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力大将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一个仰天长叹的曾国藩。

　　曾国藩及其湘军退守江西后，虽咬牙坚持，困兽犹斗，但胜败参差，始终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清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八日，太平军分成几股打进江西境内，攻陷了义州，南昌城闻讯赶紧戒严。义州失守，受到关联的不仅仅是一个南昌，就连湖南“亦有东顾之忧”。因为义州与湖南平江、浏阳近在咫尺，太平军有从“此路窥伺长沙”之想。

　　曾国藩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消除义州这个心腹之患，那么三面受敌的湖南就“万难支持”了。虽然调罗泽南急赴义州进剿，但能不能“急急克复”，“以绝两省腹心之患”，曾国藩的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只能慨叹：“大乱之弭，岂尽由人力，亦苍苍者有以主之耳！”[5]

　　形势不容乐观，曾国藩不能不有所作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派水师出击徐家埠，并委派知县李锟带领陆勇协同作战，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获得小胜。水师本欲乘胜拿下卡壩、梅家洲，却出师不利，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黯然收场。与此同时，塔齐布的陆营倒是比较顺利，在新坝击溃太平军，获得胜利。

　　就在曾国藩于江西苦苦挣扎之时，湖北局势骤然恶化。湖广总督杨霈兵败德安府，逃奔襄阳。咸丰帝一怒之下，将杨霈革了职。

　　对于杨霈的结局，曾国藩颇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就看出杨霈难得善终。不用说别的，就看杨霈手下的那些鄂勇一触即溃、趁乱抢劫粮台的恶行，就知道他必败无疑。《曾国藩年谱》就记曰：“鄂军在德安者屡败不振。”曾国藩甚至曾直接上奏咸丰帝说：“湖北兵勇不可复用。”

　　罗泽南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先后击败梁口、乾坑、鳌岭、鸡鸣山等地的太平军，于同月十六日收复义州；萧捷三率水师击败太平军于鞋山；李元度破太平军于徐家埠，形势出现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湖南提督塔齐布赶到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晤，共商“破贼”大计。两个人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未谋面了。生逢乱世，凶险难测，好友之间更多的只能是彼此的惦念，能够见上一面实属不易，不免感慨良多，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但身为将帅，曾国藩与塔齐布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两个人感叹叙情，而是把注意力专注于眼下的战事。可一谈到战事不顺，就不能不使两个人感到窝心，曾国藩曾言：“言及顿兵江境，劳师靡饷，上负主恩，下失民望，两人惭愤交集，哽咽难言。”[6]

　　对湘军来说，眼下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浔城。因为太平军飘忽不定，驻守浔城的太平军忽多忽少，如果让塔齐布“分剿他处，则恐大营单薄，反为逆贼所乘；若令聚一处，则五千之众，久无成功，日对坚城，徒深胶着”[7]。而问题是，如果湖口的水师没有陆军的掩护，彼此“俱不可能得手”。奉命出击义宁的罗泽南能不能及时返回湖口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迫使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思所变计，以求有济于大局”[8]。

　　在纠结于浔城未破，而“顿兵已久，愤恨同深”的时候，曾国藩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现在“宜移师东渡，会剿湖口，扫**东流建德一带，长驱直下，期与下游芜湖之师会合”[9]。

　　塔齐布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思仍然坚持要打下浔城。他觉得自六月以来，湘军“攻城之具，增置完备，七月以内，即行大举攻剿，誓当力破此城，以雪积愤”[10]。如果拿不下浔城，七月底再移师东渡也不晚。

　　曾国藩采纳了塔齐布的意见。两个人还议定，曾国藩派三千平江勇攻打湖口，约定在七月十五以后，“两城同攻，水陆并进”，一举拿下如鲠在喉的浔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刚刚还在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商攻剿之策”的塔齐布，竟然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卒于军”中。

　　九江陆营专弁飞报曾国藩说，七月十八日辰时，塔齐布命令部队出营，向浔城发起攻击。可塔齐布人还没等出营，“陡患气脱之症，昏迷不醒”，竟然在两个时辰之后辞世了。

　　闻此噩耗，犹如一记晴空霹雳，使曾国藩“不胜悲愣”。

　　失去这员不可暂离须臾的股肱悍将，曾国藩悲痛欲绝自不待言，还于次日急赴九江，亲自料理塔齐布的丧事，并安抚营众。

　　塔齐布之死，令曾国藩仰天长叹，无限痛惜地奏报咸丰帝说，塔齐布身殁，“不独臣军失此名将，大损声威；即东南众望所摧，亦均恃为长城之倚”[11]，并高度肯定塔齐布的功绩。

