，有人不在乎父母的革命资历背景，就孩子论孩子，倒也说明，现在有些人还真是很讲原则的，尽管他对那原则的理解偏了些。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巫丹丽真够倒霉。我耳边似乎又响起她的大嗓门来，眼前似乎又见她在金銮殿带头打滚。

　　4

　　最近有个“80后”的小伙子告诉我，他知道有人主张用“第二次**”（或者叫把1976年被突然中断的“**”“进行到底”），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当下中国的诸如腐败、贫富差距、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以及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我承认自己是个关心政治、有政治倾向，但不懂政治，更不搞政治的社会边缘人物。我现在已经早过“耳顺”之年。小伙子问我对他提供的资讯是否“大吃一惊”，视为“天方夜谭”，我说既不吃惊也不奇怪。实际上从我自己的阅读及耳闻中，也早感觉到如今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浮现，有主张回到1956年以前的，有主张回到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纲上的，那么，以中国人之多，想法之杂，有人主张回到“文革”，也用不着闻之惊咋。但那小伙子跟着告诉我，听说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是当年一家大型国企的领导，在1957年曾划为“右派”。这倒令我哑然失笑。因为如果要肯定“文革”，势必全盘肯定“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首先就必须肯定“反右”。既然是那么有模有样的“大右派”，那么，即使真要“将**进行到底”，也轮不到他来插嘴插手，更轮不到他来领军。

　　这就是中国的诡谲之处。也是人的命运的诡谲之处。“**”初期，我所在的中学，就有“右派分子”出来积极参与，他觉得既然“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正是那些当权派给他划的“右派”，这运动不正代表着他的利益吗？是他带头揭露打倒“当权派”的时候了！也有群众造反组织，吸收他参加。但很快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就懂得，“右派”是不能翻天的，“地富反坏右”是不可能通过造“走资派”的反获得正面价值的，而且，还会被指认为“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如活跃起来，更会被指认为群众组织的“黑手”。我们中学的那位“右派”在运动进行到几个月后，命运就很惨。一派革命群众组织说他“翻案”揪住他不放，吸收他的另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决不保他，将他抛出，批斗得更狠，以显示阶级立场的正确。

　　这些记忆，将其保持下去，也并不容易。需要社会性营养。

　　为什么忽然说到这些？就是想起来，巫伯伯，他的追求，他的人生，正结束在“文革”之中。

　　“文革”初期，我父亲已经在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将近六年，当时他们那所学校还没大乱，他到北京来，还曾去看望过巫伯伯，据父亲说，巫伯伯见到他很高兴。在巫伯伯仕途上不断高升时，父亲并没有去联系他，那么，在1967年“文革”已经起来，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面临冲击时，父亲找到他家去看望他，显然，是一种关心。父亲所见到的巫伯伯很健康，很乐观，说一方面接受群众批判，一方面继续抓工作。相对而言，巫伯伯那时候处境是比较好的。因为他1965年才调到国旅局，群众冲击多是朝老领导而去。

　　“文革”大潮是否将贪污腐化迅速涤**，立即呈现出一个理想世界？以我有限的见闻，就足以化解这种简单的认知。当然，对于被打倒的干部来说，他们可能会产生“今后我可绝对不敢再脱离群众搞腐败”的想法，但是，打倒一批，又立起一批，权力的转移，往往使获权者人性中的阴暗面迅速膨胀。我看到首批“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后，有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仅是其中少数，却也绝非个别——就把抄来的现金、珠宝、金条据为己有。后来，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这些解放军和工人师傅，其中绝大多数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是，由于权力集中到了这样一些人手中，他们的权力在一定期间和空间里并不能得到有效监控，也就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再后来，作为教师，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学生上山下乡，当然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却也出现了腐败——看看上海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吧，那里面有很真实的描写，就是有的基层干部，也会借“文革”之机，占有知识女青年。后来各地出现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新的权力结构里，也出现了新的腐败，而且，那时候，你眼睁睁看着那样的人物腐败，却毫无办法。我那时教书的中学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北海公园在“文革”中被关闭了好多年，人民群众不准入内，但江青一伙却可以在里面骑马。那时每当走过对老百姓关闭的北海公园，在那高墙外，我对“文革”就不免腹诽，而当有人向我炫耀，说他有幸走门路进入了北海公园，见到了骑马的“小谢”（谢静宜），我就对一度迷信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出幻灭之感。

　　就金钱和其他物质财富而言，现在的贪官的侵贪度，确实是过去任何一个腐败的干部都无法相比的，但现在能有人凭借权势把北海公园那样巨大的本应由公众共享的空间，轻松地当作只许自己和极少数“坚定的革命派”享受的溜马场吗？

