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指的“问题孩子”，如果在中小学读书，通常被称之为“问题学生”，或者叫“差生”、“落后生”、“后进生”、“潜能生”等。虽然提法多种多样，但实际上都是指向同一类人——令家长、老师乃至社会头疼的人。在传统教育观念下，他们不是“好孩子”！不同的称呼，其实都掩盖不了言谈者对他们“可怜又同情”的那种怜悯心态。

　　“问题孩子”的通常表现有：上课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故意捣乱；作业潦草、考试成绩差、升学无望；即使读书认真、学习态度端正，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考试排名在全班末尾；少数人由于家庭原因和个人原因，小偷小摸，早恋、**朋友、过早发生性行为以及走上犯罪道路等。

　　“问题孩子”的“问题”出在孩子身上，但根源却在家长、老师、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衡量“问题孩子”的标准成“问题”。

　　浑身毛病，“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标准”

　　全国少工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目前3亿名中小学生中，有5000万名“问题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它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

　　这个惊人数字，究竟说明什么？是中国学生普遍弱智？还是中国教育水平低？抑或划分标准不科学？显然，说中国孩子普遍弱智，无论家长、学生还是老师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教育水平低，也是见仁见智；说划分“问题学生”的标准不科学，倒是众口一词。

　　众所周知，无论是“问题孩子”还是“问题学生”，他们最大的特点和共同点，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归根到底，这又与中国人才标准的重学历、轻能力有关。

　　我国1982年确立的人才标准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可以说，这一标准的推出，在当时条件下，对扭转10年“文革”践踏知识、鄙视教育的局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可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人才内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还用这种过时的人才标准，显然不切实际。于是，许多地方（如上海市）提出，人才标准要提高到本科学历，以此作为引进人才的最低标准。

　　可是这样一来，即使是比尔·盖茨，也不能作为“人才”在上海工作了，虽然他创办的微软公司股票市值相当于上海经济总量的1.5倍！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设计的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都已成为上海市标志性建筑，可是因为他只是中专毕业，在上海也不能算“人才”！

　　这种“学历=人才”的落后观念，正在导致用分数衡量“问题孩子”、“问题学生”，考试舞弊严重、假文凭到处泛滥的主要原因，与发达国家“重能力、重业绩”的人才观念截然相反。

　　这种“问题标准”衡量下的“好孩子”（主要是学习成绩好，其杰出代表是“神童”）是否就一定成才呢？按理说，应该是；可实际上，啼笑皆非。这无论从我国古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些“神童”的成长经历，都能得到证明。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举荐自己一位好友的儿子、江西赣州8中高二年级的少年天才宁铂——他2岁半时就能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了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学《中医学概论》、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方毅批示中国科学院下属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该校经过特别考试后，破格录取了宁铂，并且为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就在全国家喻户晓，被誉为“神童”。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断向自己的孩子施压，要他们向这个“神童”学习。相形见绌之下，许多孩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平凡无奇，似乎可以被归入“问题孩子”之列。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习路平多年后回忆说，“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儿子，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这种情形在当时盛行一时。

　　可是，真实的宁铂却相反，他一直渴望做个普通人，虽然没人愿意把他当普通人看待。事实上，他进入少年班后学习成绩很一般，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更是过不了关，性格古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尤其是舆论过分渲染，极大地扼杀了他的个性发展。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但很快被找回。2003年再次出家，终于得逞，至今不知身在何处。

　　由此可见，如果用单一价值观标准划分“成功孩子”和“问题孩子”，即使神童也不一定算成功；相反，即使是“问题孩子”也不能说就没有希望。因为他们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有的是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机会。套用一句广告语说，“一切皆有可能”。

　　离家出走，“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家长”

　　在众多“问题孩子”中，要数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孩子最令家长头疼。这些年，离家出走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多，而每一次出走事件背后，都有一串揪心的故事。出走的孩子身心受损，家长心急如焚，老师四处奔忙。那么，这究竟又都是为什么呢？

　　在北京，有位10岁的小男孩离家出走时，仅仅带了自己积攒的50元零用钱。他怕钱在路上丢了，所以总用小手捂着。没想到，这更引人注目，很快在汽车上被小偷发现并偷走。他本来准备去上海，去找出差的父亲，现在没钱上火车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心沿着铁路线走到上海去！

　　可怜的小男孩，连哪条是去上海的铁路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上海离北京有多远，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天黑了，他又渴又饿又困，一头栽在干沟里睡着了。幸亏遇到好心人，他才被送回了家。