　　曾国藩说，塔齐布每次作战均一马当先，而命令兵勇跟随在他的后面，“不令出己之前”。如果别的营盘出现了危机，塔齐布就会毫不犹豫地“跃马驰往救援”。每次临战，塔齐布都会在不让其他将士知晓的情况下，单人独骑“相度战地，及察看贼营情形”。塔齐布曾屡次被太平军“狙伺追逼”而身陷险境，但塔齐布均能以弥天大勇，“从容御之”。曾国藩曾“迭次劝阻”塔齐布，身为主将，不应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屡次赴险。其他的将士也天天“谏止”。而塔齐布“气吞凶逆，不为怯惧”。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慨叹，塔齐布“屡濒危险”而“得免于难”，是因为“常有奇缘”，有老天庇佑。

　　曾国藩举出了几个塔齐布深陷危境而终能化险为夷的例子。比如湘潭之战，塔齐布遭到太平军的围攻，他竟然“纵马越墙得脱”；在崇阳、黄梅战役中，塔齐布虽然两次负伤，但“均以麾下易马扶去得脱”；小池口之战，大批的太平军甚至抓住了塔齐布的马尾巴，塔齐布临危不惧，“挥刀砍之”，“卒能纵横冲突，转败为功”，就连太平军众将士都“惊以为神”。上述这些令别人听来胆寒的经历，在塔齐布那里却像是家常便饭，往往“雍容恬退”。

　　曾国藩认为塔齐布不仅作战神勇无敌，而且“宅心仁厚”，爱兵如子。比如，他把自己所得的薪水银两，全部拿去犒赏了士卒；经常与兵勇们“絮语家事”，“亲如父子”。塔齐布不但对自己的兵勇爱护有加，就是对失去战斗能力的敌军也仁慈相待。在洪山之战中，大批的太平军被围逼溺水，其中有很多士卒是未成年的孩子。塔齐布一见不由大哭。遂命令“不杀幼孩”，并救起数百人，全部发给盘缠遣回原籍。

　　塔齐布以治军严明著称，尤其是不允许兵勇“骚扰民间”。如果谁要敢违反，“秋毫必罚”。塔齐布的所作所为，堪称湘军的典范。

　　塔齐布之死，不独使曾国藩心肺痛彻，而且“军士、百姓，同声悲泣”，“远近官绅，并深惊悼”。

　　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交部从优议叙”塔齐布，并“吁恳天恩”，准予在塔齐布“为功甚钜”的湖南长沙建立专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正当曾国藩因失去塔齐布而久久不能自持，料理善后之时，同月二十四日再传噩耗：水师营官游击衔、湖南都司萧捷三阵亡。萧捷三就是突入湖口而被困在鄱阳湖的那位“忠份内蕴”的骁将。曾国藩又急忙赶回青山水师大营，安抚那里的水师。

　　这是一个阴霾重重、祸不单行的七月。连失塔齐布、萧捷三两员悍将，使曾国藩痛心疾首，深陷愁苦而难以自拔。然而战局胶着，胜负难料，所以又不能不强打精神勉力支撑。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令曾国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但让曾国藩稍感心安的是，在罗泽南等诸将的努力下，江西的局势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先是罗泽南于七月十五、十六日“迭次大胜”、克复义宁。义宁“居万山之中形势险阻”，且“地连湖北湖南”，“一隅不靖，三省戒严”。所以，罗泽南拿下义宁，关系到“数省大局”，曾国藩认为罗泽南“为功甚伟”。接着，湘军水陆大军协同作战，兵发湖口，亦“累获胜仗”，“已和县城，湖内贼船焚烧将尽”。

　　然而，江西的局面，并没有因湘军获得几次小规模的胜利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太平军的拼杀始终陷于胶着状态。被困江西、“无能补益全局”的曾国藩，殚精竭虑，“用心尤甚”，苦思破局之策，其他众将也在积极思考，渴望打破眼下的僵局。其中，湘军大将罗泽南就是一位典型代表。罗泽南上书曾国藩，阐述自己的观点。

