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海为人最好，吾虽未与久居，而相知颇深，尔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意为：

　　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一日连接弟三月一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一日三次发出的信，及二首回书文，文笔对仗十分可爱。

　　信中谈到：“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这两句话包含了很大的道理。我做事，经常自以为只要诚心诚意，可质证天地，有话直说没有什么妨碍。昨天接到四弟的信，才知道一家人虽是骨肉之亲，有时也需要委曲行事，我有错啊！

　　香海为人最好，我虽未与他一起长久居住，但相互了解很深，你可把他当兄长看。丁秩臣、王衡臣两位，我都未见过，大概是可以做你的老师的。或当作老师，或当作朋友，由你们自己慎重决定。如果真是仪貌威严，知识广博，涵养深厚，可把他当作老师；如果仅仅是博雅善文，交个朋友就可以了。不管是当作老师还是朋友，都应常存敬畏之心，敬重人家，不应看作与自己差不多，渐渐怠慢人家，那是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的。”

　　“委曲以行之”的道理，自然是曾国藩心知肚明并会巧妙运用的。

　　§§§49.放弃位高名大的欲望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孙子兵法》强调该弃则弃，这样才能是取胜的保证，这样才能丢卒保车。

　　人生许多可羡慕的事情，如名人、名车、名烟名酒，但这些“羡慕”会伤害人的心智，最终酿成灾难。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即不羡慕位高名大。

　　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想这样，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

　　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然而时势如此，决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宦海真是令人无奈！”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曾国藩说：

　　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账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山，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畏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无危险。

　　过去祖父星冈公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

　　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庭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

　　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者，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

　　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地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