　　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他临走前留给母亲的一张字条似乎可以说明一切：“妈妈，我得不了‘双百’，我不上学了。我找爸爸去了。”原来，为了孩子成才，望子成龙的家长把他转入重点小学，并且高价聘请两位家庭老师对他辅导。全家省吃俭用、不看电视，每次考试都要求孩子“得双百”。在最近的一次小考中，因为考得不理想，他被妈妈打了一顿，才有了这一念头。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说到底，这都是“问题家长”造成的。

　　最典型的是，《人民日报》曾经连续刊载了一位女中学生离家出走的4篇文章，分别是她父母写的《望女成凤，凤飞娘痛》、女中学生自己写的《请您们试着了解我——流浪女学生邢建奇给父母的一封信》、记者报导《凤归故里，全家团圆》，以及记者的长篇通讯《凤兮归来——邢建奇出走的前前后后》。这组文章，具体而深刻地描述了家长高压之下所造成的苦果。

　　在记者的长篇通讯《凤兮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邢志文、李培菊四处寻找女儿的一年里，在广州、郑州、武汉等地火车站、派出所，看到的是一摞摞寻找出走学童的照片、启事，也碰到许多像他们一样心急如焚的父母。在去承德的路上，李培菊曾遇到张家口7中的同志，他们在寻找4名离家出走的男生时，路上又听到消息说，该校又有9名女生也在合计出走……据统计，1992年1月3日，仅广州火车站就截下900名9～15岁的学童，其中大多数是弃学闯天下来了。”

　　邢建奇的父母在文章中写道：“孩子出走之后，我们的头脑才清醒过来。在阵阵痛苦中反思对孩子的教育确有不当之处，真是后悔莫及。我们这两个不称职的父母为了寻找出走的女儿，曾两下广州，四去郑州，沿京广线转了几圈，钱花完，苦吃尽。在那拥挤的车厢，在那盛夏伏天的广州，曾几次晕倒。顿足捶胸，欲哭无泪。愿天下父母能……”

　　孩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主要是学习压力过大，家长和老师教育方法不当；父母关系不好，经常迁怒于孩子，孩子忍无可忍；传媒对少年离家去深山老林学艺、青年男女私奔及对流浪生活的赞美，容易引发孩子模仿；加入不良少年团伙，受到团伙的强力胁迫；等等。

　　所有这些，从家长角度看，家长都是职责难逃。有人通过对“问题孩子”的家长进行大量实证考察，发现这些“问题家长”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输不起型、放弃型、懒惰型。

　　①输不起型家长，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生育较晚，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往往把周围孩子的所有优点集合在一起，把它作为孩子的学习目标。显然，这种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②放弃型家长，通常缺乏教育孩子的信心和耐心。一旦孩子逃学或离家出走，就会有“这孩子没救了，还是让他破罐子破摔吧”，以及“就当我没生这个孩子”的想法。有的甚至干脆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一个学期也不去看望一次。

　　③懒惰型家长，通常经商或事业有成，总是强调自己工作忙，对孩子不闻不问。孩子一旦轧上坏道，很容易学坏。

　　作业如山，“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老师”

　　“问题孩子”与“问题学生”两者的身份通常是重叠的。尤其是当今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考试分数看得过重，往往把学习能力较弱、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冠之以“差生”，而决不反思从老师的角度看，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道理比谁都懂：“教学、教学，教学相长。只有善教会学，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可是一到出了“问题”，只会嚷嚷“问题学生”，决不肯承认自己是“问题老师”。

　　而且，即使是“好老师”、“好学校”，似乎也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先进经验。最常见的是“多做多练”；而“多做多练”多到一定程度，就会把孩子压垮，从而使没有“问题”的孩子也变成了“问题孩子”。从这一点上看，说“问题孩子”后面都站着“问题老师”一点也不冤枉。

　　2005年1月15日下午5点，南京市一位家长吃完晚饭后就一边看报、一边陪9岁的女儿做作业。到了晚上11点，女儿揉着眼睛走过来说：“老爸，我现在头昏眼花，大脑一片空白。”

　　父亲听后，便过去查了查女儿的作业，发现还有好几道题没做，便鼓励她说：“再坚持一下，老爸知道你是好样的！”谁知女儿很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这样说，我眼睛疼死了，实在写不下去。”

　　女儿说完，叹了口气，说：“我有个愿望。”父亲忙问，“什么愿望呀？”女儿有点激动地说：“等我长大了，要开一个‘帮人写作业公司’，让所有小朋友都能早点睡觉，活得开心、轻松。”