　　罗泽南认为，影响东南大势的关键在于武昌，能够得到武昌，就可以控制江西、安徽，尤其是江西也就有了“屏蔽”。

　　如果像目前这样继续株守江西，“如坐瓮中”，虽然每天与太平军殊死拼杀，但“无益大局”。请求率部由义宁起兵，进攻崇阳、通城，从而“进援武昌”，“引军东下，以取建瓴之势”。而后，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可通，进攻九江，始有把握”。现在，只要留下周凤山一支部队驻守江西“以缀贼势”，必须等到克复武昌之时，大军才能“全注九江”，到那个时候，“东南大局乃有转机”。

　　罗泽南讲得头头是道，曾国藩“深韪其言”——非常认可他的意见。

　　湘军兵发湖口，再次试图攻取太平军“坚拒”的下钟山营垒，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水师也在攻击梅家洲时惨遭大败。这令曾国藩和湘军很郁闷。

　　兵机不顺，罗泽南坐不住了。

　　七月二十九日，罗泽南单人独骑，驱程六百余里至南康大营，当面向曾国藩进言，指出目前战事的利弊，继续阐述自己的破局之策。

　　其实，在江西的太平军势力并不大，仅仅就坚守在九江、湖口两城和梅家洲、下钟山两座营垒。然而，由于这些城池、营垒“坚踞不可攻”，所以湘军久攻不下，被迟滞在江西而不能自拔。

　　罗泽南强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驻扎在湖口的水陆大军“但当坚守”，不应该屡次主动发动攻击，以“顿兵损威”，尤其是水师更不应该轻举妄动，“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

　　曾国藩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并从九江大营抽调了一千五百人交给罗泽南，会同罗泽南原有的三千五六百兵勇共计五千兵勇，由义宁开始了“进剿”之路。

　　罗泽南赶至南康献策之时，正巧刘蓉也在那里。

　　对局势心知肚明的刘蓉对曾国藩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12]

　　刘蓉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曾国藩转战疆场，所依赖的就是塔齐布、罗泽南两位大将。现在塔齐布已经亡故了，就剩下一个罗泽南。如果再放走了罗泽南，一旦有什么变故，还能指望谁呢？

　　刘蓉的问题，直接触到了曾国藩的软肋。

　　对于罗泽南的进言，曾国藩与刘蓉的想法基本一致。

　　早在罗泽南没有克复义宁之前，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如义宁能攻破，恐罗山（泽南）须回湖南保全乡梓，则此间又少一枝劲旅矣”。而眼下的局势，又让曾国藩无法拒绝罗泽南的建议。

　　曾国藩咬着牙对刘蓉说：“吾固知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13]

　　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很无奈，支持罗泽南远征，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下不利的战局，其实也是拿死马当活马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刘蓉与郭嵩焘一起与罗泽南话别。

　　刘蓉对罗泽南说，江西现在三面“距贼”，如果你的部队再走了，江西“必不能支”，你有什么主意？

　　罗泽南回答道，曾公所率领的水师“幸还能自立”，只能留下曾公一个人在江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郭嵩焘说，曾公所考虑的是“有益于天下大局”，他把自己的安危看得轻如鸿毛，他这样做，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罗泽南感慨地说，如果老天爷没有抛弃大清的话，“此老必不死”。

　　三个人相与叹息而别，既无奈又悲切。

　　这边刚刚按下了葫芦，那边又起来了瓢。

　　江西的形势尚未好转，湖南又传来噩讯。太平军大举进攻湖南，致使湖南“四境皆有贼氛”，而且已经攻陷了郴州，“逆焰尤盛”。

　　湖南巡抚骆秉章急了，急忙奏调罗泽南返湘回剿。

　　罗泽南业已踏上南征之路。曾国藩希望罗泽南能够旗开得胜，实现“由崇、通以捣武汉”的战略构想。如果顺利的话，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裨于大局”，而且还可以“保全乡梓”。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开赴南康已经五个月了，而久久“不能打出湖口，仅能保全江西，无能补益全局”，不禁“胶着难名”。

　　塔齐布死了，萧捷三亡了，罗泽南走了，现在的江西，就只剩下曾国藩孤家寡人老哥儿一个。“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14]。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曾国藩只好也只能一个人来面对所发生的一切风暴雷霆。

　　曾国藩的癣疾又犯了，“身无完肤，夜不成寐”，而且越来越严重。