　　因此，后来我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不相信社会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暴力手段达到真正的进步。人类社会进步之难，其实最深层的原因，是人性中的阴暗面。而使人性中的善美面终于得以压抑住丑恶面，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的慢工细活。我认为人类社会中之所以存在文学艺术，往低处说是娱乐需求，往高处说就是改善人性。我对直接的政治关心而不参与，但我觉得自己参与文学艺术活动，能间接促进好政治的发展、坏政治的衰落。

　　“文革”进行到1968年，提出了“文革”的实质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于是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性斗争。那时我所在中学里，群众组织也是战犹酣地“打派仗”。每派都指望对立面那一派“一朝覆灭”。关于那些日子的回忆，也需要特殊的营养。否则，一句冷冷的“提那些干什么”，就会让事实全都沉默在时间里。我现在回忆到此，对任何方面都没有追究之意。我是要忏悔自己。

　　记得有一天，我们那一派群众组织的一位“战友”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他们要完蛋啦！他们那派的骨干吴自爱是‘黑手’！军宣队马上就要开会当众宣布啦！”

　　吴自爱是一位教数学的女教师。当时大约三十多岁。我和她不是一个教研组的，也从未教过同一班级，只打过招呼，没有过交谈。她很傲气。确实是他们那一派群众组织里敢说敢为的一位，很不好对付。但她怎么会是“黑手”呢？

　　我听了“战友”所透露的“好消息”，虽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但总体反应，竟是胸臆大快！呀！好啊！军宣队既然揪出了对方群众组织里的“黑手”，那等于就宣布他们那个组织整个儿站错了队，而这也就反证出我们这个群众组织属于“路线正确”！

　　在军宣队召集师生大会之前，吴自爱就被隔离起来了。终于开大会了，军宣队长厉声宣布：“现已查明，国家旅游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巫竞放，是重庆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他通过他的侄女吴自爱，破坏我们学校的**。现在我向广大革命师生宣布：巫竞放和吴自爱，就是伸向我校的罪恶黑手！”

　　我一下子蒙了。吴自爱是巫竞放的侄女？！啊，一定是吴自爱嫌“巫”不好听，早把姓氏改成“吴”了。但巫竞放明明是延安干部，是重庆地下党，他怎么会是重庆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呢？他身为国家旅游局的干部，犯得上来操纵一个中学的运动吗？……

　　耳边响起轰雷般的“打倒巫竞放！”和“打倒吴自爱！”的口号声。我只能是举拳跟着喊。

　　第二天，先召开背对背的大批判。我惊讶地看到，吴自爱那一派的成员，批判她的力度，那声嘶力竭的吼叫，竟超过了我们一派。宣布再过一天就把她揪出来示众，让她当众交代巫竞放通过她破坏我们学校运动的所有罪行！

　　但是，就在那一晚，她趁看守她的女教师实在忍不住打瞌睡，找到一瓶杀蚊子的“滴滴畏”，一饮而尽。揪斗她的会没能开成，只能是高呼一通“吴自爱自绝人民罪该万死！”的口号。

　　没等到真相大白，没到“文革”结束，我就为自己乍听到“吴自爱是黑手”的消息时那种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的状态，而痛觉羞耻，深深忏悔。

　　即使她不是巫竞放的侄女，即使她真有军宣队不能容忍的观点与作为，她是一条命啊！对待一个生命，怎么可以随便圈禁起来？怎么可以粗暴对待？她为自己的尊严不惜饮药自尽，为什么还要对她“批倒批臭”？而我，怎么会仅仅因为她的揪出能以使“对立面”失势，就那么样地欣喜若狂？我还是我自己吗？我人性中的恶，怎么会膨胀到如此程度？难道可以全推到客观政治形势上头吗？

　　5

　　吴自爱自杀不久，父母因为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两派武斗，已经无法在那里生活，跑到北京住到姐姐家躲避。我跟他们说学校里有个女教师自杀，他们听了很麻木，因为他们那个学院里运动起来后也有人自杀。但是，我不得不压抑住不忍之心，告知他们这事跟巫竞放有关系。母亲当时一语未发，但我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非常痛苦。父亲只简单地说了句：“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父亲把他内心的东西隐藏得很深。他不愿意就此再说什么。我也就再没说什么。

　　不久父母回到张家口，他们那所学院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在前期运动里被人忽略的父亲，这次终于被揪了出来。据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如果这个世道连巫竞放也不放过，那么，他的被揪，实在是顺理成章——父亲在重庆海关时，尽管海关本身不容许党派公开活动，但国民党政府以“高级技术人员培训”名义，将父亲那样的海关高级职员短期借调出去集训，在集训中不管你个人意愿如何，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尽管他一解放就跟组织上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把“文革”视为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高指示”一出，那么这笔历史旧账立即严加重罚。）

