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账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57.切勿放纵自己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

　　《孙子兵法》强调以谨慎为上的用兵思想，认为将领不可随意乱放纵自己。

　　成大事者必须善于律己，否则放纵开来，则会延误事业。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以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惟一途径，是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徒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中，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地进步。

　　在曾国藩看来，居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居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曾国藩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