　　听到这里，父亲心里一阵难过。因为他知道，虽然女儿才上小学3年级，可是每天晚上一回家就开始做作业，每天都要做到深更半夜。每逢考试，更要“加班加点”，有时连晚饭还要端到房里去吃。谁都希望孩子学习好，但是看到她这么辛苦，家长真的很伤心。

　　本书作者也有这样的体会。儿子上初中一年级时，进了全市最好的一所公办学校的“快班”，作业堆积如山，无论班里的“愚公”还是“智叟”，每天挖山不止，可是总也挖不完。儿子每天晚上作业要做到11点。而且，在每天的“家校联系簿”上还不能写这么晚，否则老师就会批上“提高作业效率！”几个字。

　　家长心疼之余，向老师请教对策（只能请教，决不敢提意见），老师说，现在初一就心疼啦？哪到初二、初三呢？果然，到了初二、初三，任课老师争先恐后地给孩子压作业。道理很简单，哪门功课学生练得多，将来的考试分数就一定高。

　　苦就苦了那些孩子，为了提高“产量”，“质量”也就顾不得了。也苦了家长，除了给孩子增加营养、一同受罪外，简直无计可施。你既不能叫孩子“作业别做了，睡觉去吧”，也没让孩子退学的胆量！

　　班里有位作业做得最晚的孩子，每天都要做到凌晨2点，久而久之，吃不消了，日以继夜打瞌睡。硬着头皮坚持了一年，初二时托关系转到另一所学校，哪知“才出虎口又入狼窝”，新学校更苦。那里的老师认为，他们的学生基础差，更要“多做多练”才能迎头赶上，在中考中取得好成绩！

　　呜呼，有这样的“问题老师”，孩子没“问题”才怪！

　　谎话连篇，“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社会”

　　说谎，也是“问题孩子”的一大特征。有的孩子年纪不大，可是满嘴谎言，已经到了“不说谎话就活不下去”的地步，“技艺高超”到家长和老师根本就无法识别。

　　一位初中生在班上是出了名的淘气包，老师和同学对他都刮目相看。可是从上个月起，大家不那么讨厌他了，更多的是同情——在迎接期末考试的那次家长会上，他的位置是空的——他痛苦地说，他的父母离婚了，母亲去了外地，父亲每天要很晚才回家。

　　一个月后，他的谎言终于被揭穿。原来，他的父亲下班后到学校接他来了。大家这才得知，他的父母根本没有离婚，母亲也没有去外地，而且他还每天吃着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呢！

　　另一位初二女生，因为沉溺于电脑网吧，为了能痛痛快快地上网聊天，她对老师说，由于老家的奶奶病危，他们全家都要回老家去。第二天，她就拿着空白的作业纸，骗取了父亲的签名，写成请假条交给老师。在家里，她每天向父母要5元早饭钱，上课时间就泡在网吧里聊天，直到一个多月后谎话被揭穿。

　　在目前的中小学生身上，说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两个事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或者为了不让家长知道自己的成绩而说谎的。

　　说谎的普遍性表明，不仅“问题孩子”说谎，就连家长和老师眼里公认的“好孩子”，也会通过说违心话骗取老师和家长的好感。

　　一位班主任因为重感冒请了一个星期假，上班后第一次与班里的学生见面，学习委员就很亲热地跑过来问长问短。一句“您这一个星期没来，我都想死您了”，让老师感到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啊，对学习委员的印象也更好了。

　　一次无意之中，这位班主任在走廊转角处听学习委员正在对另一名学生传授经验：“老师噼，现在就吃这一套。他们不会在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只要能和老师搞好关系，说点违心话怕什么！”

　　家长从小就对孩子说，说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可是，当每个孩子都说谎的时候，还能怪孩子吗？

　　请想一想，有权有势的家长，没去上几天课，用支票付了几万元学费，就能如期领到硕士、博士文凭；孩子学习成绩不好，领导一张批条或重金行贿就能进好学校；为了应付有关部门验收，老师要学生“配合”学校集体舞弊、蒙混过关；老师备课不认真，可是对班里每位学生家长在什么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却背得滚瓜烂熟……所有这些，孩子不都看在眼里吗！

　　从这一点上来看，谎话连篇的孩子背后有一个“问题社会”。孩子每天生活在社会的大染缸里，家长、老师不检点，惟独要求孩子“出污泥而不染”，可能吗？不但如此，孩子的智商越高，说谎还越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