　　我的父母总算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巫竞放伯伯却在1975年病故。在已经是海关职员的情况下，他究竟是怎么到延安去的？又究竟是怎么回到海关工作的？他究竟是否曾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方便，在党组织批准下，获得重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身份，以有更好的保护色，还是那个说法完全是运动中整他的人对他的无端诬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会把他说成是伸向我们学校的“黑手”？……我心中至今梗着许多的谜团。但有两点我心里是明白的：吴自爱不知道我家跟巫竞放家的关系，而且，即使那时吴自爱见到巫竞放（应该是她叔叔），讲到些学校里的事情，巫伯伯也并不知道我恰好与他侄女在同一所中学里任教。

　　吴自爱死了以后，学校里很少再有人提到她。在她死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回我见到一位男子，推着个自行车，低着头往校门外走。有同事在我身边低声告诉我，那是吴自爱的丈夫。军宣队和革委会刚找他谈过话。那位男子现在应该还健在。他们有孩子吗？如果有，应该已经很大了，或者早有第三代了。想到这些受到伤害的生命，尽管吴自爱之死与我并没有关系，我却愿再一次向他们忏悔——我不该在听到将她揪出时，一度那么样地狂喜。

　　巫伯伯，除了他的至亲，如今又有谁还记得他呢？这曾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生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能进入海关工作，薪酬福利都是颇高的，相对于动**的社会其他方面，海关是稳定、舒适的一角。但是巫伯伯和巫伯母毅然中断了那样的生活，自愿投奔了延安。他们后来重返海关，而且是到重庆海关，显然是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处境其实是万分凶险的。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高兴地迎来了新中国，看到一个驱逐掉西方税务司的人民海关的创建。但是打击一大片的“文革”却把巫伯伯也搭了进去。在我父母留下的老照片里，还能找到他的遗像。我们两家曾经非常亲密。

　　6

　　真的不记得，巫伯母和巫丹丽是怎么找到劲松我家里的。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出了名。出名的人总是在明处，不难找到。

　　记忆需要营养。其中一种营养是勇气。

　　那次劫后邂逅，我本应积极应对，本应留下很深的印痕，却到头来，模模糊糊。

　　只记得，母亲和巫伯母面对面时，没有“惊呼热衷肠”，平静得有些可怕。

　　记得巫伯母说，巫伯伯在1979年得到平反。她呢，那时是老干部处处长。解放后她似乎从来都并不与巫伯伯在一个单位。她也当领导。她最后担任老干部处处长的那个单位是什么单位？我没有留下记忆。

　　还记得，巫丹丽嗓门还是那么粗那么大。她说，父亲平反以前，她备受歧视，但是她顽强生存。她和她母亲后来似乎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她“文革”初期似乎参过军，后来父亲被打倒，部队把她清退了，回到大院里，也没人给她分配个工作，她就自己找事情做。比如秋天大院里的人们都要吃苹果，总务部门用大卡车运来苹果，没人有耐心分发那些苹果，她就主动去为大家分苹果。她分得很仔细，大小、好赖，包括颜色深浅，她全分配得很均衡，体现出最高程度的公平，于是，开始赢来一些人的好评、好感。

　　但是，她到我家来时，究竟又从事什么工作呢？似乎穿着军装，但我现在不能确定。

　　我是怎么回事？因为出了点名，就把她们母女不看在眼里了？

　　确实不是。

　　那一天在她们面前，我心灵备受煎熬。

　　我要不要跟她们提起吴自爱？那应该是巫丹丽的一位堂姐。

　　母亲和巫伯母形成一个谈话区，巫丹丽和我是另一个谈话区。我一心二用，偏着耳朵听母亲说话。也许，母亲会想起我们学校的事情来？但是，母亲只是跟巫伯母讲父亲1978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母亲肯定把吴自爱什么的忘记了。那也确实不应该由她来记忆。

　　几次，关于吴自爱的事情，话都到了嘴边上，我又将其吞回去了。

　　那天，直到巫家母女告别，我始终神情恍惚。我没有说到吴自爱。她们告别时，强调以后要经常联络，母亲积极响应，我也频频赞同。她们离开后，母亲和我感叹了好久。母亲还是没有想起吴自爱，我也绝不提及。

　　7

　　后来，我并没有跟巫伯母和巫丹丽保持联系。

　　我也很少再忆及与巫伯伯一家，包括吴自爱的事情。

　　保持记忆，真不是件简单的事。忏悔就更不简单。

　　往往是，任有过的事情成为一片空白，最安全，最稳妥。

　　但是，个人保持记忆，是生命尊严的核心。集体保持记忆，是民族活力的源泉。

　　应该给记忆以必要的营养。

　　找出一幅我的静物画。芍药花十分美丽，也十分脆弱。无论是地栽的，还是瓶插的，开放的芍药花停留的时间都很暂短。但是，如果给予充分的营养，心上的芍药一旦开放，应该如这幅画一样，把曾经有过的定格在牢固的记忆里。

　　2009年3月17日完稿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